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彼得森特別工作組的報告，尼克鬆總統認為這是"一個極具創新和鼓舞人心的文獻"，並指示國家安全委員會及相關各部門，對報告所涉及的"關於美國對外援助計劃之未來"的問題，開展進一步研究。對於報告中所體現出的對外援助責任分擔原則，尼克鬆總統表示完全同意並傾向於將這一報告作為未來美國全新的、切實可行援助計劃的基礎，以有效地追尋意義深遠的國家利益。【10】彼得森特別工作組的報告，成了尼克鬆政府全新對外援助戰略的基礎。在此基礎上，到1970年8月10日，尼克鬆政府以"美國對外援助新計劃"為主題，作出了"國家安全決策備忘錄第76號（NSDM 76）"決議，從"總體哲學思想"、"安全援助"、"人道主義援助"、"發展援助的政策"、"發展援助的組織"和"其他問題"等七個方麵，對對外援助政策、計劃進行了詳細的規定。
關於美國對外援助的總體思想，NSDM 76規定："美國在低收入國家社會與經濟的發展方麵，存在著意義深遠的國家利益；美國新的對外援助計劃，將根據目標與組織的不同，明確區分為安全援助、人道主義援助、發展援助；美國將從此以後通過其援助計劃，尋求支持其他國家所采取的主動行動，並尋求支持國際間的種種發展製度機構，而非主導開發的過程；美國援助的水平與形式，將根據低收入國家的需要以及我們在滿足其需要時最為有效的方式，加以決定；我們的發展援助，將從短期的美國外交政策目標中分離出來。"
除上述內容以外，NSDM 76決議同時還主要規定，美國政府在作出最後決策之前，將按照"尼克鬆主義"的精神，對軍事以及相關的援助計劃進行考慮；美國的人道主義援助計劃，將針對兒童及母親的食品供養、災害與應急救助、難民救助等問題；"美國將盡快尋求通過多邊主義製度的渠道，實現美國的發展援助"；"美國發展援助水平下滑的趨勢應予扭轉，實現當前援助水平的實質性提高"；"將建立美國發展公司（U.S.Development Corporation），通過這一獨立的政府機構，實施美國的雙邊發展貸款計劃。"同時，"公司將嚴重依賴於國際製度所提供的廣闊框架，嚴重依賴於國家的計劃，而該計劃將考慮私人的貸款"，等等。【11】
1970年9月15日，在經過一係列準備之後，尼克鬆總統向國會發表了以彼得森工作組報告為基礎的關於美國對外援助新計劃的特別谘文——"70年代的對外援助"（Foreign Assistance for the Seventies）。在谘文中，他就美國對外援助政策的原則，提出了一係列主張，指明了美國對外援助的"新方向"。
尼克鬆總統認為，時代的變遷必然要求美國對外援助朝著新的方向發展。他提出："自從當前的計劃形成以來，圍繞和影響對低收入國家發展援助的條件，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當時，美國直接地提供了世界發展援助的主要部分。這一情形，導致了在對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和行動上，美國巨大的和雄心勃勃的卷入……""20多年以來，（美國的）這些計劃，都是根據第二次世界大戰及新的民族國家出現條件下的（美國）國際責任為指導的。然而，世界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已經形成了一個廣泛的共識：我們的對外援助計劃已經不能反映出這種變化，失去了其效率。""問題的答案在於，改革我們對外援助的計劃，承擔我們相應的責任分擔，以適應70年代的需要"。為此，尼克鬆總統建議，"對我們整個對外援助的運行進行全麵檢查，進行一係列根本性和徹底性的改革，使之符合新的外交政策"。
對於通過對外援助改革所要實現的美國政策目標，以及相應的對外援助負擔和責任分擔原則，尼克鬆總統根據彼得森報告提出，"通過我們的對外援助計劃，美國將尋求三個相互關聯的目標：通過支持其他國家的安全，通過提供人道主義救助，通過推進低收入國家的長期性社會和經濟發展，促進我們的國家安全。"在美國對外援助的原則問題上，尼克鬆總統提出，"美國的種種國家安全目標，不能僅僅尋求通過我們的國土防禦來實現，它們要求世界範圍內各國成功的努力，包括眾多的低收入國家，應通過動員其人力及資源以保衛他們自己"；"我們的安全援助計劃，必須闡明所要達成的尼克鬆主義的目標"；無論是安全援助還是人道主義援助，都必須服務於這樣的"對外援助目的：在低收入國家建立自我救助和富於創造力的社會。"
為實現上述安全目標和分擔原則，尼克鬆總統提出從六個方麵進行對外援助改革：為安全、人道主義和發展援助創建"獨立的、組織化的安排"；"按照1969年在關島所公布的尼克鬆主義關於號召其他國家承擔其防務責任的精神，（製訂）‘一個新近構思的國際安全援助計劃’"；"盡快通過多邊主義製度的途徑，提升對發展援助的分擔。同時，通過‘由國際製度所建立的框架，保持雙邊主義的援助"；"建立兩個新的和獨立的機構，即美國國際開發公司以及美國國際開發協會，以逐步淘汰國際開發署，並顯著地減少美國政府在海外發展計劃上的項目"；"與所有的國家進行條約談判，‘以準許利用巨額的海底資源，以便促進經濟的發展’"；"改變關於發展方向的其他政策，開始實行關稅特惠，在完全解決對外援助的問題上與其他捐助國家達成協調，例如‘確保其增加新的途徑’"。
之所以通過對外援助負擔和責任分擔原則的實施達成美國的目標，尼克鬆總統認為，這是時代發生變化以後的必然選擇。他認為，隨著時代的發展，首先，"低收入國家已經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進步"，"這些進步已經帶來了新的信心，形成了全世界社會中人們的自我救助。"其次，"其他工業化國家現在已經能夠向低收入國家提供主要的援助，並且大部分國家已經穩步提高了其援助數額。"第三，"國際發展製度機構，如世界銀行集團、美洲國家開發銀行以及其他地區性發展組織，現已擁有融合低收入國家與工業化國家彼此政策的能力。"第四，"低收入國家的進步，已經使其具備一種全新的能力，以用於廣泛的對外出售、從私人資源中進行借貸，並有效地使用私人投資"。【12】
至此，通過對美國對外援助政策的重新檢查，尼克鬆政府根據美國國家利益需要，以對外援助負擔和責任分擔原則為指導，形成了為對外援助計劃"新方向"奠定基礎的《彼得森報告》；隨後，又以報告所提出的政策建議為基礎，作出了體現對外援助負擔和責任分擔原則的NSDM 76決議，並由尼克鬆總統將體現該原則的對外援助政策改革建議，最終提交美國國會批準。
可見，尼克鬆政府的負擔與責任分擔原則，被貫穿於對外援助"新方向"的製定過程之中，並在"新方向"的雙邊對外援助和多邊對外援助兩大政策組成部分中，得到了充分體現。在雙邊對外援助問題上，尼克鬆政府強調私人資本與機構對對外援助負擔和責任的分擔，這就一如《彼得森報告》所提出的那樣，"美國的國家發展政策，應尋求在發展中國家擴大私人的措施、私人的手段、私人的資源。"【13】同時，尼克鬆政府強調接受援助的發展中國家的積極參與和配合，主張根據"低收入國家的需要"決定對外援助水平，甚至尋求"其他國家所采取的主動行動"。在多邊對外援助問題上，尼克鬆政府強調國際製度、國際組織的多邊主義對外援助方式，主張通過"與其他捐助國家達成協調"的全新途徑，主張通過"世界性的集體努力"，"尋求支持國際間的種種發展製度機構"，"號召國際間的聯合行動"，通過"國際製度所提供的廣闊框架"，尋求對外援助的負擔與責任分擔。而通過對外援助責任與負擔分擔基本原則指導下的對外援助計劃具體化，尼克鬆政府的對外援助政策的戰略重點，改變了戰後以來美國對外經濟甚至軍事霸權權勢極度張揚、經濟援助與安全援助混淆不清的做法，轉向了與過度重視安全、軍事援助所不同的發展"新方向"。如果說對外援助"新方向"突出了人道主義援助的因素，是對過去美國經濟乃至軍事霸權權勢極度張揚在某種程度上的反省和否定，那麼，非常明顯的是，尼克鬆政府的對外援助"新方向"在保障對外援助外交戰略寓意與功效的同時，更加強調和重視美國國家利益條件下，資本和商品乃至技術輸出的經濟發展援助。
1970年9月15日，尼克鬆總統將對外援助政策谘文提交國會，希望國會支持其對外援助改革。他指出，"為適應已經變化了的國際條件，我建議在三個方麵進行（對外援助）計劃的改革：支持國際援助機構擴大其角色；重新構築我們的雙邊計劃；利用所有與援助相關的政策以推進我們發展努力的效率。我的改革計劃是對美國支持國際發展過程所作承諾的一種重新確認。我強烈要求國會與我一道，履行這一承諾。"【14】他表示："我期待著與國會就我們的援助目標以及達成它們的方式進行磋商。這些目標和方式，將成為我在來年提交的立法建議案的堅實基礎。"【15】
尼克鬆總統1970年9月15日致國會的對外援助政策谘文提交後，國防部、預算局等就1971財政年度的具體對外援助預算進行了研究。11月18日，尼克鬆總統最終將經過削減的預算方案提交國會，由原來擬議中的10.65億美元，減少為10.35億美元。【16】就在提交預算之前，尼克鬆總統以及基辛格、國務卿羅傑斯、國防部長萊爾德等人，與國會議員舉行會晤，對預算方案進行解釋，爭取預算案獲得國會通過。會議中，尼克鬆總統等人明確表示，該預算案主要針對越南、老撾、柬埔寨、韓國等國，"是尼克鬆主義的一部分。我們希望他人能夠做他們自己的工作，我們則自己從中脫離出來。"【17】1971年1月5日，國會通過了當局的預算案。次日，尼克鬆總統即發表聲明，對國會迅速通過當局提出的預算法案表示讚賞。
1971年以後，尼克鬆政府主要針對負擔與責任分擔原則下的對外援助"新方向"改革，爭取能夠獲得國會法律的認可。隨著《彼得森報告》獲得尼克鬆總統的高度讚揚，彼得森成為尼克鬆當局準備提交國會的對外援助改革法案的主要負責人。同時，按照美國外交檔案編輯者的說法，尼克鬆政府也通過他打探國會對當局改革提案的看法。在1971年3月2日與彼得森的會晤中，尼克鬆總統指出，對對外援助政策加以改革的計劃，已經延遲了兩年時間，"現在正是繼續向前的時候，我們應避免更多的延誤。改革的立法應立即提交。"尼克鬆總統同意，由彼得森負責說服國會領導人，以幫助新計劃的出台。【18】由於得到尼克鬆總統的首肯，彼得森隨即與國會參議院對外關係委員會、眾議院撥款委員會的主席及其成員，進行了多次溝通。盡管國會相關領導人對當局的新計劃並不熱心，但是，由彼得森先生所提出的總體哲學思想，均得到了承認。【19】在得到國會對當局總體哲學思想的承認的情況下，國務院、財政部等相關部門負責人以及彼得森本人，先後就在新的對外援助立法中爭取總統對外援助權力、新的安全援助計劃、成立相關對外援助組織機構，提出了一係列建議。按照前述《彼得森報告》的精神，當局將建立一係列相關組織機構，以便貫徹對外援助負擔與責任分擔原則下的對外援助"新方向"。1971年4月5日，尼克鬆總統決定，建立"國際開發公司"和"國際開發協會"，它們將與已經建立的"海外私人投資公司"一道，共同組成"各自獨立、自主的"美國對外援助的主要機構；同時決定，由三個機構的主席共同組成一個協調各方行動的執行委員會，由總統任命執行委員會主席，作為總統對外援助助理，直接對總統負責。
1971年4月21日，尼克鬆總統將行政當局的對外援助計劃送交國會，並向國會發表了關於對外援助的特別谘文。在谘文中，尼克鬆總統再次重申了1970年9月15日致國會谘文中提出的"對外援助的重要性"，以及"進行改革的必要性"。他指出，"世界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們的對外援助計劃，就像我們所有的外交政策一樣，必須轉而滿足這些新的條件。"尼克鬆總統再次重申對外援助負擔與責任分擔的原則，表示："現在，低收入國家正在日益能夠肩負起他們自己的安全和發展責任，並且他們也明確表示願意這樣去做"；"現在，美國已經不再是眾多工業化國家中，唯一為低收入國家的安全做出貢獻的國家"；"下一個主要的步驟，就是改革美國的雙邊援助計劃，將所提議（通過）的‘國際安全援助法’、‘國際開發援助法’、‘國際人道主義援助法’三者結合起來"。"我們新的雙邊援助計劃必須達成一係列目標，它們必須清楚地界定我們截然不同的援助目標，即安全援助、發展援助和人道主義援助；必須使低收入國家自己切實采取措施進行回應，鼓勵它們在解決其自身安全與發展問題上扮演中心角色。在進行發展援助的地區，這意味著按照國際製度發揮最大限度作用的構架來開展工作；集中於對美國而言具有特殊利益的國家，集中於美國有特殊能力以提供幫助的方案和計劃；通過設定我們援助的期限，以便對低收入國家經濟能力的發展進行具結；確保管理的改進；減少美國政府在管理我們對外援助計劃上的官員數目。"【20】
同日，總統國際事務助理彼得·彼得森召開新聞發布會，除對尼克鬆總統的建議案進行逐個解釋之外，著重強調了對外援助負擔和責任分擔的原則。他表示："新的外交政策概念，已經蘊含在尼克鬆主義之中。它號召新的夥伴關係，主要的目的在於在一個持久的世界秩序中達成一代人的和平。更為特別的是，它意味著在政策界定和承擔代價方麵，與其他國家更多地分擔。""它意味著鼓勵其他國家全麵參與計劃的構建與設計，它在意味著繼續美國的領導的同時，也意味著積極的夥伴關係寓於領導之中，而不是領導的單邊主義決策。"在其中，"就像我對諸位談到的那樣，從總體而言，存在著時代的分水嶺，世界的其他國家，將首次向欠發展國家提供比美國更多的官方援助"；"而在同時，諸位也將會注意到，自由世界的其他國家正在向這些欠發達國家投入巨大的私人投資。"【21】
1972年7月23日，美國國會參議院作出結束越南戰爭的決議，並拒絕了當局的1973年軍事安全、對外軍事出售和援助計劃。迫於國會的壓力，在7月25日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尼克鬆總統隻得決定，壓縮對外援助尤其是軍事和安全方麵的開支，並指示國際開發署署長，不再提出新的發展援助計劃，但繼續展開對對外援助計劃的研究。【22】
然而，隨著尼克鬆總統在當年的總統大選中獲得連任的形勢明朗化並最終贏得大選，有利的政治形勢推動著當局的對外援助改革的進展。1972年12月1日，財政部長舒爾茨（George Schultz）就發展援助問題建議尼克鬆總統，應再次根據《彼得森報告》和世界銀行"皮爾森委員會"（Pearson Commission）提交的報告的精神，強調對外援助的多邊主義方式，並將援助的重點方式重新轉到多邊國際製度和機構。他認為："多邊主義的發展合作，是更為廣泛的世界一體化合作體係的一部分"，"國際製度已經顯現出與不同經濟體係展開建設性工作的能力，並已經在階段性地推進東西方關係問題上，呈現出了可觀的潛力"；"發展中國家現在最為關注的就是他們自己的發展"；"國際製度現在是我們在對外援助領域最為重要的財政負擔分擔工具"。【23】12月14日，國務卿羅傑斯又根據國防部長的意見向尼克鬆總統建議，將軍事援助從美國對外援助計劃中剝離出去，轉而歸並到國防預算之中，【24】這實際上在無形中強調和突出了經濟發展援助及人道主義援助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