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過隨便想到一件小事。但，即此一端，你也就可以原諒我嚇得不敢開口之情有可原了罷。我知道你是不希望我做醉蝦的。我再鬥下去，也許會“身心交病”。然而“身心交病”，又會被人嘲笑的。自然，這些都不要緊。但我何苦呢，做醉蝦？
不過我這回最僥幸的旭終於沒有被做成為共產黨。曾經有一位青年，想以獨秀辦《新青年》，而我在那裏做過文章這一件事，來證成我是共產黨。但即被別一位青年推翻了，他知道那時連獨秀也還未講共產。退一步，“親共派”罷，終於也沒有弄成功。倘我一出中山大學即離廣州，我想，是要被排進去的；但我不走，所以報上“逃走了”“到漢口去了”的鬧了一通之後，倒也沒有事了。天下究竟還有光明，沒有人說我有“分身法”。現在是，似乎沒有什麼頭銜了，但據“現代派”說，我是“語絲派的首領”。，這和生命大約並無什麼直接關係，或者倒不大要緊的，隻要他們沒有第二下。倘如“主角”唐有壬似的又說什麼“墨斯科的命令”，那可就又有些不妙了。
筆一滑，話說遠了，趕緊回到“落伍”問題去。我想，先生，你大約看見的，我曾經歎息中國沒有敢“撫哭叛徒的吊客”。而今何如？你也看見，在這半年中，我何嚐說過一句話？雖然我曾在講堂上公表過我的意思，雖然我的文章那時也無處發表，雖然我是早已不說話，但這都不足以作我的辯解。總而言之，現在倘再發那些四平八穩的“救救孩子”似的議論，連我自己聽去，也覺得空空洞洞了。
還有，我先前的攻擊社會，其實也是無聊的。社會沒有知道我在攻擊，倘一知道，我早已死無葬身之所了。試一攻擊社會的一分子的陳源之類，看如何？而況四萬萬也哉？我之得以偷生者，因為他們大多數不識字，不知道，並且我的話也無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則，幾條雜感，就可以送命的。民眾的罰惡之心，並不下於學者和軍閥。近來我悟到凡帶一點改革性的主張，倘於社會無涉，才可以作為“廢話”而存留，萬一見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殺身之禍。古今中外，其揆一也。即如目前的事，吳稚暉先生不也有一種主義的麼？而他不但不被普天同憤，且可以大呼“打倒……嚴辦”者，即因為赤黨要實行共產主義於二十年之後，而他的主義卻須數百年之後或者才行，由此觀之，近於廢話故也。人那有遙管十餘代以後的灰孫子時代的世界的閑情別致也哉？
話已經說得不少，我想收梢了。我感於先生的毫無冷笑和惡意的態度。所以也誠實的奉答，自然，一半也借此發些牢騷。但我要聲明，上麵的說話中，我並不含有謙虛，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並不比解剖別人留情麵。好幾個滿肚子惡意的所謂批評家，竭力搜索，都尋不出我的真症候。所以我這回自己說一點，當然不過一部分，有許多還是隱藏著的。
我覺得我也許從此不再有什麼話要說，恐怖一去，來的是什麼呢，我還不得而知，恐怕不見得是好東西罷。但我也在救助我自己，還是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忘卻。一麵掙紮著，還想從以後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見一點東西，謄在紙片上。
魯迅。九，四
（發表於1927年10月1日《北新》周刊第49、
50期合刊，後收入《而已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