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此專紀靜存之德而不複及動察者，則以慎獨之事，功在遏欲，故唯修德之始，於存理之中，尤加省察；及乎意無不誠而私欲不行矣，則發皆中節，一率其性之大中，以達為和而節無不中。則所謂義精仁熟，不待勇而自裕如者，又何動靜之殊功哉？
約而言之，德至於敬信，德至於“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則誠無息矣，人合天矣，命以此至、性以此盡、道以此修、教以此明而行矣。故程子統之以敬，而先儒謂主敬為存誠之本。在動曰“敬”，在言曰“信”，一也。則此章於誠之上更顯一“篤恭”，以為徹上徹下居德之本。若遊氏“離人立獨”之雲，蓋敬之賊也，誠之蠹也，久矣其索隱而亡實矣！
誠者所以行德，敬者所以居德。無聲無臭，居德之地也；不舍斯謂敬矣。化之所敦，行德之主也；無妄之謂誠矣。盡已以實則無妄。無妄者，行焉而見其無妄也。無聲無臭，無有妄之可名也。無有妄，則亦無無妄。故誠，天行也，天道也；敬，天載也，天德也。君子以誠行知、仁、勇，而以敬居誠，聖功極矣。《中庸》至末章而始言“篤恭”，甚矣其重言之也！
共築中華精神長城（跋）。
陳寅恪先生留美時，闡述中國文化“今人誤謂中國過重虛理，專謀功利機械之事，而不圖精神之救藥，勢必至人欲橫流，道義淪喪，即求其輸誠愛國，且不能得”時至中華民族偉大複人的今日，我們編委會同仁感同身受，“救國的壓力仍在，經世的目標尚遠，民族精神的生死，懸於一線，有心人與當道者，應當認真思考自己的責任。”每念至此，不由得聯想到編者二十多年來埋頭儒學研究的艱難辛酸，試圖通過其中開掘出中華文化突出重圍的一條精神血路，而感慨萬千，悲從中來，涕泗磅砣……
錢穆先生說：“孔子教義是極平常的，人人信奉，人人可做到，隻是教人如何做一個人，做一個理想的平常人，這是孔子教義最偉大所在。”“孔子生在中華民族長期曆史文化演進之中期，上而集前之大成，下而開後代之新統。後人尊之為‘至聖先師’。‘至聖’指其為中國民族思想人生之最高標準；‘先師’指其為中國民族教育方針之最先啟導。”牟宗三先生說：“從孔子才開始對夏商周三代文化有一個反省，有了反省才自覺地提出一個觀念，建立一個原則。有觀念有原則，我們的生命就有一個明確的方向。”由於此生命方向的確立，就使儒家成為一個“大教”因此，孔子思想及其對於中國民族文化的意義，乃在於為中國人“開辟價值之源，挺立道德主體”錢、牟兩先生這些話，亦是就孔子儒學思想在今天的意義講的。
自“五四”以降，中華主流傳統文化受到很大衝撞。一方麵，認為傳統文化阻礙中國現代化，須全盤否定，即所謂“打倒孔家店”另一方麵，認為引進西方的民主和科學，即足以解決中國現代化的全部問題，不僅解決政治與經濟問題，也解決文化與道德問題，解決人們精神上安身立命的問題。所謂的新文化把矛頭集中在對舊禮教進行猛烈批判，深入到人生觀、哲學等等價值觀的核心層次。1923年人生觀問題上的科玄論戰，可以說是“五四”思潮的繼續與深入。科學派試圖在人生觀這一哲學與道德價值的深層領域，驅逐傳統文化與“哲學”這一戰勝利了，他們認為，“玄學”這一傳統文化哲學的最後據點，也就被繳械了。
就建立新文化來說，科學派認為如果以新文化之“科學”解決了人生觀問題，新文化就真正把科學的精神貫徹到了一切領域，就全麵樹立起科學的權威了。故論戰中，“五四”新文化派的人物，無一例外是站在科學派一麵的。在他們心目中，哲學，不僅其產生是由科學推動的，本身也是科學的，以科學為方法的。“科學”不僅富國強兵必須依靠之，以科學解決人生觀問題，也是毫無疑義的。所以當張君勱提出科學不能解決人生觀問題時，丁文江、陳獨秀、胡適、馮友蘭等異口同聲地加以討伐，也就是必然的了。
在“人生觀”講演中，張君勱指出科學不能解決人生觀問題。張說：“科學為客觀的，人生觀為主觀的（即形式邏輯的）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觀則起於直覺；科學可以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觀則為綜合的；科學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觀則為自由意誌的；科學起源於物件之相同現象，而人生觀則起於人格之單一性。人生觀之要點所在，曰主觀的，曰直覺的，曰綜合的，曰自由意誌的，曰單一性的。惟其有此五點，故科學無論如何發達，而人生觀問題之解決，決非科學所能替代，惟賴諸人類之自身而已。而所謂古今大思想家，即對於此人生觀問題，有所貢獻者也。”張君勱很鮮明地反對全盤西化論，說：現在“國中競言新文化，而文化轉移之樞紐，不外乎人生觀。吾有吾之文化，西洋有西洋之文化。西洋之有益者如何采之，有害者如何革除之；凡此取舍之間，皆決之於觀點。觀點定，而後精神上之思潮、物質上之製度，乃可按圖而索。此則人生觀之關係於文化者所以若是其大也。”就是說，西方雖然有科學，但科學並不是人生觀，亦並不能解決人生觀問題。每一民族之人生觀（實即核心的價值係統），是由其民族之大思想家所表現、所影響、所形成、反映該民族之人格單一性，因而是各有特殊、不可能普遍適用的。人生觀既為文化之樞紐，因此中國文化之不能全盤西化，也不需要全盤西化，是很顯然的。
時間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基本標準。張君勱所舉人生觀與科學（主要是自然科學）不同的各項，在今天看來，基本上完全是正確的。而由新文化運動文哲大師們建立的新文化大廈則風雨飄搖。世界哲學史也證明了僅有理性本身，是難以獲得確認性的，理智隻有在生活實踐中才能發揮作用。因此，人類知識的層次是：首先是信仰，其次是理智。信仰是知識的出發點和先決條件。
當今，隨著東亞儒家文化圈的構建，以及現代西方製度所引發的金融危機，人們更應該清醒地看到，工業化及其引起的上層建築、意識形態與文化的相應改變，不僅不意味文化的由生產經濟所決定而必然有由古到今的全盤性的改變，不意味“中古”的東西隨之而完全“過時”，成為“陳跡”、“往事”；相反，它的根基與核心的部分，仍然是可以活到現代，使文化表現出鮮明的“民族性”與強有力的生命活力的。
文化問題的核心，是人的生命及其價值、意義的問題，是人與自然、與超越性的東西的關係問題，是人從何處來向何處去的問題。軸心時代的幾大文明，都圍繞這些問題提出自己獨特的解決之道與哲學理論體係。他們對這些問題的解決與理論，立足於他們文明賴以生存、成長、發展的社會曆史條件之上的。這些社會曆史條件，一方麵影響與形成著他們獨特的文化與哲學思想，一方麵又影響與形成著他們特殊的民族風貌，民族特性。故從軸心時代起，幾大文明、文化與哲學的“民族性”，就是很強、很鮮明的。經曆生產工具的變化、生產方式的改變，和社會形態的改變，軸心時代承傳下來的幾大文化係統，雖亦有重大的變化，但其既已形成和定型化了的文化哲學宗教形態之精神，其中最核心的信仰及圍繞它與其有關的諸文化因素，卻是並沒有隨社會類型的轉變而消失、而喪失意義。猶太民族由於其信仰的特殊，即便亡國、流浪，其文化的民族性也頑強地保持著，雖經種種磨難、困頓、挫折，而最後終能複國。伊斯蘭與印度文明，由於其特殊宗教，其文化之民族性亦特別顯著、穩定。中國民族，自殷商以來，其信仰就發展出了與基督教外在超越、上帝信仰不同的特殊形式，但其信仰亦是很牢固的。作為其核心的祖先與天地崇拜，及其相應的祭祀報恩理論，這一在中國曆久不衰的文化與哲學核心，以儒家為代表，亦始終貫穿承傳下來，並沒有隨社會的改變，進入現代而喪失生命活力。儒家哲學的基本命題，如“盡心知性知天”，“存心養性事天”，“參天地之化育”，“仁，天心”，“天命之謂性”，“舉凡一切，天皆歸之以奉人”，“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誌吾其性”，“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等等，一直承傳不斷，成為中國文化與哲學之民族性的顯著的特征。它在古代與中古時代，由於與小農生產的農業經濟與氏族社會相適應，生命力特別頑強。經曆近現代，所受衝擊很大，但本質上因為它並不是必然地要與小農經濟共生死，不可分割，故在今天，它亦仍然活著並充分顯示著生命活力的。
總而言之孔子儒家思想對現代世界仍然有著非凡的教益功能：儒學禮樂精神，中庸和諧的思想，如同人類和平的東方“福音書”，能消弭世界戰爭和爭端，促進世界多民族的長久和平；“溫良謙恭讓”、“仁義禮智信”，是人類永恒的道德典範和追求，因此，儒學能提升全人類的道德素質；在中華文明曆史中，儒學體現出與異族文明的睦鄰相處與包容性，能與世界多元文化共存共榮；數千年來，孔子及其儒學思想作為華夏子孫的精神家園，無疑是中國56個民族、十幾億全球華人的精神軸心，其凝聚力和向心力對於鞏固民族團結，締造“共同繁榮和諧社會”有著巨大的作用和幫助；儒學為海峽兩岸共同的文化傳統和精神遺產，能促進祖國統一；儒家雖非現代意義的宗教，但儒家所體現的教化功能與影響，對世道人心的匡正與啟迪，以其豐富的文化精神遺產，將對人類社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溫家寶總理在美國哈佛大學演講時引用北宋大儒張橫渠“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鼓勵我們全體華人，言猶在耳。清華大學博士生導師彭林走上講堂向人文學科學子講解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實踐證明：人成長的過程同時也都有內在的、精神的、心靈的、文化層次的成長，如果傳統文化的重建能夠從娃娃抓起，從現在抓起，將斷裂了近百年的文化血脈接通，青少年自然而然就奠定了文化根基和人生行為準則。誠如是，則國人幸甚！國家幸甚！世界幸甚！我想，如果真的走進了孔子的生活世界中，我們會被他觸動、撼動；等到真的汲取了孔子的情趣生活和智慧，我們會因他而感化、變化；等到我們真的能站在這位巨人的肩膀上，那麼會站得更高，瞻望得更遠。如果一個現代人而擁有這樣的生活之秀與人生之秀，豈不是一樁賞心的樂事與甜蜜的美事？
編纂研究國學曾是國家社科學院之事。編者以一個布衣之身，在艱難的人生旅途跋涉中，誰為河廣，一葦航之，誰為宋遠，跂而望焉，博覽群書，廣采眾長，曆二十餘年研究整理編纂《四書經緯》一書。批判地繼承前人遺產，如《論語》中“學而時習之”，曆代解釋為“學習然後去溫習它”，提出“習者，不為溫習，複習”而是“練習、習用”，把從曆代人們讀死書、死讀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又如宋代大儒朱熹針對孔子的元典“三思而後行”解釋為“何必三思？二思可也”作者拿孔子親身經曆說明“二思”是偏僻的，但仔思細想，我們之所以思想受局限，莫不是在思想深處，僅存“二度思維”，是與非、好與壞、美與醜、善與惡凡此等等。處於大千今世，必須與時俱進，《周易》有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中國當代領導正是從“二度思維”的模式中脫穎而出，才會有中華民族的偉大崛起和複興。
恰逢紀念“五四新文化運動”九十一周年之際，在我匡鼎杜門二十載孕育的《四書經緯》難產之時，感謝全體編委會同仁與我結仁義之緣，參與提澌中華文明境界的期待和擔當，為世界文化美美與共平添中華光輝！感謝中共中央委員、國務院秘書長馬凱先生為編者作詞給予鼓勵；感謝湯之介大師、感謝二月河大師、感謝河南省政協主席王全書先生為該書作序；感謝河南省黃河文化基金會理事長王肇基先生……感謝王富榮、李殿祥、周文平、周文海、門京坡、郭成超等諸君為該書得以出版給予的大力支持和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