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幾年前的一個寒冷的冬日，我在街上偶然拾到一個錢包。裏麵除了3美元和一張看似好多年前的皺巴巴的信外，沒有任何可以證明主人身份的東西。破舊的信封上，隻有寄信人的地址還依稀可辨。我打開信，看到它寫於1944年——60年前啊。我仔細讀了一遍，希望能從中找出一些錢包主人的線索。這是一封絕交信，娟秀的字體告訴收信人邁克爾，她的母親不準他們再見麵。但不管怎樣，她會永遠愛他，署名是漢娜。
這是一封措辭優美的信，除了邁克爾這個名字外，信中沒有其他可以識別失主的信息。或許谘詢處的接線員能夠按照信封上的地址查到電話號碼。“您好，接線員！我有一個特殊的請求，我拾到一個錢包，正在努力尋找失主。錢包裏隻有一封信，您能否幫我按照信上的地址查到電話號碼呢？”接線員把電話轉到了主管處，主管說那個地址的電話雖然找得到，但是她不能告訴我號碼。
但是，她說可以替我打電話問一下情況，若對方同意，她再和我聯係。幾分鍾後她回了電話：“有位女士要和你講話。”我問這位女士是否認識漢娜。“哦，當然認得！我們30年前買了漢娜家的房子。”“那您知道他們現在住哪兒嗎？”我問。“幾年前，漢娜不得已把她媽媽送去了養老院，那兒或許有人能提供一些漢娜的線索。”這位女士告訴了我這個養老院的名字。
我打電話給養老院，得知漢娜的母親已經過世。接電話的女士又提供給我一個地址。她說漢娜也許會在那兒。我撥通了電話，接電話的女十說漢娜本人也住在養老院，並給了我號碼。我打過去，主任告訴我說：“對，漢娜是在我們這兒。”我問是否可以去看她，這時已快晚上10點了。他說她可能睡了。“不過你可以來試試，沒準兒她在休息室看電視呢！”主任和保安在養老院的門口等候我。
我們一起上三樓，見到了護理員。她說漢娜確實還在看電視。我們走進休息室。漢娜是一位和藹可親的白發老人，她麵帶微笑，友好地看著我。我把拾到錢包的事告訴了她，並把那封信拿給她看。
看到信時，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年輕人，”她說，“這是我寫給邁克爾的最後一封信。”她凝視了一會兒，憂鬱地說：“我非常愛他，但那時我隻有16歲，媽媽認為我太小。他長得很帥，酷似演員肖恩·康奈利。”我們都笑了。
主任出去了，隻剩下我們兩個人在屋裏。“他叫邁克爾·戈爾茨坦。如果你找到他，就請告訴他，我仍然非常掛念他，至今都沒結婚。”她微笑著，淚水卻奪眶而出。“我甚至想，根本沒有人能配得上他……”與漢娜道過別，我乘電梯下了樓。
到門口時，保安問我：“那位老婦人能幫你什麼忙嗎？”我說她給了我些提示。“至少她告訴了我失主的名字。但是我不可能繼續追查下去了。”我說我幾乎整整一天都在尋找錢包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