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恒先生：
你的許多話，今天在《北新》上看見了。我感謝你對於我的希望和好意，這是我看得出來的。現在我想簡略地奉答幾句，並以寄和你意見相仿的諸位。
我很閑，決不至於連寫字工夫都沒有。但我的不發議論，是很久了，還是去年夏天決定的，我豫定的沉默期間是兩年。我看得時光不大重要，有時往往將它當作兒戲。
但現在沉默的原因，卻不是先前決定的原因，因為我離開廈門的時候，思想已經有些改變。這種變遷的徑路，說起來太煩，姑且略掉罷，我希望自己將來或者會發表。單就近時而言，則大原因之一，是：我恐怖了。而且這種恐怖，我覺得從來沒有經驗過。
我至今還沒有將這“恐怖”仔細分析。姑且說一兩種我自己已經診察明白的，則：——
一、我的一種妄想破滅了。我至今為止，時時有一種樂觀，以為壓迫，殺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這種老人漸漸死去，中國總可比較地有生氣。現在我知道不然了，殺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一而且對於別個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無顧惜。如果對於動物，也要算“暴殄天物”。我尤其怕看的是勝利者的得意之筆：“用斧劈死”呀，……“亂槍刺死”呀，……。我其實並不是急進的改革論者，我沒有反對過死刑。但對於淩遲和滅族，我曾表示過十分的憎惡和悲痛，我以為二十世紀的人群中是不應該有的。斧劈槍刺，自然不說是淩遲，但我們不能用一粒子彈打在他後腦上麼？結果是一樣的，對方的死亡。但事實是事實，血的遊戲已經開頭，而角色又是青年，並且有得意之色。我現在已經看不見這出戲的收場。
二、我發見了自己是一個……。是什麼呢？我一時定不出名目來。我曾經說過：中國曆來是排著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會被吃。但我現在發見了，我自己也幫助著排筵宴。先生，你是看我的作品的，我現在發一個問題：看了之後，使你麻木，還是使你清楚；使你昏沉，還是使你活潑？倘所覺的是後者，那我的自己裁判，便證實大半了。中國的筵席上有一種“醉蝦”，蝦越鮮活，吃的人便越高興，越暢快。我就是做這醉蝦的幫手，弄清了老實而不幸的青年的腦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覺，使他萬一遭災時來嚐加倍的苦痛，同時給憎惡他的人們賞玩這較靈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樂。我有一種設想，以為無論討赤軍，討革軍，倘捕到敵黨的有智識的如學生之類，一定特別加刑，甚於對工人或其他無智識者。為什麼呢，因為他可以看見更銳敏微細的痛苦的表情，得到特別的愉快。倘我的假設是不錯的，那麼，我的自己裁判，便完全證實了。
所以，我終於覺得無話可說。
倘若再和陳源教授之流開玩笑罷，那是容易的，我昨天就寫了一點。然而無聊，我覺得他們不成什麼問題。他們其實至多也不過吃半隻蝦或呷幾口醉蝦的醋。況且聽說他們已經別離了最佩服的“孤桐先生”，而到青天白日旗下來革命了。我想，隻要青天白日旗插遠去，恐怕“孤桐先生”也會來革命的。不成問題了，都革命了，浩浩蕩蕩。
問題倒在我自己的落伍。還有一點小事情。就是，我先前的弄“刀筆”的罰，現在似乎降下來了。種牡丹者得花，種蒺藜者得刺，這是應該的，我毫無怨恨。但不平的是這罰仿佛太重一點，還有悲哀的是帶累了幾個同事和學生。
他們什麼罪孽呢，就因為常常和我往來，並不說我壞。凡如此的，現在就要被稱為“魯迅黨”或“語絲派”，這是“研究係”和“現代派”宣傳的一個大成功。所以近一年來，魯迅已以被“投諸四裔”為原則了。不說不知道，我在廈門的時候，後來是被搬在一所四無鄰居的大洋樓上了，陪我的都是書，深夜還聽到樓下野獸“唔唔”地叫。但我是不怕冷靜的，況且還有學生來談談。然而來了第二下的打擊：三個椅子要搬去兩個，說是什麼先生的少爺已到，要去用了。這時我實在很氣憤，便問他：倘若他的孫少爺也到，我就得坐在樓板上麼？不行！沒有搬去，然而來了第三下的打擊，一個教授微笑道：又發名士脾氣了。廈門的天條，似乎是名士才能有多於一個的椅子的。“又”者，所以形容我常發名士脾氣也，《春秋》筆法，先生，你大概明白的罷。還有第四下的打擊，那是我臨走的時候了，有人說我之所以走，一因為沒有酒喝，二因為看見別人的家眷來了，心裏不舒服。這還是根據那一次的“名士脾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