在《笑傲江湖》中，金庸為讀者塑造了幾個喪失了人性的大惡人。魔教新教主東方不敗與老教主任我行為爭奪教主之位而展開的殘酷廝殺；青城派鬆風觀觀主餘滄海，為奪取《辟邪劍譜》練成絕世武功而稱霸武林，竟以殘酷手段殺光林震南一家和全部鏢師；五嶽劍派聯盟盟主、嵩山派掌門左冷禪妄圖吞並其他四派，進而一統江湖，采取了一係列挑撥離間、殘殺同門等卑鄙無恥的手段。尤其是對嶽不群的刻畫更是入木三分。華山派掌門嶽不群，人稱“君子劍”，在江湖中俠名遠播，其實卻是個偽君子、野心家、權力欲狂。他擅長偽裝，連妻子、女兒、徒弟們都不知道他的真麵目。他為了得到林家的《辟邪劍譜》，一統江湖，竟不惜栽贓陷害自己的徒弟令狐衝，將親生女兒嶽靈姍也作為實現他野心的工具和犧牲品。一切天良泯滅、人性喪失的卑鄙手段，都使用出來了。
江湖中的惡人也有善心，也有可愛之處。《神雕俠侶》中的女魔頭李莫愁，以毒掌毒針為禍江湖，濫殺無辜，甚至雞犬不留，她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昔日情場失意而變態。她時常唱那首“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其情其景十分哀婉感人。她搶到郭靖尚在繈褓中的女兒，用來要挾小龍女等人。可後來反倒對郭襄產生了母女之情，千方百計為其找奶吃。《射雕英雄傳》中的西毒歐陽鋒，為人凶惡陰險，為正道人士所不齒。然而他卻信守諾言保持一派宗師的風範，在鐵槍廟中，放過了江南七怪之首的柯鎮惡。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射雕英雄傳》中被尊為“南帝”的段王爺，因不忍一時之憤，不肯用一陽指救活他的愛妃英姑與周伯通的私生子，而入空門，自責終生；而老頑童周伯通也因此一念之差，終生無顏麵見英姑，偶一相遇，便也立即逃之夭夭，可見他愧悔之情，是何等之深。
在眾多江湖女性形象之中，黃蓉的形象最為突出，讀者也最喜愛。然而由於黃蓉鄙視楊康，而遷怒其遺腹子楊過，與其夫郭靖百般關心、嗬護楊過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射雕英雄傳》中的九指神丐洪七公說：“老叫化一生殺過二百三十一人，可從未殺過一個好人。”而古龍筆下“流氓中的佳公子，強盜中的元帥”楚留香，雖身經百戰，卻從未殺過一人。他說：“世上沒有一個人有權利去奪取別人的生命。”同是譽滿江湖的大俠，對是否應該殺人，卻持有截然相反的態度。
也許這些三教九流的江湖人物，他們並不懂得什麼是性惡論、性善論；什麼是人性的異化和人性的複歸。他們隻是按照自己的人生哲學及行為準則行事。在江湖世界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的大哭大歌中，有的靈魂得以淨化升華，有的則變得更加卑鄙齷齪。這些藝術形象，遠比哲學家的抽象歸納更為生動。寫出了與現實人生息息相通的人性的深度，在刀光劍影的格殺中，給讀者留下了諸多耐人尋味的哲理。
武俠小說是現實生活的反映
我們在讀武俠小說時，常常在不知不覺中，將書中故事人物的善惡行為等諸多內容同現實生活聯係起來，進行類比和思索。這一現象正說明了武俠小說與現實社會生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
作為觀念形態的文學，是以反映社會生活、表達作家思想感情為目的的語言藝術，是社會生活在作家頭腦中反映的產物。因而一切文學作品總是滲透著作者的政治見解和感受，武俠小說也不例外。盡管武俠小說表現的是一個神秘的、超現實的、以真善美與假惡醜鬥爭為內容，充滿著刀光劍影、生死立判的江湖世界。但這隻是武俠小說藝術的外在的個性。現實社會生活本來就充滿著正義與邪惡的鬥爭，隻是采取鬥爭的方式各異罷了。
解放前的許多武俠小說，如《俠義英雄傳》、《江湖奇俠傳》、《荒江女俠》等書，近些年內地作家創作的《白衣女俠》、《醉鬼張三》、《上海灘恩仇記》、《八卦掌傳奇》等武俠小說，作家均以反帝、反封建為主題，以激勵民族精神為目的，歌頌了武師、俠士們的民族氣節和愛國主義情操。起初而又深刻地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舊中國的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從多方麵反映了中國近代的社會生活。
在港、台新武俠小說、梁羽生的《鳴鏑風雲錄》中描寫的是，在金國已占領北方大片領土的形勢下，以北方綠林盟主蓬萊魔女柳清瑤為首的抗金義軍，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同入侵者及其漢奸走狗，開展了一係列艱苦卓絕的武裝鬥爭。在南方則以武林盟主鐵筆書生文逸凡為中心，爭取和團結南宋主戰派官兵，積極組織發展抗金武裝，同賣國投降派進行各種形式的鬥爭。這多麼像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啊！尤其是作者借書中人物之口，悲憤地說道：“你還未知道呢！朝廷隻是畏懼外敵，隻圖苟安，對民間的武力、抗敵的義軍，朝廷要把他們當作盜賊來剿呢！”難怪台灣國民黨當局，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嚴格禁止這類作品在台灣出版發行。
在港、台多部武俠小說中，有描寫日本武士高手，更名改姓，潛入中國，與邪教魔頭沆瀣一氣，在中原武林為非作歹，掀起陣陣血雨腥風，妄圖獨霸武林；更有的描寫日本武士，經過多年策劃，慘淡經營，在篡奪了皇宮大內錦衣衛領導權之後，陰謀與日本埋伏在海上的武裝力量，裏應外合，一舉奪取中國政權。這些情節、事件、人物固然都是作家虛構的。問題是作家為什麼要精心構思，偏偏編造這些故事，而不是別的什麼故事呢？顯然這與我們幾十年來一貫譴責日本政治右傾化，警惕日本複活軍國主義是一脈相承的。
文學是寫人的。武俠小說的作者，尤其是金庸、梁羽生、古龍等名家，善於在正義與邪惡的廝殺中，將友誼、愛情，為善為惡等人性中情感揉和在一起，塑造出眾多個性鮮明的藝術形象，仿佛給讀者設立了諸多類型人物的標本，使我們很自然地將現實社會的正義與邪惡、廉潔與腐敗等複雜社會現象，形形色色的人物行為，與之進行類比和思索，給讀者以啟迪和哲思。武俠小說自然也就起到了警世、喻世、醒世的作用。
武俠小說的發展與提高
作為我國特有的一種文學形式，武俠小說已有千餘年的曆史。宏觀世界是我國民族文化遺產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並已成為發揚武俠精神、弘揚優秀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在經濟、文化高速發展的今天，武俠小說必將按照自身發展規律，與民族文化建設同步發展提高，這是毋庸置疑的。更何況各個階層的廣大讀者，我們的社會生活乃至武俠小說本身，都需要武俠小說的發展提高。
長期以來，武俠小說就有著千千萬萬個癡迷的讀者。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古今中外任何一種文學作品都無法與武俠小說，尤其是金庸、梁羽生等名家寫的武俠小說所擁有的讀者群相比。然而，隨著欣賞水平的提高，讀者們對當前武俠小說創作中的公式化、庸俗化、題材和技法的陳舊等通病，已頗感厭煩。他們迫切希望能將時代精神、現實題材和推陳出新的藝術手法，注入到武俠小說的創作中去，使其隨著時代的進步，有新的發展和提高。
我們的社會生活也需要武俠小說的進一步發展。早在150年前，龔自珍就曾發出過“吟到恩仇心事湧，江湖俠骨恐無多”的感慨。在現實生活中，很多人感歎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確，在街頭路旁，不乏上百人袖手旁觀流氓、扒手作惡，卻無一個俠肝義膽、見義勇為人人，正不壓邪的怪現象發生了。還有什麼能比這更危害到我們的社會環境，我們周圍的生活呢？因此，武俠小說中提倡的愛國主義，歌頌的民族精神，以及懲惡揚善、除暴安良，崇尚了幾個世紀的舍己為人的英雄主義，恰恰也是我們今天大力提倡和呼喚的時代精神。
作為武俠小說本身，也確實到了應該進一步發展與提高的時候了，著名的武俠小說作家，被稱為“怪才”的古龍，對此有過一段精辟的剖析：“武俠小說有時的確寫得太荒唐無稽、鮮血淋漓，卻忘了隻有人性才是每本小說中都不能缺少的……這十幾年出版的武俠小說已算出有幾千幾百種，有的故事簡直已成為老套，成為公式化，老資格的讀者隻要看開頭，就可以猜到結局。所以武俠小說的作者，若想提高武俠小說的地位，就得變；若想提高讀者的興趣，也得變。”
的確，武俠小說的發展與提高，也離不開外部社會環境，主要是要確立武俠小說在文學史和小說史上的地位，並且要加強對武俠小說的理論研究和討論，開展重點作品評介。另一方麵，還要按照1987年3月8日國務院簽發的《印刷業管理條例》加強對武俠小說印刷出版的管理，避免讓那些用粗俗的語言，庸俗的情節拚湊起來的所謂武俠小說以及大量似是而非的偽作、印刷拙劣的盜版流向社會。正是這些東西，敗壞了武俠小說的名聲，也損害了真正的武俠小說作家和廣大讀者的利益，從很大程度上，妨礙了武俠小說的健康發展。
《撫順工人報》1997年4月～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