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前述一係列準備和努力，體現尼克鬆總統對外援助"新方向"的美國《1973年對外援助法》（The Foreign Assistance Act of 1973）"，以及《1973年共同發展與合作法》（Mutual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Act）"，最終獲得國會通過，使美國對外援助責任分擔原則下的"新方向"，最終得到國會法律的認可。《1973年對外援助法》提出："在過去構成美國對外援助計劃的條件，現已發生了變化。……我們與欠發達國家的關係，必須轉而反映這些現實"。該法明確規定："發展計劃必須成為每一個主權國家的責任。"【25】"《1973年對外援助法》的製定，標誌著美國對外援助政策新階段的開始。"【26】
在尼克鬆政府製定對外援助戰略與政策"新方向"的過程中，在主張由美國自身向發展中國家提供雙邊對外援助的同時，尼克鬆政府更加強調通過國際機構、國際組織等國際製度的多邊主義方式展開對外援助，以此實現對美國對外援助負擔與責任的分擔。尼克鬆政府強調，發揮世界銀行國際開發協會、美洲開發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甚至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在對外援助中的作用，將對外援助負擔與責任分擔的希望，寄托於國際製度作用的發揮。
早在尼克鬆政府執政的初期，政府內部與美國財政、經濟所麵臨嚴重困難具有最直接關係的相關部門領導人，就已積極主張發揮國際多邊主義製度在對外援助問題上的作用。在1969年3月26日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對外援助會議上，國家安全委員會對對外援助特別工作組"對外援助政策選擇"報告的"最小化的計劃"、"適中計劃"、最大化的"主要的計劃"進行了討論。三個計劃均對多邊主義援助問題進行了考慮，明確提出："隨著時間的推移，通過多邊主義的製度，特別是國際複興開發銀行和國際開發協會，提升我們資本援助的份額。兩者均基於當前的負擔分擔原則，無論其他捐助國是否遵循這一標準。這一途徑將反映一種基本的決策，即集中於長期的經濟發展，並在我們的援助資金中尋求較少的短期政治性回報。"【27】到4月3日，尼克鬆總統批準了3月26日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對對外援助問題的討論結果，並明確決定，"繼續支持對外援助計劃"，"支持美國對亞洲開發銀行特別基金的貢獻，但希望其他國家特別是日本的更大貢獻"，等等。【28】10月16日，在基辛格與總統對外援助特別工作組主席彼得森及其成員所舉行的會晤中，當基辛格被問及政府在多邊、雙邊援助的態度問題時，基辛格告知工作組成員，尼克鬆"總統選擇多邊主義（對外援助）途徑，而非現有的雙邊主義途徑，在總體傾向上，他偏好於走向日益增強的多邊主義。"【29】
針對對外援助中的資金問題、發展中國家由於接受援助資金而形成的債務問題，尼克鬆政府從多邊主義的解決途徑進行著考慮。在1969年10月15日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尼克鬆總統指示財政部長肯尼迪，要求其與世界銀行前總裁喬治·伍茲（George Woods）就債務解決問題進行會商。【30】隨後，肯尼迪與伍茲聯合提出建議，采取多邊主義的"分期償付"援助的方式解決債務問題，並建議進一步爭取使"美洲國家經濟與社會理事會"同意爭取進步聯盟美洲國家委員會（Inter‐American Committee on Alliance for Progress）與世界銀行共同研究此問題。【31】12月10日，財政部代理部長查爾斯·瓦爾克（Charls E.Walker）代表肯尼迪部長轉告尼克鬆總統，世界銀行總裁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將召開會議，討論成員國對國際開發協會的資金補充和擴大問題。瓦爾克認為，國際開發協會的資金補充和擴大，將"增加世界銀行的資本"，建議美國政府對此問題加以進一步的研究。【32】12月15日，負責國際貨幣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西尼·溫斯特勞布（Sidney Weintraub），向負責經濟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提出，"基於國際貨幣基金配額基礎之上的負擔分擔，與我們當前在國際開發協會中所承擔的約40%～60%對外援助資金份額基本接近"，建議考慮是否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特別提款權分配問題，與對外援助負擔與責任分擔問題聯係起來。【33】1970年2月18日，尼克鬆政府作出"國家安全決策備忘錄第41號（NSDM41）"決策，指示建立一個跨部門的特別工作組，由財政部負責貨幣事務的副部長沃爾克領導，研究拉丁美洲國家和其他國家的債務償付問題，與爭取進步聯盟的"美洲國家委員會"、"美洲開發銀行"及其他債權國家和國際機構進行協作，製定並實施解決債務問題的行動方案。【34】18日當天，尼克鬆總統向國會提交了年度外交政策報告，表示，美國準備"積極地響應"國際開發協會關於資金補充和擴大的提議。
鑒於尼克鬆總統的這種態度，以及如前所述貫穿當局多邊對外援助思想和對外援助分擔原則的《彼得森報告》於1970年3月4日最終完成，財政部長肯尼迪在經與總統對外援助特別工作組主席彼得森及其工作組進行研究和協商以後，於1970年3月4日當天再次向尼克鬆總統提出建議，認為美國應增加對國際開發協會的資金支持。認為"現在采取這一步驟，擁有諸多的理由：它將進一步推進您關於提升多邊主義發展製度在提供對外援助方麵所扮演的角色"；它將使"我們能夠推動世界銀行在達成國際發展協會資金補充目標上發生相當大的變化。而在另一方麵，如果現在不采取行動，則將會造成最終難以達成意見的一致，而不是形成高度一致的共同認識基礎"；"在國家開發協會中，如果我們在期限寬鬆的援助上每投入2美元，其他的捐助者就會投入3美元，於是，我們獲得了非常有利的負擔分擔。""總之，我本人以及國務院、國際開發署、商務部、進出口銀行、管理與預算局和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建議您同意美國代表團在3月9日的倫敦會議上，向國際開發協會提供每年10億美元的資金補充。"尼克鬆總統批準了其建議。【35】
在推動國際開發協會的多邊主義對外援助取得進展的同時，尼克鬆政府還繼續推動美洲開發銀行以及聯合國多邊援助作用的發揮。1970年2月，"美洲國家經濟與社會理事會"在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召開會議。尼克鬆總統於2月4日在會議中發表了書麵講話，表示美國將在1971財政年度向美洲開發銀行提供5.4億美元的資金補充，以增加其多邊主義的對外援助基金。【36】
1970年9月15日，如前所述，尼克鬆總統向國會發表了關於美國對外援助的特別谘文——"70年代的對外援助"，提出"美國的種種國家安全目標，不能僅僅尋求通過我們的國土防禦來實現，它們要求全世界範圍內各國成功的努力，包括眾多的低收入國家，應通過動員其人力及資源以保衛自己"。他提出，為進行對外援助改革，"我建議，將我們的發展援助計劃，建立在各個國家的全新夥伴關係基礎之上，用以尋求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國際發展，將其努力立於種種多邊主義發展製度的領導角色得以強化的基礎上。為促成這個目標，美國應該盡可能迅速地在國際製度中，提高其發展援助的份額；我們對雙邊主義的援助，應更多地通過國際製度所確立的框架來加以提供；我希望我們最終能夠通過這些製度的渠道，展開我們的發展援助，依賴於這種途徑的成功。"【37】
尼克鬆總統致國會的對外援助特別谘文對國際製度的強調，推動著美國在聯合國對外援助問題上的進展。10月初，總統國家安全助理基辛格向尼克鬆總統詳細提出了當局的政策建議。基辛格提出了三種政策選擇：
1."美國‘重申’其包括公共和私人（資本）流動在內的國際援助目標，在這一目標之下，工業化國家將盡力使其對外援助額達到國民生產總值的1%"。同時，應"強調我們在公共和私人資源上的‘蹣跚而行的國內需求’以及我們‘巨大的’外部負擔"；"並不明確地表示我們不能滿足1%援助目標，或者將盡力成功地完全達成這一目標"；但最終應表明的"結論在於，我們準備盡我們‘最大努力以提高官方和私人（資本）流動，並希望我們能夠成功地走向對外援助的目標’"。
2."承諾將向國會尋求每年以10%的速度，增加美國在多邊主義及雙邊主義上的對外援助支出。"在其中，"僅簡略地表明，我們的對外援助遠低於1%的目標，但應表明既往不咎，即使我們希望在可見的將來達到這一目標也是不現實的"；向其他國家表明尼克鬆總統對外援助特別谘文中，"美國對發展援助貢獻下降的趨勢應予扭轉"的態度；應將援助"集中於政府所能加以控製的官方援助，於是得以避免1%目標所形成的種種主要弊端。"
3."並不做出超越於您最近援助谘文中所提出的承諾，同時聲明：我們已經在本年度尋求（對外援助）的增長；將在未來尋求進一步的增長；強調我們在推進我們的非財政性計劃方麵所作的實質性努力。"
對於上述三個選項，基辛格表示，尼克鬆政府各相關部門存在不同的意見。認為，"問題在於，在我們所厭惡的目標要求，以及避免在‘聯合國第二個發展10年’中采取否定性立場所產生的外交政策的重要性之間，如何保持平衡。我想，國務院提議‘重申’1%的目標，即采取政策選擇之一，達成這一目標並不需要我們做出任何新的承諾；但是，幾乎您所有的國內政策顧問，包括管理與預算局、經濟顧問委員會、彼得·弗蘭尼根、比爾·迪蒙斯（Bill Timmons）以及馬丁·安德森（Martin Anderson），均建議，我們不作出任何超越於您最近對外援助谘文的承諾，即采取政策選擇之三。"基辛格本人則建議尼克鬆總統"采納選擇一，即國務院所提出的發表聲明，‘重申’1%的目標。"【38】對於基辛格所提出的三項政策建議選項，尼克鬆總統最終選擇了第一項。【39】
如前所述，自從尼克鬆總統於1970年9月15日向國會提交對外援助特別谘文以後，當局更加麵臨國會在對外援助問題上的保守態度和壓力，迫使尼克鬆政府不得不盡力爭取對外援助計劃獲得國會的法律認可。但與此同時，在即使遭遇國會壓力的情況下，尼克鬆政府並沒有放棄對多邊國際製度作用的強調。
1970年12月，國會成功阻止了尼克鬆當局增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基金配額，增加對世界銀行、美洲開發銀行以及亞洲開發銀行的資金補充的建議。鑒於國會的壓力，尼克鬆總統不得不否定了12月15日基辛格關於采取措施敦促國會采納當局在上述國際製度中增加配額和資金的建議。為爭取國會對多邊援助的支持，1971年4月21日，尼克鬆總統在致國會的特別谘文中提出："國際開發體製，現正將繼續成功地發揮著其在國際發展過程中的領導作用。例如，世界銀行繼續擴大著其規模並正在改進其運行的效率，它已經決定擴大其貸款的範圍，超越於原來傳統的金融計劃，轉向在一定條件下的所有發展計劃，並且正在改進其內部的評估和審計體係；聯合國發展計劃已經開始改進其自身的組織結構，現在，它將能夠在協調國際技術援助的努力中保持其領導角色；世界衛生組織已經有效地指導和協調全世界在非洲針對霍亂疫病所做出的努力。"尼克鬆總統表示，"我對這些進展感到振奮，但仍然需要做得更多。我再次敦促國會，就我所要求的向美洲開發銀行及亞洲開發銀行提供更多資金的建議進行表決；我們將很快提交美國向國際開發協會、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提供資金，以使其資源翻番的立法授權建議案，我敦促國會同意這一提案；我們正在與其他國家一道，就在非洲開發銀行中設立短期貸款而進行工作；我們將很快提交授權議案，授權美國參加對發展中國家的普遍特惠體係，我敦促國會同意這一提案。"【40】
然而不幸的是，當局的多邊對外援助主張多次遭遇國會的預算削減。1971年5月，尼克鬆當局向國會提出增加對美洲開發銀行的補充資金1億美元，但國會最後將當局的預算提案削減了50%，僅批準了5000萬美元。1971年8月15日，尼克鬆總統的"新經濟政策"正式對外公布後，尼克鬆政府更多地主張，通過與西方盟國的談判解決對外援助責任和負擔分擔的問題，同時，繼續爭取支持國際製度的改革和向其提供資金支持。1972年3月，當局再次提出4.5億美元的第二階段資金補充計劃，結果國會參議院如數通過該預算授權，但在眾議院卻再次被削減50%。【41】到1972年7月23日，國會在作出結束越南戰爭決議的同時，決定削減對外援助預算。由於美國國會在當局對外援助改革和對外援助預算方麵，一直持拖延和削減態度，在隨後的1972年7月25日，尼克鬆總統不得不在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表示，將在美國總統大選揭曉之前，暫時將對外援助的方向從多邊主義援助調整為雙邊援助。9月25日，尼克鬆總統又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國際複興開發銀行理事會年會上發表講話，提出："我們必須將貨幣改革作為國際經濟事務全麵改革的一部分，使其為所有的國家帶來貿易和投資的機會。""我向諸位保證，美國將繼續提升美國的世界責任，與其他國家一道，創建並參與一個現代的世界經濟秩序。""讓我們所有的國家都能進入更為先進的發展階段，其中，工業化的發達國家能夠幫助業已獲得主要發展的國家分擔責任。"【42】
隨著美洲開發銀行資金即將告罄，從1972年10月到12月份，尼克鬆政府又多次就此問題進行研究。
為推動多邊主義援助，1972年12月中，財政部官員吉尼·諾爾（Gene A.Knorr）向舒爾茨建議，當局應向國會表明，尼克鬆"總統希望繼續支持向美洲開發銀行提供總值10億美元的資金補充"，建議舒爾茨或沃爾克與國會相關人士進行磋商，爭取國會對多邊援助的支持。12月21日，舒爾茨通知美洲開發銀行主席，尼克鬆政府將通過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向美洲國家銀行提供2.75億美元的資金支持。【43】雖然美國國會對於當局的對美洲開發銀行預算表決的情況，因目前外交檔案的缺乏而不得而知。但如前所述，到1973年，包含通過多邊主義方式實現對外援助分擔原則在內的美國《1973年對外援助法》和《1973年共同發展與合作法》，最終在尼克鬆當局的不斷爭取下獲得國會通過。
到1973年5月3日，尼克鬆總統第四次向美國國會發表年度對外政策報告，再次強調和肯定了多邊主義對外援助的政策原則和所取得的結果。報告稱："尼克鬆主義的經濟方麵承認，日益增長的自立和信心，必須建立在經濟穩定和增長的鞏固基礎之上。我們正向友好國家提供技術和財政援助，以幫助他們對付安全和經濟發展的問題，而不是它們的脆弱的經濟基礎受到過分的壓力。其他工業國家也在增加它們在這種援助中所分擔的份額。通過一些國際發展機構、亞洲開發銀行以及發達國家之間的合作，多邊參加援助的情況已經增加。"【44】
至於在多邊對外援助中表現最為突出的拉丁美洲，尼克鬆總統表示，"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我們對拉丁美洲的援助，大約有2/3是雙邊的。今天，這個比例已經倒了過來，我們援助的2/3是通過諸如美洲開發銀行、世界銀行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這樣的多邊組織提供的。""在今後的四年內，美國將忙於實現目前正在開始形成的世界新秩序。日程上最為迫切的問題將是世界貿易和加強國際貨幣製度的問題。這些問題將是拉丁美洲所特別關心的。……因此，我們計劃在美洲國家組織及其各個機構，在美洲開發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稅以貿易總協定及其他適當機構內，同拉丁美洲各國政府進行密切的磋商。在我們共同對付這些困難時，本半球的合作過程將能獲得增強。"【45】
在亞洲地區，尼克鬆總統表示，"我在1969年訪問南亞的時候曾說過，‘我想轉達我的政府的一個信念，就是：亞洲的未來必須由亞洲人來決定。’……這句話是認識到美國同亞洲的關係將會改變，認識到我們的卷入將需要亞洲人對亞洲的未來承擔越來越多的責任。美國的作用將是援助的作用；我們將進行合作，而不是發號施令。""亞洲的小國也必須承擔沉重的責任。經濟持續增長的主要因素，仍然將是他們為自己做了些什麼。……亞洲開發銀行和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已成為促進經濟進展的成功工具，並已成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進行合作就可以取得什麼成就的傑出範例。""我們將繼續同亞洲各國政府和民族在他們為改進他們的生活質量和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所作的努力方麵進行密切的合作。"【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