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醫學——人類文明的衛士
人類文明發展至今，從阿波羅登月成功到克隆羊成為現實，無不體現人類智慧的偉大與無限創造。但是，你是否想過人類如此欣欣向榮的文明，如果沒有醫學的護衛，那又會是一種什麼樣的局麵？我想，用毛澤東主席的一句詩最能描繪這種局麵：“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醫學的繁榮，為文明的昌盛提供了堅實的保障。那麼究竟什麼是醫學呢？曾經在中國5000年文明史占重要地位的中醫學與正日漸成為世界醫學的西醫學究竟有什麼差異呢？
醫學是入學，它的研究對象和任務是處於自然和社會環境中的人體大係統中的生理、病理和疾病的診治及其有關預防措施，以保障人民的健康。無論中醫和西醫其對象和任務均莫除外。西方醫學正日漸成為世界醫學，在它的理論和方法指導下取得良好的防治與保健的效果，這是世人共識、無可厚非的。然而作為傳統醫學的中醫學曾一度被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視之為落後，甚至認為是不科學的封建迷信的巫術，廢除中醫曾經叫囂一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如果我們稍稍回顧一下曆史，就不難發現：在西方醫學沒有傳入中國的幾千年中，中華民族主要依靠的仍是中醫理論指導下的診斷治療和預防保健。中國人能在如此廣袤的土地上繁衍和創造文明，中醫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近兩百年來，西方醫學勃興並普及於世界，許多國家的傳統醫學在競爭中都紛紛落馬，而唯有中國醫學卻一枝獨秀，而且其獨到的功效越來越引起了世人的關注。僅從這一點來看，如果她不蘊含豐富的科學性和獨特的療效，那又如何能在西醫的強勁攻勢下站穩腳跟呢？
當今世界人類文明獲得巨大發展，疾病亦隨之變化，其中人體功能障礙或失調而引起的所謂現代文明病逐漸增多，在這一類疾病的治療與康複方麵，中醫具有顯著的優勢，這一點日益成為人們的共識。許多人一改過去的偏見，正熱情關注中醫藥，認為中醫學術和臨床都蘊藏著豐富的哲理，亟待現代科學進一步去探索和研究。確實，有些中醫和人體科學中的奇妙現象，還未能為科學所認識和闡明，但也不能因此而斷言其為封建迷信，畢竟人類認識有限，科學的真理也是相對真理，它隻是不斷地接近絕對真理。人類認識真理的活動是永難窮盡的，而客觀事實上提出來的現代科學尚未能完全闡明的問題，正是向現代科學提出的挑戰，並且要求科學進一步去研究和探索，去更進一步發展科學真理。今天世界上掀起一股“中醫熱”，這一現象當引為自豪。
我闡述上述並不是為了“崇中脫西”，而是想引證一個觀點：無論中醫或西醫，兩種醫學體係都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成果，需要溝通和理解，傳統的中醫與現代的西醫之間的障礙，需要跨越。中國醫學應該了解西方醫學，從中吸取營養；西方醫學也需要了解中國醫學，從中探索新的思路和方法。“亦言生理亦言醫，醫學何必分中西”。我們現在要做的不是爭論孰是孰非的問題，而是怎樣利用這兩件人類文明的瑰寶，為解除人類之病痛和更好地為人類文明服務而努力!
第二節 關於兩種醫學的名稱
隻要稍微有一點醫學常識的人，都知道我國醫學體係中存在兩個主要學派，或者說是兩種不同的體係，我們習慣稱之為“中醫”和“西醫”。這兩個名詞為我們耳熟目詳，在國家的正式報刊雜誌中也常被采用。
但實際上，這兩個名稱都不恰當。“中醫”的含義本來是“中國(或中國人)的醫學”。“西醫”的含義是“西洋(或西洋人)的醫學”。但是自從上世紀中葉以來，中國禁錮的大門被西洋人的大炮打開以後，西方的科學技術也隨著鴉片流入了中國，其中也有醫學上的“西學東漸”。西方醫學的侵入與其顯著差異於中國醫學的理論，很快打破了以往中國醫學一統天下的局麵。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就很自然地用“中醫”與“西醫”來區別本國原有的和外來的兩種醫學體係，並逐漸沿用至今，成為人們口語的一部分。但是到大約20世紀80年代起，“中醫”與“西醫”這兩個名稱就一點名不副實了。
斯大林說：“科學所以叫做科學，正是因為它不承認偶像，不怕推翻過去的舊事物，很仔細地傾聽實踐和經驗的呼聲。”自然科學尤其如此。正是由於它的“實踐性”和“經驗性”使其在某一地區或某一民族中間孕育、發展起來時，不可避免地蒙上了濃厚的地域及民族特色。然而，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需要，又使科學具有世界性。任何一門學科，一個流派，隻要它能經受實踐的檢驗，並能正確反映自然界的某些客觀規律，那它也就會得到世界的承認，就會彙入世界科學的海洋，和其他地區、其他民族創造的科學文化融為一體。醫學的發展也是如此。我國目前的兩種主要醫學體係——“中醫”與“西醫”已經不單是某一民族的醫學了。
先讓我們看看西醫。我國現存的西醫，是經過我們的先輩從西方移植到中國來的醫學。它已經為我國人民所掌握，並成為我國衛生事業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
“西學東漸”的曆程，是漫長而曲折的。早在大約l6世紀末、17世紀初，一些來自西方的傳教士、商人曾翻譯或介紹過一些西方解剖學著作。但在當時，中醫的臨床理論水平在世界尚居於領先地位，這些尚未係統化的重要著作並未引起人們的注意。西方醫學係統地傳入中國是在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隨著洋人的炮艦和鴉片，違背中國人民的意誌打進來的。最初，洋鬼子帶來的這種醫學引起的隻是人們的猜疑，甚至被稱為“奇技淫巧”。但是隨著對西醫的了解逐漸加深，以及其顯著的臨床效果，一些有識之士也看到了西醫確有中醫所不及的長處，值得學習和借鑒。當時廣東省著名中醫家朱沛文1889年曾撰文指出：中醫“精於窮理，而拙於格物”，“窮理太甚，而涉於虛”(大意講：“中醫隻是過分地講道理，而務實於臨床太少)；西醫“長於格物，而短於窮理”(大意講：西醫比較務實，但理論尚不完善)。因而主張吸收西醫的長處來發展和豐富中醫。對於19世紀的中、西醫來說，這是很有見地的觀點。但當時的中醫界對這樣的見解都是不以為然的，認為堂堂中醫習夷人的“奇技淫巧”有失國體，所以這些有識之士並沒有得到應有的支持。然而，是“金子，總會發光的”，不久又出現了另一批更激進的人，他們看到西醫可以比中醫更有效地解決中國人的健康問題，提出了移植西醫於中國的主張，這就是魯迅先生主張的“拿來主義”。
當時不少人遠涉重洋，到歐美或日本去學西醫，回國後便推廣西醫。這些人中不乏對西方文明一味崇拜的洋奴，但確有不少懷著救國救民的理想而從事這一移植工作的誌士仁人：孫中山、魯迅、郭沫若等人年輕時都曾走過這條路。這一移植過程一直曲折地發展著，直到l949年初才初具規模，那時已有少數由中國人自己創辦的水平較高的醫學院，其中上海醫學院就是代表(創辦者為我國醫學教育家顏福慶)。但當時水平最高的西醫院及教育機構還是被外國人壟斷著，直到1949年解放後，黨和政府接管了當時由外國人把持的西醫院如協和醫院、同濟醫院等，並有計劃地發展西醫，這一移植過程才基本結束。1949年以來，西醫的發展是迅速的，為我國衛生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特別是在對烈性傳染病如鼠疫、霍亂等急性病的控製上更是如此。此時已成為中國人民衛生事業重要組成部分的西醫，它已成為中國人自己的東西，實在不宜再簡單地稱為“西洋人醫學”的西醫了。正如我們引進西方的工業技術建立的民族工業不能稱為“西方工業”一樣。
其次，西醫也並不隻是西洋人創造的，它作為近代自然科學中的一門科學，自從它從歐州神學的禁錮下解放出來之後，就衝破了國家和民族的界限，日漸成為世界各族人民中追求真理的仁人誌士的共同事業，而對這一事業有重大貢獻的，不僅僅有西洋人，也有東方人，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阿拉伯入阿維森納——曾被尊為“醫學之王”，他的著作對幫助西醫擺脫神學的束縛，要求人們注重科學精神而不是上帝，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國明代的李時珍(1518--1593)寫成的《本草綱目》也是近代世界關於醫學方麵的經典之作。20世紀以來的現代醫學，世界性更是其突出的特征。中國人民也用自己的實踐和經驗推動了它的發展，如其中的大麵積燒傷的治療、斷手再植、食道癌及肺癌的普查普治、胰島素的人工合成都居於世界領先地位。由此可見，所謂西醫也並不都是西洋人的醫學，而是世界性的醫學，它的建立與發展應歸功於世界人民及其醫學家共同努力奮鬥的結果。學習和引進這一世界性的醫學的先進經驗與技術，這是每一個民族都可以行使的權利，這根本談不上對外國人的崇拜與諂媚，正如外國人對中國的針灸：藥物、氣功進行學習研究，不能看成是對中國入的崇拜和諂媚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