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和平隊開展工作的大多數地區人民而言，誌願者可能是他們接觸到的第一批美國人，因而，誌願者的形象基本上就是美國人甚至美國的形象。對大多數和平隊國家而言，和平隊為他們展示了美國"樂善好施"的形象，給當地人留下了相當好的印象，並使當地人對美國及美國人心存感激。如20世紀60年代，和平隊在塞拉利昂幫助一個部落修建了一條公路，這是一條幾千年來第一次把這個國家的一個少數民族部落與外界聯係在一起的公路。在慶祝該公路建成的典禮上，這個部落的酋長興奮地對施萊弗說："施萊弗先生，你的和平隊為我們展示了一個我們從不知道存在著的世界，我們從來就沒有見過一輛汽車，外麵的人也從沒有想過要幫助我們。我們以前聽說過美國，但現在我們知道美國意味著什麼。"【44】對於這個部落而言，美國就是願意無私幫助他們的國家。
與美國在中東的石油公司或在拉丁美洲的聯合果品公司等相比，和平隊無疑是一道亮麗的風景線，這道風景線加深了發展中國家人民對美國和美國人民的理解與好感。多米尼加發展部部長在談到和平隊的這一功能時說："當和平隊來到我們的國家，他們帶來了一縷清新的空氣。他們來到這裏與我們的人民打成一片，他們與我國人民肩並肩地勞動，他們彌合了鴻溝、打破了障礙，由於他們所做的這些工作，他們為我們的人民鋪平了理解的道路……"【45】哥斯達黎加總統卡多佐·奧迪奧也認為，盡管和平隊在幫助哥斯達黎加社會發展方麵做了一些工作，但"它真正帶來的是理解，那才是至關重要的。我們正在建立不同於以往的相互關係的基礎，我確信，像在多米尼加共和國這樣的國家裏，和平隊誌願者有助於替代曾經到達過這裏的軍人（指1965年幹涉多米尼加內政的美國軍隊——引者注），呈現美國人民的另一麵。"【46】
和平隊就是要以其濃厚的利他色彩，通過誌願者們所體現出來的奉獻和犧牲（指犧牲兩年的時間和機會）精神，體現其與美國傳統外交和對外政策十分不同的一麵，並以此來贏得發展中國家的人民對美國的好感。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和平隊實現了美國政府為其確立的"政治賄賂"目標，這也是這個組織一直存在到今天，並在冷戰結束後依然得到美國政府重視的原因。
漢斯·摩根索認為，在冷戰的大環境下，"美國對外政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整個世界反共產主義信仰的力量及其傳播，一次大選或一次內戰的結果會決定一國對外政策的未來方向。如果共產黨獲勝，這個國家就可能與蘇聯結盟；如果民主政黨獲勝，它可能保持不結盟或支持美國。對於爭取人們忠誠於他們政治哲學的競爭者來說，至關重要的是組織其他國家內部力量的分配向不利於己的方向發展，並促其往有利於己的方向發展。"從這個角度看，摩根索認為，整個對外政策就是宣傳戰，是爭取人心的鬥爭，而作為對外政策重要內容的，"對不發達地區的經濟技術援助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為這種援助確實不同於單純的宣傳，它是行動而不是許諾，它並非告訴別國人民能做什麼，或其他國家正在做什麼，而是在此時此地就讓許諾兌現。"從而讓"宣傳在這裏再次發揮了作用，它讚揚進行援助的外國機構，並把援助及其好處與外國機構的一般哲學、特征和政策聯係起來。"【47】
摩根索所言不虛，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技術援助，從政府的層麵上看，它是在兌現對受援國宣傳的承諾，它所提供的是能為發展中國家解決實際問題的資金或物資。從公眾層麵看，美國提供的中等人力資源所體現出來的是一種精神，一種美國公民可以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生活水平提高奉獻和犧牲的精神，它呈現給發展中國家人民的是美國的利他精神、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的愛心。這兩種不同的援助模式和援助內容，一種是要發展中國家在行動上與美國保持一致，另一種則是要發展中國家在精神上向美國看齊，兩者殊途同歸，以不同的方式、從不同的角度來為美國爭取發展中國家的人心。對於對外援助的這一作用及其重要性，艾森豪威爾政府時期擔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的洛奇顯然有著更為深刻的體會，他在談到美國同蘇聯在對外經濟援助領域的競爭時分析說："今天，經濟援助已經成為我們同俄國人競爭的最重要領域，因為它是進入人們意識最直接的方式，無論需要做什麼，我們都要去做，以贏得這場競賽。"【48】
三、發展援助——兩大陣營對抗的新戰場
從一開始，美國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經濟技術援助就被賦予了濃厚的冷戰色彩，反對共產主義勢力在發展中國家的滲透，成為美國政界推動對發展中國家經濟技術援助的重要推動力。從杜魯門政府向發展中國家提出第四點計劃，一直到冷戰結束的20世紀80年代末，無論是美國政府在為自己的對外經濟技術援助計劃辯護時，還是美國國會討論具體的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項目時，維護美國的國家安全，反對共產主義陣營在發展中國家的滲透和顛覆，一直是美國政客堅持的基本信條。甚至，也可以這樣講，對外援助成為兩大陣營在發展中國家對抗的新領域或新戰場。在戰後，對外援助作為美國冷戰和對抗社會主義陣營的工具，大致經曆了三個不同的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從戰後到艾森豪威爾總統執政前期。這一時期，由於蘇聯自身的經濟尚處於恢複階段，東歐新建立的社會主義政權也處於鞏固階段，因而，在20世紀50年代前期，蘇聯在發展中國家還未開展過有影響的經濟活動，更遑論經濟、技術援助了。不過，即使是這一時期，美國依然將共產主義視為對發展中國家的一種威脅，特別是對於社會主義國家周邊的地區，以及共產黨相對比較活躍的國家來說，美國將其所提供的經濟技術援助，作為對抗共產主義思想和影響的重要手段。
杜魯門總統提出的第四點計劃，即有遏製共產主義思想傳播的考慮。杜魯門總統在談到第四點計劃的功能時強調："對於那些飽受共產主義宣傳的國家來說，第四點計劃正象征著希望。共產主義向他們宣傳說，自由國家不能為地球上落後地區的千百萬人提供合理的生活標準。這一筆錢與其他國家的捐助合起來，在增進這些人的福利上，將收到積少成多的效果。"【49】美國國際關係專家，後來在艾森豪威爾政府中出任負責經濟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索斯頓·卡裏紮維（T horsten V.Kalijarvi）認為，如果第四點計劃能夠實現其預定目標，那麼，"它將毀壞未來共產主義賴以滋生的溫床。"【50】可見，在杜魯門政府時期，美國是將對外經濟技術援助，作為對抗美國意想中的共產主義威脅和滲透的工具，而非與蘇聯陣營直接對抗的手段。這一情況在艾森豪威爾第一屆政府前期也沒有太多的變化。
盡管艾森豪威爾政府對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經濟援助並不熱心，更多是希望通過對外貿易來刺激發展中國家的出口，並帶來發展中國家經濟的發展。但艾森豪威爾政府基本上繼承了杜魯門政府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技術援助政策，特別是技術援助政策。與杜魯門政府一樣，艾森豪威爾政府也是從遏製共產主義發展、避免發展中國家倒向蘇聯陣營從而危及美國的國家安全這樣的角度出發，來製定美國對外經濟技術援助政策的。如在製訂1955財政年度共同安全計劃時，美國國務院就認為，美國對外援助在維護美國國家安全，反對共產主義擴張方麵的功能，要遠比其人道主義色彩更重要；西方陣營也比蘇聯陣營更能滿足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需求。"在很多欠發達地區，我們的安全與該地區的發展計劃是直接且急切相關的，欠發達國家根基不穩的原因在於，這些國家麵臨人民要求促進經濟發展的壓力，但又苦於國內資源和對外交流的不足——而這是促進國內經濟發展所必需的。如果能夠向那些人民證明，自由社會擁有比共產主義更多的、可資其利用的資源，美國的安全將得到極大的改善。所以，美國一直將經濟援助視為美國人道主義的基本體現，更將其視為反對世界共產主義的一種武器。"【51】
艾森豪威爾政府的這一對外援助理念突出地體現在對中立國家的援助上。在艾森豪威爾第一屆政府前期，美國一直關注對一些中立國家，尤其是像印度這樣奉行中立外交政策國家的經濟援助。美國認為，如果美國大幅度削減對中立國家的援助資金，將給正在對這些國家進行利誘的共產黨國家提供機會，並最終使這些國家落入共產主義陣營的控製之下。盡管美國"不讚成中立主義者的政策，但是，這些國家依然保持著獨立並具有獨立的主權，這比他們落入共產黨的控製更加符合美國的利益；從美國國家利益的視角看，應該繼續進行援助。"【52】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也認為，美國不應該向這些奉行中立主義外交政策的國家施加壓力，迫使他們傾向於同美國結盟。美國應該確信："即使這一類國家不與美國結盟，他們獨立於共產主義陣營同樣是符合美國利益的。"美國應該在這些國家願意並有能力維護自己獨立的前提下，向這些國家提供援助，"並采取切實可行的步驟，強化他們維護獨立的能力。"【53】特別是印度，如果這樣一個人口大國向共產主義靠攏，"將對整個亞洲產生重大和嚴重的影響"，因而，美國對印度的經濟援助是以努力阻止印度轉向共產主義為出發點的。【54】
1953年斯大林去世後，蘇聯新領導人一方麵開始緩和與西方的關係，另一方麵也加強了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往來。蘇聯先後與阿富汗、緬甸、印度尼西亞、埃及、土耳其、巴基斯坦、烏拉圭等國簽訂了雙邊貿易協定。從1954年開始，蘇聯在擴大貿易的基礎上，又主動向亞洲、中東和非洲的一些國家提供信貸和技術援助。在艾森豪威爾總統執政的大部分時間裏，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的經濟技術援助一直呈遞增的趨勢，在亞洲、非洲的影響也在不斷地增長。因而，從艾森豪威爾總統第一任期的後期，美國與蘇聯兩大陣營在對外援助領域的競爭進入了第二個階段，即美蘇直接對抗的階段。
1955年底，蘇聯與亞洲一些國家在經濟和技術領域合作的日益加深開始引起美國的焦慮，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在給國務卿杜勒斯的報告中強烈呼籲，"美國不需應對蘇聯的這些努力，美國能夠勝出，不一定是在經濟援助的具體數額上出價更高，但必須讓新獨立的國家和新近取得發言權的人民感覺到，通過成為並留在自由國家的共同體中，他們能夠最大限度地滿足其需求。"【55】
在1955年11月15日舉行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Allen Dulles）綜合各方麵信息，認為蘇聯集團已經顯著地加強了在近東和東南亞的滲透，特別是在印度、阿富汗、土耳其、印度尼西亞、伊朗、敘利亞、黎巴嫩和緬甸等國。而蘇聯滲透的主要手段就是向這些國家提供經濟援助，尤其是提供可以使用當地流通貨幣或當地出口商品償還的貸款，"蘇聯集團提供援助的行為，已經對美國在世界不發達地區的地位產生了影響。"杜勒斯認為，美國完全可以同蘇聯相競爭甚至擊敗蘇聯的計劃。【56】在11月21號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杜勒斯再次強調，蘇聯對不發達國家的經濟援助項目，似乎比規模更大的美國援助項目取得的影響還要大。究其原因，杜勒斯認為："共產黨國家在與那些落後國家的政府接觸時非常狡猾，他們小心地約束自己不使用類似‘落後’、‘不發達’等形容詞，而且在接觸過程中比美國也更加靈活，他們不要求對所提供的援助作出相應的回報，而且也不受類似於我們《交戰法案》（Battle Act）【57】的影響，他們願意接受任何一種償還模式，包括以軟通貨償還，這些資金可以在那些國家出現問題時用於發展他們的顛覆計劃。"艾倫·杜勒斯的分析得到了尼克鬆副總統以及他的兄弟、國務卿約翰·杜勒斯的支持。尼克鬆認為，美國的對外援助計劃應該更加富於靈活性，而且，考慮到蘇聯在對外援助方麵已經走到了美國的前麵，美國是否得考慮更大規模的對外援助。國務卿杜勒斯認為，尼克鬆增加對外經濟援助規模的想法具有一定的價值，"自由世界與共產世界的鬥爭風雲際會，今後美國及自由世界必須準備麵對蘇聯更加嚴峻的經濟競爭。"但約翰·杜勒斯也不認為美國有必要同蘇聯錙銖必較，在每一個發展中國家都要同蘇聯提供的經濟援助持平甚至有所超越。【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