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和巴西達成援助協定以後，1961年5月16日，肯尼迪總統會見了巴西財政部長馬利安尼和駐美國大使莫雷拉·塞雷斯（Moreira Salles）。肯尼迪總統以一種討價還價的口吻對馬利安尼說，現在雙方已經就貸款問題作出了決定，巴西方麵應該考慮在古巴問題上的政策了。肯尼迪總統還向兩人表明了美國對古巴的立場，聲稱卡斯特羅政權不是自由的政權，也不是拉美傳統意義上的革命政權，而是國際共產主義在西半球的代理人，它的目的是顛覆其他拉美國家。古巴威脅的是拉丁美洲國家，而不是美國。為了消除這個嚴重威脅，肯尼迪政府主張西半球國家達成一致，集體孤立古巴。而巴西在這方麵的立場尤為重要，因為"如果拉丁美洲最大國家的領導人聲稱一種與此相左的觀點，那就會嚴重有損於這種一致的立場"。【35】美國決策層內部的這些文件往來和他們與巴西官員會談時的立場充分證明，肯尼迪政府積極主動地向誇德羅斯政府提供經濟援助，主要目的是為了拉攏巴西、孤立古巴。
此外，肯尼迪總統的繼任者林登·約翰遜總統對待在政變中上台的巴西軍政府的態度，同樣充分說明了美國對外經濟技術援助作為一種政治賄賂的功能。1964年3月31日，巴西發生了軍事政變，政變成功後，陸軍總參謀長卡斯特盧·布朗庫成為巴西總統。布朗庫政府一上台，馬上指責上屆政府所奉行的中立主義是由於"經濟上的不成熟"，"背離了國際社會的現實"。他表示，這種外交政策已經被"一種新的選擇"所取代，這種選擇是建立在"對西方民主製度的文化和政治上的忠誠"之上的。無論是在西半球事務中，還是在全球事務中，布朗庫政府都完全站在美國一邊，以實際的行動來支持美國的立場。政變一個月後，軍政府斷絕了與古巴的外交關係，加入了美國對古巴的製裁行動。美國出兵多米尼加遭到了各國反對，巴西卻派出了軍隊。1964年8月，在越南發生了所謂北越攻擊美國艦船的東京灣事件，軍政府表示堅決站在美國一邊，準備派軍隊到越南作戰。後來派出了一個醫療隊。在拉美國家中隻有巴西做出了這種積極追隨美國的舉動。政變發生時，聯合國正在召開一個關於第三世界的會議。古拉特政府的代表原定的發言是要批評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反映發展中國家的意願。但是，政變後剛剛上台的軍政府發出指示，要求巴西代表采取完全適應美國的立場。正如美國學者喬治—安德烈·菲爾切特所說："（軍人）政權改變了巴西的外交政策，堅決地把巴西帶到西方陣營。"【36】
軍政府的上述對外政策，迎合了美國遏製共產主義、維護西半球穩定的政治目標。從這種政治標準衡量，軍政府顯然是美國在西半球乃至整個世界的忠實盟友，因而也就成了美國提供經濟援助的重點對象。1964年8月25日，約翰遜總統致信布朗庫總統，感謝他在東京灣事件上對美國的堅定支持，宣稱"巴西和美國的關係已經進入了一個充分理解的新階段"。作為回報，約翰遜總統表示："我向你保證，隻要你們提出用來增進巴西人福利的建設性計劃，我們美國將隨時做好準備，通過爭取進步聯盟給予你們真誠的支持。"【37】不久，以坎波斯為首的經濟班子提出了1964—1966年的發展計劃"政府經濟行動計劃：1964—1966"。這個計劃的主要內容和丹塔斯的穩定計劃相差無幾，仍然以削減財政開支、增加稅收和降低通貨膨脹為主要手段。約翰遜政府開始穩定地提供經濟援助。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美國的一些盟友也意識到美國經濟和技術援助的"政治賄賂"功能，其中不乏主動向美國索取這種賄賂的國家，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讓美國苦不堪言。美國的決策層顯然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艾森豪威爾政府的預算署國際司司長馬西，在呈送預算署的討論問題中就提到，一些友好國家的政府官員宣稱，從美國得到巨額援助的最好方式，就是利用美國國內對共產主義的恐懼心理，威脅要接受來自蘇聯陣營的援助，或威脅要放棄在聯合國裏麵投美國的讚成票。【38】從另外一種角度看，這實際上也是一些發展中國家在充分利用美蘇冷戰所造成的有利形勢，為本國謀取經濟利益的一種手段。
前麵提到的"政治賄賂"一般是針對美國的傳統盟友或友好國家，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亞洲和非洲有數十個新獨立的國家，這些國家在國際上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如僅僅非洲國家，在聯合國投票表決時，就有40多票，這是美國所無法忽視的。為了與這些新獨立的國家拉近關係，對外經濟、技術援助往往成為美國與這些國家交往的"中介"或"見麵禮"，在美國與這些國家的外交關係中，美國的經濟技術援助就發揮著"潤滑劑"的作用。美國國際開發署1965年提交給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備忘錄中關於援助性質的分析，充分說明了美國對外援助的這一功能：
"美國政府仔細地研究了新興國家和它過去宗主國之間的外交、援助、文化關係是否能在該國國內保持足夠的親西方傾向，研究了為了促進這種傾向和（或者）為了增進更加具體的美國利益，美國是否希望同該新興國家建立一種比一般外交關係所能容許的更加密切的聯係……
對於1960年以後取得獨立的某些東非和東南非國家，美國在它們獨立之前就開始提出經濟援助計劃，並盡力同正在露麵的領導人和領導集團建立工作關係並開始施加影響。
……對新興的獨立國家講來，完全依靠過去的殖民國家在政治上往往是不能接受的。同時，美國對於提交聯合國討論的問題所持的立場也可能與它過去的宗主國不同。在這種情況下，適度的援助計劃可能會使新興國家對已經形成的宗主國的主要依賴關係感到‘愉快’一些，從而使這種關係可能繼續下去。通過援助也可以表示美國對該國家的關注和興趣，從而使它更容易接受美國關於國際爭端的觀點。"【39】
美國向新興國家提供的"見麵禮"式的經濟技術援助，與美國向它的傳統盟友或友好國家提供的經濟技術援助還略有不同。對後者而言，美國的經濟技術援助是一種赤裸裸的"政治賄賂"，美國也絲毫不避諱這種援助的政治動機或目的。而對於前者而言，美國的經濟技術援助還隻是處於與這些陌生的新國家、新的政治領導人拉近關係和套近乎的階段。美國在向這些國家提供經濟技術援助時，並不一定要取得現實的政治回報，它更著眼於對這些國家的後續影響。然而，盡管美國對新興國家的經濟技術援助，其"政治賄賂"的色彩並不非常鮮明，但這種援助，同樣是對這些國家政治和外交的一種投資，隻不過其立足點略有不同罷了。因而，它實際上也屬於摩根索所稱的"政治賄賂"的範疇。
除了上述在政府層麵的"政治賄賂"外，美國還充分利用對外經濟技術援助，實現爭取發展中國家民心的目標，這可以視為是對發展中國家公眾的"政治賄賂"。其目的是培養發展中國家對美國的好感，增強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的吸引力。即美國要通過"經濟與技術"這種"硬實力"（Hard Power），去實現"軟"目標。從肯尼迪政府時期開始的，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所謂"中等人力資源"的和平隊，就是此類"政治賄賂"的典型。
按照肯尼迪總統的構想，和平隊的一個重要使命是增進發展中國家人民對美國的理解，改變美國在發展中國家的不良形象。肯尼迪總統注意到，美國國內對美國對外援助抱怨最多的就是我們"贏得了政府，但卻失去了人民"。美國的對外援助很少直接針對發展中國家的普通人民，美國的外交官和專家也很少接觸基層民眾，一些政論家甚至預言："在最終的爭取人心和人的感情的競爭中，我們正在失敗。"【40】在肯尼迪總統看來，理想的援助方式應是公眾與公眾之間（people to people），而不應局限於政府與政府之間，政府是不斷變動的，而個人之間的友誼和印象是長存的。這也正是日後和平隊所有項目的精髓所在，即將關注的焦點由政府轉向民間，轉向普通的老百姓，由美國公民直接向發展中國家公民提供援助和支持。從而在傳統對外援助贏得受援國政府的同時，通過和平隊這種新型的人力資源援助模式，去贏得受援國人民。
正因為如此，肯尼迪總統對和平隊寄予厚望，正如他在接見第一批即將踏上異國他鄉土地的誌願者時所說的："有數以億計的人民散居在世界各地，你們將隻與其中一小部分接觸。但是，在那些國家裏，對於我們是什麼樣的國家、我們是什麼樣的人們的強烈印象，取決於他們的判斷，取決於你們的表現。你們將成為美國青年人特殊組織的一員，如果你們在對自由承擔義務、增進各地人民的利益、為你們的國家和它最好的傳統及所代表的一切感到自豪等方麵能夠給他們留下深刻印象，其影響將會是深遠的。"【41】
和平隊在發展中國家的工作有以下兩個顯著特點，這兩個特點有助於實現美國決策者創建和平隊的初衷。
第一，和平隊隊員是以誌願者的身份在發展中國家工作，他們隻從美國政府那裏領取基本的生活費用，其數額較所在東道國社會的生活水平略高，另外，和平隊還向誌願者提供全部的醫療費用及往返美國與東道國的交通費用。除此之外，兩年的和平隊工作結束後，誌願者還能夠領取6000美元，用於回歸美國社會的基本需求。但是，和平隊誌願者並不從發展中國家領取任何工資和津貼，發展中國家隻需要提供必要的工作條件即可。這種基本上是免費提供的工作人員，不僅易為發展中國家所接受，更容易為美國贏得發展中國家的好感。
第二，和平隊誌願者大多數是工作在東道國的基層社會，特別是邊遠及落後地區，有些地區甚至所在國的大學畢業生都不情願去。如占誌願者比例最大的和平隊教師，除少數是在城市教大學生外，大多是在農村教中小學生或職業學校學生；醫生和護士則是活躍在醫療條件相對落後的農村地區，至少是在城市的基層醫院；而那些技術人員更是深入到農場、畜牧場、建築工地和工廠。和平隊誌願者在日常工作中所接觸的基本上是發展中國家的公眾，從誌願者工作中受益的也是這些公眾。這種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和平隊成立以前美國對外援助的模式，即在對外援助中增加了直接麵向發展中國家民眾的因素，將關住焦點部分地轉向了發展中國家的公眾，轉向普通的老百姓，由美國公民直接向發展中國家公民提供援助和支持。從而避免重蹈以前"贏得了政府，但卻失去了人民"的覆轍。
以上兩個方麵是實現和平隊爭取發展中國家民心的基本條件，但還遠遠不夠。和平隊能否取得發展中國家的認可，能否改變美國在發展中國家的形象，能否增強對發展中國家的吸引力，更主要還要看它的工作成效。即它是否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了積極變化，或滿足當地人民的基本需要，或對提高當地人民的生活水平產生了較為明顯的影響。和平隊的工作成效如何，不僅關係到這個組織能否在發展中國家立足與發展，更關係到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涉外誌願者組織是否具有存在價值。
從和平隊的工作性質上看，其工作成效確實難以量化。而且，在不同曆史時期，在不同國家和地區，在和平隊工作的不同領域，其工作成效也有很大的差別。但總的來看，和平隊在發展中國家的工作還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給東道國帶來了一定的變化，這種變化主要體現在和平隊實施的技術類項目中。
1966年，美國夏威夷大學社會調查協會對和平隊在菲律賓的工作進行了調查和評估，結果"發現了誌願者影響的明顯跡象，接受我們調查員采訪的92%的地區確實引進了教學設備和新的教育技術，在53.1%的和平隊社區創立了獎學金，並以各種方式的物質援助幫助當地居民改善生活條件。比例較小的和平隊社區認可了和平隊在社區發展項目、各種方式的誌願者組織、娛樂設施等方麵的創新"。該調查隊得出的結論是："誌願者確實對所在社區產生了影響。"而同期康奈爾大學的調查報告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康奈爾大學的評估組對活動在秘魯安第斯山區的和平隊進行了追蹤調查，認為，有誌願者工作的社區比沒有誌願者的社區發展要快3倍，"和平隊項目對其所針對的社區確實取得了可以衡量的影響。"【42】
和平隊誌願者初到發展中國家時，當地人對誌願者的行為並不完全理解。誌願者們在發展中國家經常被當地人問及："你們到這裏來的使命是什麼？"發展中國家人民對和平隊誌願者放棄在美國的優越生活，來到貧窮落後的發展中國家，與他們同吃、同住、同勞動感到很不理解。如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地區，當地人懷疑這些誌願者不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特工，就是美國新教傳教士。【43】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誌願者在日常工作中的表現逐漸改變了當地人對他們的看法。坦桑尼亞的和平隊誌願者經常被當地人稱讚，認為美國人比英國人好多了。印度的教育工作者也認為，和平隊誌願者比富布賴特學者更有價值，因為誌願者總是試圖多做些事情，而富布賴特學者則是盡量少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