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情況下，唯一有可能挽救"援外事務管理署"的，就是設立由該機構負責管理的、新的對外發展援助項目。為實現這一目的，斯塔森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首先，1954年10月在加拿大渥太華（Ottawa）召開的"科倫坡計劃"（Colombo Plan）成員國年會上，斯塔森發表了一個可以說是超越其職責的演說。作為美國出席"科倫坡計劃"年會的代表，斯塔森向與會的各國承諾，美國將增加對亞洲非共產黨國家的經濟援助；同時他還表示，希望"科倫坡計劃"能夠提供一個地區經濟組織的基礎，具體管理多邊經濟援助，就如同當初的"歐洲經濟合作組織"（Organization for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OEEC）管理馬歇爾計劃一樣。這個組織將從事綜合投資與開發，鼓勵地區貿易更加自由化，並將日本的工業經濟與南亞、東南亞的原料生產結合在一起。在這個演說中，斯塔森給與會代表留下了這樣的印象：美國在結束了對歐洲的馬歇爾計劃之後，將參照馬歇爾計劃的模式，對亞洲進行大規模的經濟援助。
實際上，在渥太華會議召開之前，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就已經製定了明確的對亞洲的經濟政策，即"在自立與互助的基礎上，最大限度地推動亞洲自由國家，建立一個包括日本及盡可能多的‘科倫坡計劃’參與國的經濟集團，通過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的支持與援助，使這些國家能夠獲得維持其政治獨立所必需的經濟和社會力量。"【39】可見，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亞洲經濟政策的核心是建立區域經濟集團，通過區域經濟集團的協調以及西方國家的援助，促進亞洲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並未表示要增加對亞洲國家的經濟援助，特別是沒有在亞洲推行"亞洲版馬歇爾計劃"的意圖。
斯塔森在"科倫坡計劃"年會上的演說在美國政府內部引起了極大的爭議。從斯塔森本人來說，不排除他依然心存"對亞洲的馬歇爾計劃"的願望和理想，同時他也希望通過擴大對亞洲的經濟援助，為他的"援外事務合作署"爭取生存空間。斯塔森擴大對亞洲經濟援助的設想得到了國務院的同情和支持，但在國務院內部，也沒有人希望對亞洲實施馬歇爾計劃那樣大規模的經濟援助。而對財政部而言，它幾乎是反對任何新出現的對外經濟援助計劃。艾森豪威爾總統對外經濟政策的主要顧問蘭德爾對斯塔森的演說同樣不認可，認為斯塔森的計劃會使世界經濟的複興處於危險之中，並在國會內部造成不必要的對立。【40】
回國後，斯塔森起草了致國務卿的備忘錄，闡述自己對亞洲政治、經濟形勢的看法，希望杜勒斯支持自己對亞洲提供發展援助的設想。他認為，美國目前在亞洲的外交目標應該是提升在這一地區盟友的軍事實力、促進其國內穩定、增進個人自由、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此杜絕共產黨勢力的滲透和顛覆活動，並為美國經濟的增長創造良好的氛圍。現在亞洲盟國存在的主要問題是：維持一支現代化的軍事力量超過了這些發展中國家經濟的承受能力，其所付出的代價是降低本國經濟的發展速度、阻礙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升。目前，這些自由世界的國家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麵臨的主要問題就是沒有足夠的信貸資金，政府管理水平、財政和經濟的管理技能低下，需要接受外來的經驗和指導。此外，"世界範圍的共產黨組織已經聯合起來，在幾乎每一個國家致力於製造混亂和從事顛覆活動，這增加了（這些國家在）安全、經濟和政治方麵的困難。"
斯塔森認為，應該讓美國公眾和國會明白，"在執行美國對外政策和捍衛美國重大利益過程中，對外援助的特別計劃將是持續的需求，而不應視為短期行為"。為此，美國應支持建立地區經濟合作組織和地區信貸機構，使之能夠充分利用該地區固有的經濟資源和來自美國的資金，並為培訓當地的管理人才提供便利條件。
當然，斯塔森計劃最直接和最主要的目的是為保留援外事務管理署尋求依據。因此，在備忘錄的最後，他的著眼點又回到了執行上述經濟活動的組織機構問題。他認為，美國參與亞洲地區經濟合作組織活動的機構可以有以下選擇：
首先，最理想的方式是保留現在的組織形式，即保留援外事務管理署，因為它已經成功地證明自己可堪此任。但目前的困難主要來自國會，因為國會通過的《1954年共同安全法案》已經要求撤銷援外事務管理署。但如果總統和國務卿能夠強力勸說，國會中的兩黨領導人是有可能接受這一方案的。
其次，建立隸屬於國防部的"共同安全局"（Department of Mutual Security），"共同安全局"局長在國防部長的指導下工作，並對國防部長負責。
第三種方案是在國務院內建立類似於援外事務管理署這樣的實體。這一方案的好處是可以使美國的發展援助政策與整個美國對外政策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使發展援助政策成為美國對外政策的必要輔助。斯塔森認為，這一方案的主要障礙在於獲得國會的授權，具有一定的難度。
第四種方案是在財政部下麵設立"對外財政公司"（Foreign Finance Corporation）。這一方案的好處是可以為美國的發展援助政策帶來信譽保證，並能向國會及國內民眾說明，整個計劃是以美國的國家利益為基準的。【41】
對斯塔森而言，第一種方案最理想，可以完整地保留援外事務管理署，並擴大該機構的業務範圍。後麵三種方案也不至於徹底廢除援外事務管理署，隻是改變隸屬關係及業務範疇。然而，在杜勒斯看來，斯塔森的計劃不可能得到政府內部多數成員的支持，更難以得到國會的支持，斯塔森"要想在國會中過關的話，就得為援外事務管理署的調整帶來一些新方案。"【42】
斯塔森的努力未能拯救援外事務管理署。1955年4月17日，艾森豪威爾總統致信杜勒斯，決定將援外事務管理署的大部分職責移交給國務院。他在信中稱：盡管"援外事務管理署被很多人認為僅僅是一個臨時的政府聯合體，建立這樣的機構僅僅是為了應對一些短期的經濟和軍事需求"，然而，它的功能以及"在自由國家間合作開發經濟和軍事力量的需求已經被廣泛認可"。在國務院內建立新的對外經濟援助機構將"為這種國際合作提供長久的基礎"。新機構將命名為"國際合作署"（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ICA），接管原"援外事務合作署"中一切非軍事的對外經濟活動。【43】三天後，在致國會的"關於共同安全計劃的特別谘文"中，艾森豪威爾總統向國會表示，到6月30日以前，他將通過行政命令廢止援外事務管理署，除了將一些軍事方麵的職責移交給國防部外，該機構的大部分職責將移交給國務院。在國務院內部成立半獨立的"國際合作署"，其地位與聯邦調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在司法部的地位相同。國際合作署署長將直接向國務卿彙報工作，並代表國務卿，在國務院內對共同安全工作進行管理和指導。【44】稍後，艾森豪威爾總統任命美國前眾議員約翰·霍利斯特（John B.Hollister）為國際合作署的第一任署長。
盡管援外事務管理署並未像斯塔森所期待的那樣繼續存在下去，但對不發達地區進行發展援助卻越來越引起艾森豪威爾總統的重視。他逐漸意識到，如果美國不希望整個亞洲落入共產黨手中，就必須向亞洲的"自由"國家提供新的發展援助項目。經過內閣成員數月的討論甚至是激烈爭論之後，艾森豪威爾總統終於決定，由美國政府向亞洲那些落後的"自由國家"提供發展援助。1954年12月8日，艾森豪威爾總統在新聞發布會上正式宣布，為了美國在亞洲"密切攸關而持久的利益"，美國將在共同安全法之外，為"需要幫助的落後地區"提供一項"某種形式"的經濟開發項目。【45】隨後，國務卿杜勒斯對美國即將提供的經濟援助計劃做了更為細致的說明。他證實，亞洲地區將得到美國更多的經濟援助。但是，新的經濟援助計劃與馬歇爾計劃沒有任何相似之處。因為亞洲沒有像歐洲那樣雄厚的工業基礎，可以在美元的幫助下迅速重建。亞洲工業發展是從零開始，需要受過職業訓練的技術人員來管理，因而，這需要更為長期的計劃和設計以及較小規模的啟動基金。
1955年4月20日，在致國會的"關於共同安全計劃的特別谘文"中，艾森豪威爾總統要求國會撥款2億美元，建立"亞洲經濟開發總統基金"（President's Fund for Asia Economic Development）。艾森豪威爾總統強調："現在對世界安全與穩定最迫切的威脅集中在亞洲，向國會要求的（經濟援助）基金的多數將用於應對在那裏的威脅"。從朝鮮半島到日本再到中東這一弧形地區內的自由亞洲國家，大多數是新獨立的國家，目前都處於共產主義的威脅之下。這些國家"資金短缺，技術和管理能力有限"，但卻擁有經濟開發所必需的"豐富資源和肥沃土地"。艾森豪威爾總統呼籲："現在是促進這一弧形地區國家發展的時候了"。盡管亞洲地區經濟發展的主要責任還在於亞洲人民自身，外來資本與援助隻能是加速這一進程，但"在向自由亞洲提供友好幫助的過程中，美國有能力、有願望並期待著承擔起領導責任。"【46】
1955年7月，美國國會通過了新的共同安全法案，授權建立"亞洲經濟開發總統基金"，基金的數額也正是艾森豪威爾總統所要求的2億美元。法案強調，美國鼓勵亞洲國家充分而有效地利用本國的資源，設立這一基金的目的，就是實現以自助、共同合作和充分利用現有資源與知識為基礎的經濟發展目標。法案規定，"亞洲經濟開發總統基金"的有效期至1958年6月30日，利用基金向亞洲國家提供援助應以貸款為主，輔以少量的基金補貼。【47】
顯然，"亞洲經濟開發總統基金"所提供的經濟援助數額，既遠低於傑克遜和羅斯托等人的期待，也低於斯塔森的預期，距離亞洲國家的期望可能相差更大。因而，難免會讓美國朝野主張擴大對亞洲發展援助的人士、對美國經濟援助充滿期望的亞洲國家失望。然而，對艾森豪威爾政府而言，這畢竟是它在對發展中國家發展援助問題上邁出的很重要的一步，表明它已經開始逐漸擺脫上任初期的"貿易而非援助"政策，對發展援助政策在美國對外政策，特別是美國對發展中國家外交戰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更加清楚的認識。同時，出於美國對發展中國家外交戰略的需要，它也開始日益正視發展中國家對經濟發展的渴望與要求，並逐漸做出必要的回應。隻是限於共和黨的傳統政策，這一轉變不會太快、幅度也不會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