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即使在艾森豪威爾政府內部，反對增加發展援助的勢力並沒有受到任何削弱，甚至有所增強。如預算局長約瑟夫·道奇於1954年12月11日被任命為總統特別助理，還被授權建立並擔任對外經濟政策委員會主席，負責協調美國對外經濟政策。【48】道奇並不反對美國幫助發展中國家進行經濟開發，他與傑克遜、杜勒斯以及斯塔森等人的分歧主要集中在資金的來源，即是否提供政府資金用於對不發達地區的發展援助。在道奇看來，亞洲地區經濟發展所麵臨的問題與歐洲經濟的重建是完全不同的，亞洲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在於克服私人投資的障礙。因為在亞洲地區，投資市場非常小甚至幾乎沒有，外國投資在這裏也基本上沒有安全保障，它要麵對所投資國政府的壟斷經營、對出口收入的限製以及政府對企業的征用等危險。因而，為私人資本創造寬鬆而安全的投資環境，是亞洲國家的當務之急。他認為，這一地區的經濟發展必須依靠內部的努力，而不能僅僅指望外部"大量美元的注入"。【49】道奇的觀點得到了艾森豪威爾政府內部一些重要官員如總統經濟顧問蘭德爾、財政部長漢弗萊、副國務卿小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Jr.）等人的支持。不過，艾森豪威爾總統在"亞洲經濟開發總統基金"問題上的態度表明，白宮已經日益傾向於逐漸擴大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援助，以促進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維持這些國家的經濟和政治穩定，抵禦所謂的"共產主義滲透和顛覆"。在1956年春天製定1957財政年度預算時，美國政府向國會提交的對外援助預算達到了近48.6億美元，比1955年提交的35.3億美元整整增加了13.3億美元，這是艾森豪威爾政府上台後增幅最大的一次。
為使政府的對外援助預算獲得通過，國務卿杜勒斯和"國際合作署"署長霍利斯特分別前往參議院、眾議院作證。杜勒斯和霍利斯特兩人不約而同地強調共產主義的威脅，並將擴大對外援助作為對抗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擴大經濟影響的手段。艾森豪威爾總統也在與國會兩院領導人舉行的會議中重申類似的觀點，希望國會能批準政府提出的對外援助預算報告。
與美國政府對發展援助態度的逐漸轉變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國會在這一問題上依然持相當保守的態度，對政府官員動輒以"共產主義威脅"作為擴大對外援助的借口，國會議員們也越來越不以為然。最後，國會批準的整個對外援助預算是38億美元，比政府要求的48.6億美元少了10個多億。新法案在發展援助和技術援助方麵的撥款則基本上維持了上一財政年度的水平。【50】《1956年共同安全法》的通過意味著，在艾森豪威爾政府的第一個任期，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和技術援助將基本上保持原來的水平，不會有大的突破。
在美國政府和國會製定及討論《1956年共同安全法》的同時，C.D.傑克遜和羅斯托等人繼續利用新聞媒體和與美國政界的關係為擴大發展援助搖旗呐喊。1955年，以羅斯托為首的CENIS發表了美國對亞洲政策的建議書，要求美國考慮擴大對亞洲的技術援助和貸款數額，起碼在未來五年，美國應該每年向亞洲提供13億美元的經濟技術援助；同時，其他自由國家每年也應對應提供7億美元的援助。1956年春天，CENIS成員在《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美國著名報刊發表了一係列政論文章，從各種角度論證美國擴大對發展中國家發展援助的重要性，在美國公眾和一些國會議員中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美國參議院負責對外援助的專門委員會要求CENIS提交一篇題為"美國經濟援助的目標"的文章，這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引發了參議院1957年3月舉行關於對外經濟援助的聽證會。
盡管傑克遜和羅斯托等人的呼籲未能使美國國會通過更大規模的對外援助法案，但這一問題顯然已經引起了美國國會和政府的注意。1956年7月11日，參議院通過決議，成立一個專門委員會，對美國對外援助政策進行細致的研究。委員會的研究範圍不受限製，但需要對下述問題予以關注：美國對外援助的適當目標以及為實現目標所應采取的措施；根據美國的經濟、技術、人力及其他資源，確定擴大對外援助的潛力；外國接受援助的需求及意願，以及他們有效利用美國援助的能力；美國對外援助的形式、方法，以及提供援助的條件；為使美國對外援助更加有效地實現國家的外交目標，所應采取的其他相關行動。【51】隨後，美國眾議院對外關係委員會也宣布，它將對"共同安全計劃"進行研究。9月，艾森豪威爾總統組織了他自己的公民委員會，對擴大發展援助問題進行調研。上述專業委員會的相繼成立，直接引發了1957年初美國政界對發展援助問題的大討論和開發貸款基金（Development Loan Fund）的建立。
綜觀艾森豪威爾第一屆政府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援助政策，就其所提供的援助數額來看，與杜魯門政府時期相比並無下降，反而有小幅度的提高。隻是由於共和黨與民主黨兩黨大的經濟政策有別，艾森豪威爾政府既沒有在杜魯門政府的基礎上，提出新的、特點鮮明的發展援助政策；也沒有響應政府內部少數官員如國務卿杜勒斯和"援外事務管理署"署長斯塔森擴大對外發展援助的呼籲。對來自政府智庫如以羅斯托為首的CENIS擴大發展援助的建議，也沒有認真加以考慮。艾森豪威爾第一屆政府後期開始逐漸加強對外發展援助，更主要是對蘇聯在發展中國家加強經濟活動的一種本能回應。這一時期，美國政界的主流——從共和黨政府的主要決策者如艾森豪威爾、道奇、漢弗萊、小胡佛、蘭德爾到美國國會，普遍對發展援助持消極保守的態度，這決定了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發展援助政策的基本狀態和走勢。
三、美國國內關於對外發展援助的討論與開發貸款基金的建立
1957年1月21日，連任成功的艾森豪威爾總統宣誓就職。在就職演說中，艾森豪威爾總統明確表示："無論痛苦發生在世界的什麼地方，我們都必須利用我們的技能、知識，有時甚至是財富，來幫助其他國家脫離苦海。因為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一個民族隻要知道什麼是自由熱切需要的，就會充滿希望——一種進步的希望，或者必定會有抗爭的烈焰。"【52】對期待推動對發展中國家發展援助的人士而言，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就職演說讓他們感到興奮，他們期待艾森豪威爾政府的第二個任期能夠有所改變，在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援助方麵能夠有所作為。
應該說，上述人士的樂觀態度也是有一定根據的，新政府成員的變動，在一定程度上減小了增加發展援助的阻力。1957年2月，克裏斯坦·赫特取代了小赫伯特·胡佛的副國務卿位置，杜勒斯的另一得力助手羅伯特·鮑威（Robert R.Bowie）成為負責政策設計的助理國務卿；而反對擴大對外發展援助的核心成員之一的喬治·漢弗萊的財政部長位置，則於7月28日被羅伯特·安德森（Robert B.Anderson）所取代。其中，新任副國務卿赫特在對外發展援助問題上的態度比小胡佛要開明得多。赫特到華盛頓就職前，曾在波士頓與羅斯托、米利肯就兩人正在從事的對發展中國家發展援助問題交換了意見，並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取得了共識。在美國駐法國大使道格拉斯·迪龍（Douglas Dillon）成為負責經濟事務的副國務卿後，國務院支持對外發展援助的力量得到了進一步增強。
除了原來站在對外發展援助對立麵的一些政府成員離開顯要位置外，在美國政界和政治學界展開的對外援助大討論，也影響著美國決策機構，特別是美國國會轉變對待發展援助的立場和態度。
前已述及，1956年下半年，美國國會與行政部門均組織了專門的委員會，對美國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發展援助問題進行研究。到1957年初，這些研究報告紛紛出籠，在提交政府相關機構的同時，也有一些研究報告以各種形式公開發表，從而在美國政界和政治學界展開了規模宏大的關於對外援助的大討論。這場討論對修訂美國傳統的對外援助政策，促進美國對外援助更多地向發展援助轉型發揮了重大作用。
為了以最小的代價取得最大的研究成果，美國參議院特別委員會組成後，邀請了11個智庫或非政府研究組織參與它的研究計劃，並聘請10位著名人士到44個國家進行實地調研。參議院特別委員會的研究報告於1957年3月完成，隨後其他研究機構的報告也相繼完成。【53】其中，布魯金斯學會的研究報告的特點是突出了對對外援助項目的管理，它要求美國國務院應該更加有力地協調所有美國對外援助項目，並將軍事援助與經濟援助更加明確地區分開來，報告建議由負責經濟事務的副國務卿具體管理對外經濟援助項目；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報告則持相反的結論，希望不要將軍事項目與經濟項目絕對地區別開來；經濟與工業研究委員會的研究報告的結論是，共產主義陣營在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活動正日益頻繁，並對美國的國家利益形成挑戰；全國計劃協會的研究報告分析了對外經濟援助對美國經濟的影響，其結論是，美國的對外援助活動並沒有成為美國經濟健康發展的負擔。
在參議院的係列研究報告完成時，眾議院對外關係委員會主席詹姆斯·理查德（James P.Richard）也向眾議院遞交了他研究報告的初稿。不過，理查德得出的結論與參議院得到的研究報告正好相反。盡管他的報告強調對外經濟援助是美國的政治義務，但他又認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最大障礙在於製度的不健全和人力資源水平低下，而不是缺乏發展資金，所以他建議削減對外援助開支。不過，理查德的研究報告也強調蘇聯在海外經濟擴張的成功，並支持擴大基於長期的、以"軟貸款"為基礎的發展援助，以主動地對抗蘇聯在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活動。【54】
除了上述立法機構掌握的研究報告外，美國行政部門組織的研究報告也相繼完成。1957年3月1日，"美國鋼鐵公司"（The United Steel Corporation）前主席本傑明·費爾勒斯（Benjamin F.Fairless）領銜起草《共同安全計劃總統公民顧問致總統的報告》（Report to the President by the President's Citizen Advisers on Mutual Security Program）。3月4日，由埃裏克·約翰斯頓（Eric Johnston）擔任主席的國際開發谘詢委員會（即IDAB）遞交了第二份研究報告。這兩個組織都是受白宮委托，對美國對外援助，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發展援助進行研究。前者是參議院組織專門研究委員會之後，艾森豪威爾總統專門成立的民間研究組織；後者則是杜魯門政府時期，為實施《國際開發法案》而成立的谘詢機構，在艾森豪威爾第一屆政府時期沒有發揮太大作用，這一次派上了用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