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種觀點認為，北洋海軍覆滅主要原因是李鴻章和中國軍政當局在戰略全局中籌措不力，缺乏積極爭奪製海權的“海上決戰”的戰略理想；其次，則是戰役指揮員丁汝昌在戰場指揮上的嚴重失誤，而後者比前者對北洋海軍失敗的影響更大。身任提督重任的丁汝昌對北洋艦隊指揮嚴重失誤的，一是未能積極大膽地撲捉有利戰機，堅持實施以突擊日軍登陸輸送隊為主的抗登陸作戰；二是置李鴻章與朝廷的多次明令於不顧，率北洋海軍株守軍港，坐以待斃。使海軍艦隊失去了機動攻擊作戰的可貴空間而陷入“虎落平川”英雄無用武之地的困難，處於被動挨打，直至失敗後釀成全軍覆滅。
中日甲午戰爭以北洋海軍的覆滅以中國的戰敗而告終，自有其複雜而深刻的社會、政治、經濟、外交和軍事等諸多方麵的原因。但是，分析甲午戰爭中北洋海軍覆滅的主要原因到底是因為當時的工業落後、生產力低下和日本強大及清政府製度落後等原因呢？還是主要因為當時軍政當局籌措不力和戰略戰役指揮的失誤呢？對以上兩種不同的觀點，還需要進一步探討和研究，到底北洋海軍全軍覆滅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究竟是誰領導了武昌起義
武昌起義是清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日（公元1911年10月10日）在湖北武昌發動的一次成功的起義。是年為農曆辛亥，故又稱辛亥武昌起義。
宣統三年（公元1911年）清政府借實行鐵路國有的名義，將民辦的川漢、粵漢鐵路收歸國有，並以鐵路修築權為抵押，向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借款，激起川、鄂、湘、粵各省人民的反抗。四川成立保路同誌會，舉行請願，遭到鎮壓，發展為各縣人民的武裝反抗。
清政府派川漢鐵路大臣端方從湖北率新軍入川鎮壓保路運動。在同盟會的影響下，早已在湖北新軍和會黨中積蓄了力量的“文字社”和“共進會”於八月統一組織了起義的領導機構，共推蔣翊武為臨時司令，孫武為參謀長，決定10月6日起義，因計劃未妥，改為10月11日起義。但因起義前兩天起義領導機關暴露遭破壞，形成群龍無首，形勢緊迫。在此緊急關頭，10日新軍中革命黨人主動聯絡，決定按原計劃立即起義。當晚工程營、輜重營先後發難，熊秉坤率隊占領楚望台軍械局，推左隊隊官吳兆麟為臨時總指揮，各營紛紛響應起義，指揮隊伍向總督署和第8鎮司令部進攻，湖廣總督瑞澂、第8鎮統製張彪逃走。11日黎明占領武昌，漢陽、漢口相繼收複。革命黨人發表宣言，改國號為中華民國，號召各省起義。在之後的兩個月內，湖南、陝西、江西等13個省相繼宣布獨立，形成全國規模的辛亥革命。
然而武昌起義是誰領導的？至今仍有爭論。
一說“中部同盟會直接領導，文學社、共進會直接推動”。此說認為中部同盟會，特別注意了對長江流域革命形勢的推進，譚人鳳、宋教仁是中部同盟會的主要活動分子，他們秘密來往於滬漢間和孫武、居正等商討進行辦法，於是文學社和共進會事實上成了中部同盟會的分機關。
一說“文學社、共進會共同領導”。持此論者認為武昌起義是文學社和共進會聯合領導的。在武昌起義醞釀時期的前期，同盟會與文學社、共進社，基本沒有什麼聯係，更談不上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後期湖北革命黨人爭取同盟會的領導，但同盟會領導很不得力，遇事猶豫不決，隻是在兩個團體聯合上作了些斡旋工作而已。
究竟誰是這次起義的領導已經爭議了80多年了，該是世人揭開謎底的時候了！
護國戰爭之謎
1915年，當時竊取了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袁世凱，接受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以換取日本帝國主義對他複辟帝製的支持後，偽造民意，申令於12月12日稱皇即位，引起了全國人民的反對，前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立即發表第二次《反袁宣言》，積極開展反袁鬥爭，在前雲南前督、愛國將領蔡鍔和維新派領導人之一的梁啟超讚助下，秘密地回到雲南，聯絡雲南將軍後繼堯等於當年12月25日通電討袁，宣布雲南獨立，成立護國軍，發動了戰爭。這就是曆史上稱謂的護國戰爭，亦稱護國運動或洪憲之役。次年，護國軍出兵四川、貴州、廣東、廣西，貴州和廣西先後獨立。袁世凱派兵入川鎮壓，遇蔡鍔抗擊未遂，被迫於
3月22日取消帝製。5月，副撫軍長岑春煊和梁啟超在廣東肇慶設立獨立各省對內對外總機構軍務院，代行國務院職權，對袁提出必需以去位為媾和條件，6月6日，在全國人民聲討中袁世凱憂懼而死，至此，護國戰爭勝利結束。
但長期以來，誰是護國戰爭的發動者、領導者？眾說紛紜。
一是“蔡鍔、梁啟超或進步黨”說，這是比較普遍的觀點。1915年12月19日蔡鍔由日本經越南抵昆明後於22日召開雲南軍事會議，主張即日興師討袁，隨即組織討袁護國軍，蔡鍔、李烈鈞、唐繼堯分別任第一、二、三軍總司令，分師各地，全麵爆發護國戰爭。梁啟超領導的進步黨，是社會上有實力的大黨，得到立憲派和官僚政客的較多支持，也揭出“護國”旗號，公開反袁；同時由國民黨右翼拚湊而成的“歐事研究會”，相信進步黨和西南軍閥的實力，紛紛參加西南護圍戰爭，成為屬於進步黨的一支力量。
一是“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說。護國討袁，是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多年來宣傳、動員、組織反袁鬥爭的總彙合，是促成護國軍取得勝利的重要因素之一；領導這次戰爭的戰鬥綱領也是孫中山的兩次討袁宣言。
一是“雲南新軍軍官”說。1915年8月，為袁世凱稱帝進行鼓吹的籌安會發生後，消息傳入雲南，雲南中下級軍官憤慨異常，羅佩金等密謀起義，首揭義幟。一是“各種力量的聯合”說。雲南護國戰爭是在孫中山民主共和旗幟的指引下，資產階級各派政治力量為了拯救和捍衛民主共和國，掃除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而進行的革命；也是雲南革命派與資產階級各派反袁的政治力量聯合的結果，它是資產階級革命派與改良派聯合的標誌。
曆史終歸是曆史，總不能成為千古之謎吧！
“福建事變”之謎
“福建事變”是1933年11月20日，福建駐軍第十九路軍發生的重大事件。
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後，蔣介石對“違令”抗日的第十九路軍進行“整肅”，下令將該軍調福建“剿共”前線，企圖以此達到既消滅第十九路軍又剿除紅軍之目的。與此同時，蔣介石還下令撤銷原第十九路軍付軍長陳銘樞的京滬衛戍司令之職，使陳銘樞等第十九路軍將領開始看到了蔣介石賣國投降和消滅異己的真麵目，從擁蔣走向反蔣。陳銘樞率第
十九路軍入閩後，“剿共”不成，反受到打擊，深感“剿共”沒有出路。在中國共產黨抗日主張的影響下，認識到要真正實行抗日反蔣，必須聯合共產黨。因此，於1933年10月，陳銘樞主動派陳雲培（化名吳明）同中國工農紅軍聯絡和談判，並於該月26日，與紅軍共同訂立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1933年11月20日，第十九路軍將領蔡廷鍇、陳銘樞、蔣光鼐等聯合國民黨內李濟深等一部分反蔣勢力發動政變，在福州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並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和中國工農紅軍簽訂抗日反蔣協定。
近年來人們對於陳銘樞領導發動的“福建事變”的原因和目的，爭論頗多，主要有：
“抗日反蔣說”。持此觀點者認為“—·二八”淞滬抗戰以後，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國內階級關係發生重大變化。第十九路軍由國民黨營壘中的擁蔣反共勢力，逐漸轉變為抗日反蔣的力量。福建事變爆發的主要原因，就是在這種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情況下，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陳銘樞等，與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蔣介石南京政府之間，在民族抗日問題上的矛盾日益激化的結果。陳銘樞等之所以要反蔣，主要是反對蔣介石不抗日。
“爭權奪利說”。持此說者認為陳銘樞等發動福建事變純係國民黨內部軍閥政客爭權奪利的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