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俠精神早在先秦就開始形成了。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割據稱雄，整個社會處於急劇的變動之中，這就為形形色色的江湖俠士提供了英雄用武之地。《左傳》、《國語》、《戰國策》等先秦典籍記載了大量具有武俠精神的曆史事件和俠士人物：漆身吞炭，毀軀刺敵，義報故主的豫讓；濟困扶危，千裏解宋圍的墨翟；易水送別，悲歌一曲而入強秦的荊軻；椎殺晉鄙，計奪虎符的魏公子無忌；以築擊秦王的瞽者高漸離；嗬斥聲中，挺劍而起，令秦王驚恐萬狀，隻得長跪而謝的唐雎；排憂解難，消弭兵禍的魯仲連……這些俠義之士或沉毅勇決，慷慨赴義；或傲視王侯，不畏強暴；或功成身退，一無所取。他們的故事載入史冊，後人緬懷他們說：“其人雖已歿，千載有餘情。”
正是被這種武俠精神所感動，加之兩漢時期，遊俠之風又有了新的發展，使得太史公司馬遷在《史記》中的《遊俠列傳》、《刺客列傳》、《荊軻列傳》、《魯仲連列傳》、《信陵君列傳》等篇章中，懷著強烈的感情，記述了自戰國以來江湖俠士、風塵異人的故事，熱情歌頌了他們的武俠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並稱讚道：“要以功見信，俠客之義，何可少哉！”開創了古代武俠作品的先河，為武俠精神作了定位。
從唐宋傳奇、話本，明代白話小說，到清公案、俠義小說，直至演變到現在的武俠小說，都無不繼承和發展了這一悠久的傳統，它的根深深紮在流傳千載的武俠精神之中。武俠小說所宣揚的武俠精神，正好契合人們崇尚俠義的心理，使普通讀者也有機會遨遊於撲朔迷離、刀光劍影的武俠天地之中。離奇曲折的情節。神秘莫測的武功，明知這些都是超現實的，卻都為讀者所接受，在精神世界中享受人生的驚心動魄和豪俠氣概，享受夢寐以求的“道德法庭”成為大快人心的現實。
今天的武俠小說之所以能夠成為一朵大放異彩的奇葩，是因為它植根於是武俠精神的土壤之上，這也是武俠小說深入人心的根本原因。當然，武俠精神的某些內容，也有著諸多的負效應，這是不言自明的。
武俠小說崛起的社會原因
一般說來，由於人們的生活經曆、文化素質、欣賞水平和審美情趣等方麵存在著很大差異，決定了通俗文學和純文學擁有各自不同的讀者群，這是一個很自然的社會文化現象，沒有人會為此而大驚小怪。可是，武俠小說卻是個例外。武俠小說的讀者，是一個具有多元文化層次的複合群體。不僅職工、學生、農民、機關幹部等不同階層的人愛讀武俠小說，就連知識界、社會名流也不乏樂此不疲者。錢鍾書、楊振寧、胡榮華等人愛讀武俠小說的消息早已見諸報端，著名雜文作家聶紺弩狂迷武俠，並曾有詩贈梁羽生：“酒不醉人人怎醉，書曾愚我我原愚。”在知識界曾流傳“開篇不談金、梁、古，讀盡詩書也枉然”的趣聞。武俠小說讀者群如此龐大，是有著極其複雜的社會原因的。
新中國成立後的三十年，我們總是把文藝的階級性、為政治服務、塑造高大全式英雄人物的教育功能，強調到不適當的程度。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將“三突出”創作原則奉為金科玉律，乃至反對文藝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武俠小說的崛起就在情理之中了。
粉碎“四人幫”以來，由於受曆史和現實諸多因素的影響，文學的發展很不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也滿足不了讀者的需求。武俠小說雖然遭禁20多年，但在社會上的影響依然沒有消失。解放前的一大批武俠小說如《三俠劍》、《童林傳》、《大八義》、《蜀山劍俠傳》、《十二金錢鏢》等書，人們依然記得書中的典型人物和一些有趣的情節，這些還時常成為人們談天說地的話題，甚至許多書還在半公開地傳閱。這些小說的重印再版，尤其是以金庸、梁羽生、古龍為主的新派武俠小說的出版發行，自然受到讀者熱烈的歡迎。
改革開放以後，人們逐漸從傳統觀念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思想觀念及價值取向等意識形態領域都發生了深刻變化，思維已無定勢可言。新舊觀念不斷的衝擊和碰撞，使人們在現實生活中，必然會遇到許多令人煩惱和憤慨的不平之事。這些普通人既無煉石之術，又無補天之能，隻能處於憤恨和抑鬱之中。但他們終於在武俠小說真善美戰勝假惡醜的鬥爭中，驚喜地找到了一條痛快淋漓的宣泄渠道，使失衡的心理得到了平衡。
人們還從武俠小說中那些神功怪招、劇毒仙丹、秘籍寶藏以及異人靈禽等曲折離奇、快意恩仇的故事情節中，獲得了好奇心的滿足，精神上得到消遣和歡愉。真可謂一篇武俠在手，可收萬慮皆消之效。
武俠小說中的愛國主義思想
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華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力量源泉。因此成為包括武俠小說在內的很多文學作品謳歌的主題。
近些年內地作家創作出版或重印的許多武俠小說，可說是形象的愛國主義教材。一是書中的主人公，如張長禎、韓慕俠、董海川、霍元甲、大刀王五、燕子李三等人在曆史上都實有其人，他們的愛國主義行為，行俠仗義的事跡，早在社會上傳頌了。作者寫的雖然是小說，卻有著紀實、傳記的性質；二是作者大都是以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都市為背景，以民族矛盾為主線來展開故事情節、挖掘和表現人物的心態和作品的思想內涵的，愛國主義思想十分鮮明生動。
謳歌愛國主義思想，塑造愛國主義英雄人物，在港台的優秀武俠小說中，也有突出的表現。試以梁羽生的《鳴鏑風雲錄》和金庸的《射雕英雄傳》這兩部長篇武俠小說為例，略加分析。
公元1127年，金兵攻破汴京，擄徽、欽二帝北去。宋被迫遷都臨安（今杭州）。形成了南北對峙的局麵。以宋高宗趙構為首的投降派，大肆貶斥抗戰派的文臣武將，先是殺害了抗金元帥嶽飛，解散了嶽家軍，後又以卑鄙手段殺害了力主抗金的平章軍國事（位在宰相之上）韓侂胄，並將人頭送往金國，搖尾乞和，並不遺餘力地鎮壓各地的抗金義軍。公元1234年，蒙古與南宋聯合滅金後，揮師南下，直逼南宋王朝。這兩部武俠小說，就是以這段曆史為主線，通過曲折離奇、生動有趣的故事情節，來展現武林兒女、江湖俠士的愛國主義情懷和風采的。
《在鳴鏑風雲錄》中，作者具體描寫了在金國統治下的北方，以北方綠林盟主“蓬萊魔女”柳清瑤為首的抗金義軍，聯合琅琊山寨主屠鳳，爭取團結了海沙幫等五大幫派，化解了與東方島主官昭文的恩怨，與賣身投靠金廷的西門牧野、朱九穆為頭子的武林敗類，及其主子完顏長之展開的一係列驚心動魄、舍生忘死的的鬥爭。在南方則以武林盟主鐵筆書生文逸凡為中心，團結武林同道和南宋主戰派官兵，積極組織發展義軍，同賣國投降的各種勢力，展開了頑強的鬥爭。南北武林人士遙相呼應，共商抗金大計，堅持不懈地開展抗金鬥爭。
如果說《鳴鏑風雲錄》謳歌的是江湖兒女、武林群雄的愛國主義英雄群像的話，那麼，《射雕英雄傳》則突出了大俠郭靖的愛國主義情操和英雄業績。郭靖本是在蒙古大汗鐵木真撫養下長大成人的，並獲得金刀駙馬的尊榮。他對大汗自然產生一種感恩、依戀之情。可是，當他知道大汗要舉兵侵宋之後，毅然交還金刀，辭別大汗回到南宋，以保境安民，抗擊蒙軍為己任，率領軍民，固守襄陽長達幾十年之久。最後，他與黃蓉一同戰死，可謂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民族英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梁羽生的《鳴鏑風雲錄》等多部作品中出現的重要人物——金國王爺、武林天驕檀羽衝，不僅堅決反對和決不參與金國侵宋的一切活動，而且還與中原武林同道，共同對付金國權臣完顏長之。《天龍八部》中的蕭峰（喬峰），作為成長在中原的武林俠士，若坐視遼軍南侵，是為不仁不義，而作為契丹人，逼迫大遼國君撤軍，是為不忠。隻好不惜一死，以謝遼、宋。檀羽衝、喬峰身上所體現的愛國主義思想和偉大的人類之愛已經遠遠超越了狹隘的民族性，豐富和深化了愛國主義的蘊涵，令人可欽可敬。
新武俠小說中的人性
我們通常將20世紀初至四十年代的武俠小說，稱之為“舊武俠小說”。這是因為：一是這個時期的作品，距離我們比較久遠，嚴格說來屬於近代文學史範疇；二是這個時期的武俠小說，總體文學水平不高，基本上是以舊的道德觀念和文學觀念為指導，隻注重故事情節，而不注重刻畫人物，塑造藝術形象。“新武俠小說”，是指從五十年代至今，崛起於港台和內地的武俠小說，以金庸、梁羽生、古龍等人的作品為代表作。其思想價值和藝術價值都遠遠超過了舊武俠小說，從而也大大提高了它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新武俠小說在精心編織曲折離奇情節的同時，尤為注重刻畫人物，揭示人物的內心世界。在虛幻的超現實的武俠世界中去表現人性，表現對社會現實的強烈觀感和總結曆史興衰經驗。他們在刻畫人物上脫出大奸大惡、正與邪的簡單公式，塑造了一批亦正亦邪、亦俠亦盜的武林高手，並通過社會經曆來表現人物的內心世界的衝突與轉變。揭示人物心靈運行的軌跡。古龍說：“隻有人性才是每本小說中都不能缺少的。”從而使這些優秀武俠小說，在刀光劍影的拚殺中，留給讀者許多耐人尋味的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