裏根政府的第二個任期（1985—1988），美國對外發展援助政策再次發生轉變。裏根總統的第二個任期，正值戰後持續40多年的美蘇冷戰走向終結之時。由於內外交困，蘇聯在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力迅速下降，同時，在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國家如菲律賓、阿根廷等實現了民主化。國際形勢的急劇變化，使得以維護美國安全及政治利益等短期目標的經濟援助，在美國對外政策中的地位迅速下降。而支持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化潮流、支持發展中國家通過經濟改革，向市場經濟轉變具有了特別重要的意義。在這種情況下，裏根政府順應美國國會的聲音，對美國對外援助政策進行調整，重新回到國會一直堅持的對外援助的"新方向"框架。
裏根政府作出的第一個政策變革就是弱化美國雙邊援助，發揮國際多邊援助體係的作用，突出地表現在美國應對債務危機的策略上。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經濟發展和轉型過程中，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地區麵臨的最大以及最嚴峻問題是債務問題。債務危機首先在墨西哥發生，1982年8月12日，墨西哥財政部長吉色斯·席爾瓦·埃爾佐格（Jesus Silva Herzog）宣布墨西哥外彙儲備幾乎耗盡，已無力按協議規定償還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和美國等債權國的800億美元的債務。隨後，拉丁美洲的其他國家如巴西、委內瑞拉、阿根廷、秘魯、智利等也相繼卷入危機。在裏根政府的第一個任期，美國對拉美國家提出的就債務問題舉行對話的要求置若罔聞，堅持債務國必須通過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談判"逐個"解決其債務問題。隨著債務危機的不斷擴大以及對整個世界經濟體係造成的負麵影響加劇，美國逐漸認識到解決債務危機對其自身經濟的重要性，決定承擔起解決危機的領導責任。
1985年10月，美國財政部長詹姆斯·貝克（James Baker）在漢城召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年會上，提出了美國解決債務問題的新戰略。他在向來自149個國家的9000多名代表發表的題為"美國關於發展中國家持續增長的計劃"的演說中指出，隻有靠各個有關政黨的更緊密的合作、商業銀行更多的貸款、世界銀行作用的進一步加強和發展中國家的更多的經濟增長才能解決債務危機，這就是所謂的"貝克計劃"。這個計劃是第一次把債務危機作為整體來解決的嚐試。其主要內容是：國際商業銀行在未來3年向債務較為嚴重的15個國家（其中拉美國家占10個，分別是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秘魯、玻利維亞、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厄瓜多爾、智利和烏拉圭），每年提供的貸款增加2.5%，使得未來3年能夠向負債國提供的貸款增加到200億美元；同時，貝克還呼籲世界銀行和美洲開發銀行，對主要債務國的貸款增加50%，即總數約90億美元，幫助這些國家度過危機。此外，貝克還要求世界銀行多邊投資擔保署（M ultilateral Investment Guarantee Agency），為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提供27億美元的擔保。對於接受國際商業銀行貸款的國家，貝克要求這些國家進行全麵的和以市場為中心的結構性改革政策，包括削減政府開支、消除對外國投資的阻礙、開放經濟、激勵競爭、把低效率的國營企業出售給私人、吸引國外資本並製止資金外流。【74】
很明顯，貝克將解決債務問題的責任推到了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商業銀行身上，而撇開了美國的責任。在貝克計劃中，既沒有說明美國將對緩和債務危機做出什麼貢獻，也沒有表明美國將增加對多邊國際機構的資金注入，反而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方向指手畫腳。有美國學者認為，"貝克計劃"是裏根經濟學在國際經濟領域裏的反映；但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國際形勢來看，這一計劃更像是是美蘇關係緩和後，美國在對外援助領域後撤的一個信號。
裏根政府在對外援助領域回歸多邊援助的另一重大表現就是繳納拖欠多年的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的會費。1988年，裏根政府交納了拖欠聯合國的4400萬美元會費，同時表示，在下一財政年度，美國將交納拖欠的另外1.44億美元會費。此外，裏根總統還指示美國國務院製定規劃，在未來幾年分期交納拖欠聯合國及其專門機構的5.2億美元會費，其中欠世界衛生組織2800萬美元，欠聯合國糧農組織8200萬美元。【75】交納拖欠各種國際組織的會費，一方麵是裏根政府在對外援助領域寄望多邊合作機構政策的體現，同時也是隨著東西方關係的緩和，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中，批評美國的聲音開始減弱，美國也樂得通過交納拖欠會費，改變美國在這些國際組織中的形象。
裏根政府在對外援助領域作出的第二項重大政策調整，就是順應美國國會的呼聲，將美國雙邊援助向尼克鬆政府時期國會通過的"新方向"靠攏。國際開發署署長麥克弗森向國會保證，裏根政府將繼續執行國會支持的對外援助"新方向"立法，並采取新的措施，推動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改革，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解決貧困問題。1987年，裏根政府建議，設立非洲發展基金（Development Fund for Africa），這是發展援助計劃裏的一項基金，主要用於幫助非洲國家進行經濟體製改革和平衡預算，美國國會為這一專項基金撥款5億美元。
裏根政府執政後期，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尤其是蘇聯衰微、冷戰即將終結，美國國內再次掀起了對美國未來對外援助，特別是發展援助的討論。這些討論既是對冷戰以來美國對外援助的反思，同時也是對未來美國對外援助的建議。在這次討論中，影響比較大的是3篇來自智庫和大學的研究報告。
率先引發這一討論的是總部設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海外發展委員會（Overseas Development Council）。海外發展委員會主席約翰·斯維爾（John W.Sewell）與其同事克裏斯汀·康棣（Christine E.Contee）在美國國際問題著名刊物《外交事務》（Foreign AFF airs）1987年夏季號上發表文章，對冷戰尤其是裏根政府執政以來的美國對外援助進行總結，並對新的曆史條件下，美國對外援助的走向提出了自己的建議。海外發展委員會長期關注美國對外援助以及發展中國家的情況，在20世紀70年代曾經大力呼籲，美國對外援助應該強調滿足人類最基本的需求，從而為美國對外援助的"新方向"注入了鮮明的人道主義色彩。
斯維爾認為，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美國在發展中國家最重要的利益不是軍事安全，在很大程度上是體現在經濟、政治和人道主義三個方麵，其中，經濟利益尤為重要。美國對外援助的結構和分布，應該體現出美國國家利益的發展趨勢。在斯維爾看來，美國經濟麵臨著如下問題：美國已經由債權國轉變為債務國；美國在全球貿易體係中的地位同樣發生了戲劇性變化，如1986年美國的貿易赤字達到了1700億美元；隨著商業銀行體係的國際化，美國商業銀行的健康發展取決於發展中國家償還債務的能力；隨著一些重要的發展中國家如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和菲律賓等在政治、經濟領域的自由化，美國對這些國家的政治投資獲得了積極的回報，但如果這些國家不能更好地管理自己的經濟、不能滿足本國公眾對社會進步和公正的要求，自由化趨勢就難以持續下去。在這樣的新形勢下，發展中國家對美國而言顯得更加重要。
然而，自1980年以來美國對外援助的結構卻不能反映上述情況的變化。從1980財政年度到1985財政年度，美國對外援助預算增加了52%，從1985財政年度到1987財政年度又增加了26%。但增加的財政預算主要是用於軍事和安全項目，如經濟支持基金，從1980財政年度的4.4億美元增加到1987財政年度的8.5億美元。而同期的發展援助預算則從5.2億美元下降到4.4億美元。【76】斯維爾認為，美國的這種做法有損於美國在發展中國家的長遠利益。美國的政策製定者需要設計一種成本低廉的方案，支持美國利益在全世界的發展。按照斯維爾的設想，美國在對外援助領域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麵入手。
首先，美國在中等收入國家如墨西哥、巴西、委內瑞拉、尼日利亞，幫助它們重建穩定的財政體係。總的來看，這些國家已經不再需要傳統的援助，但很多國家依然需要來自政府和民間的財政資源，幫助它們克服債務危機，或者為未來的進一步發展提供建設性投資。
其次，美國需要優先考慮的政策是資助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政策改革，支持發展中國家朝著民主化和社會公正方向的努力。
第三，美國需要擴大對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和投資。
為實現上述目標，美國一方麵需要將對外援助的重心從政治和安全考慮轉移到經濟考慮上來，同時，美國還需要改革對外援助機構。斯維爾指出，肯尼迪總統1961年建立國際開發署，是希望這個機構領導美國的發展政策，但這個機構現在已經不能承擔這樣的重任了。比如，美國對世界銀行和其他多邊開發銀行的政策是由財政部來決定，雙邊安全援助和經濟支持援助則是由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來決定，而對於債務問題和貿易問題，國際開發署同樣沒有決策權。所以，作為美國對外援助機構的國際開發署應該並入一個新機構，這個新機構將隻負責幫助低收入國家，以及一些對美國比較重要且依然存在貧困問題的中等收入國家解決貧困問題。這個新機構就像是政府基金會和中介機構，在美國公共機構和民間機構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牽線搭橋，利用公共資源和民間資源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解決貧困問題。在這個新機構之外，斯維爾建議將和平隊改造成為從事技術援助的機構，並增加和平隊預算，擴大和平隊的規模，充分利用和平隊誌願者這種中等人力資源，在發展中國家的基層幫助民眾解決實際問題。
斯維爾同時建議，美國應當鼓勵其他工業國為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提供支持，尤其是日本和聯邦德國。
另一報告是華盛頓著名的智庫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研究成果，研究報告的起草者分別是美國眾議員戴維·奧拜（David R.Obey）和喬治頓大學的卡羅爾·蘭開斯特（Carol Lancaster），他們的研究報告發表在《對外政策》雜誌1988年夏季號。奧拜和蘭開斯特認為，美國必須認識到，在美國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關係中，對外援助僅僅是一個優雅的注腳。除了少數國家外，接受美國援助的102個國家中，美國的援助份額太小，不可能在這些國家的發展過程中發揮太大作用，也不可能為美國贏得這些國家的友誼或導致其對美國的敵視。但這並不意味著由於成效不彰，美國應該放棄其對外援助政策；對外援助依然是體現美國在世界領導地位的重要工具，美國必須保證它的對外援助能夠有效地解決發展中國家需要優先解決的問題。
奧拜和蘭開斯特認為，下一屆政府必須放棄裏根政府一直強調的與軍事和安全有關的對外援助，"接受美國援助的大多數國家麵臨的是經濟而不是軍事問題"，性能更先進的戰鬥機和數量更龐大的坦克並不能解決世界性的日用品短缺問題，也不能解決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問題或發展中國家農村長期存在的貧困問題。這些問題導致的政局不穩，也不是美國所提供的軍事援助所能應對的，更不會讓發展中國家變為美國的良好貿易夥伴。【77】
在奧拜和蘭開斯特看來，當前美國亟須幫助發展中國家解決的問題是債務問題。20世紀自80年代中期以來，債務問題已經成為製約發展中國家正常發展的瓶頸。這一時期，發展中國家作為一個整體，為償還外債輸出的資本遠超過發達國家對它們的援助和商業銀行的貸款總額。當然，美國僅僅依靠自身的力量也無法解決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問題，美國必須與其他發達國家以及多邊信貸機構合作，共同努力。一旦包括債務、貿易和經濟增長在內的整體經濟問題得以解決，美國就有可能再次將其對外援助的重點集中在解決窮人的生產性就業、改善衛生保健和教育條件以及關注環境保護。
奧拜和蘭開斯特認為，美國發展援助政策的最根本目標必須是，提高發展中國家窮人的生活水平，並為其創造良好的發展前景。滿足人類最基本需求的目標本來是20世紀70年代美國對外援助的重要內容，但在裏根政府時期被擱置在一邊。然而，與20世紀70年代相比，世界貧困人口有增無減。這一方麵是由於債務問題，使得發展中國家紛紛采取緊縮政策；另一方麵，也是因為這些國家進行經濟體製改革所引起的陣痛。但對發展中國家而言，這種改革是必需的，美國等發達國家應該給予支持，通過提供經濟援助避免這些國家的經濟形勢進一步惡化。
與斯維爾報告一樣，奧拜和蘭開斯特也認為，當前美國的對外援助體製存在諸多問題，尤其是對外經濟援助分散在不同的政府機構之中。奧拜雖然沒有明確提出機構改革的建議，但他強調，起碼應該有一個官員或機構承擔起與國會解釋和磋商對外援助計劃的責任，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將這個問題扔給國會，任由國會削減對外援助預算和變更預算法案。
奧拜警告說，下屆政府在對外援助領域將麵臨嚴峻挑戰，"如果可以應對那些挑戰，美國就能夠履行其世界領導的職責，如果不能，美國的領導地位將繼續惡化，並且，支撐其領導地位的資源也將繼續流失。"【78】
斯維爾和奧拜的報告都確信，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美國的對外援助總的來看將會收縮。所以，這兩個報告所探討的都是在財政緊縮的情況下，美國對外發展援助應該朝什麼樣的方向發展。但對於在新的曆史條件和國際環境下，如何針對發展中國家的需要來調整美國的發展援助，這兩個報告都較少涉及。而密歇根州立大學的研究報告正好彌補了這一點。這個報告敦促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擴大發展援助，更加有效地消除貧困和阻止對環境的破壞。報告認為，現在正是美國與發展中國家建立更加成熟的關係的時候，發展援助也應該由傳統的思維向互利合作發展。報告指出，美國的發展援助應該優先考慮以下四個領域：通過完善保健體係和計劃生育促進發展中國家居民健康福利的發展；建立糧食生產的可持續發展的農業體係；完善環境計劃和政策以保護自然資源和保證能源安全；執行合理的城市發展政策。報告呼籲在對外援助中，美國政府要加強對人力資源的投資，注重科學技術的應用，以及為實現優先發展的目標，對以往的政策進行必要的改革。
與前兩個報告一樣，密歇根州立大學的報告也呼籲重組美國的對外援助努力，尤其是在以下三個方麵：將對外援助的協調努力加強到白宮這一層級；成立半自治的基金會，以強化促進發展中國家發展的科學和技術的研究及運用；更廣泛地利用與受援國雙邊的委員會及其他媒介如大學和民間誌願者組織等，來執行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援助計劃。【79】
應該說，在裏根總統執政的最後一年，無論是在美國的行政機構還是立法機構均已形成共識——必須對國際開發署進行實質性的改造。然而，對於如何改造國際開發署則遠沒有形成共識。美國發展援助的改革、國際開發署的改造任務，就落到了裏根總統的繼任者喬治·布什（George Bush）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