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看過一個笑話：某專家為了證明螃蟹的聽覺器官在腿上，提了隻螃蟹放到桌上，並衝它大吼，螃蟹很快就跑。然後捉回來再衝它吼，又跑。最後專家把螃蟹的腿都切下來，又對著螃蟹大喊，螃蟹果然一動不動。一隻一隻試驗下來，都這樣……得出結論：螃蟹的聽覺器官確實在腿上。
早診斷、早治療，傾家蕩產去康複，最後領個殘疾證——這種邏輯困境沒有人去關注 ！
有的家長可能會心懷那樣的想法，假如孩子真是自閉症，我現在帶他去看醫生，至少沒耽誤了他，因為很多信息都在說，自閉症要及早治療；假如孩子不是自閉症，我帶他看了醫生被誤診也沒事，有人還被誤診成癌症呢，誤診又不會死人，以後知道沒事不就不沒事了——這樣的想法是錯誤的。“貼標簽”對兒童來說影響極為深刻，一個有唱歌天賦的孩子很有可能媽媽說一句你唱歌不行，以後永遠不再唱歌；一個被反複定義為小偷的孩子，比一般人更容易成為小偷。標簽就是烙印，打下了，就很難徹底清除。心理學史上有名的“斯坦福大學監獄實驗” 就是對外界定義如何深刻影響一個人自我認知的佐證。小孩被定義為自閉症後，自我翻盤的機會幾乎沒有。
四、“康複訓練”是嚴重的二次傷害
當年有人諷刺“大躍進”是“情況不明決心大，心中無底辦法多”。這句話用來描述現在的“自閉症”康複市場，真是再恰當不過。
2014年的自閉症宣傳日中，某大型門戶網站發了一組自閉症患者的圖片，其中有一位患者的情況是這樣介紹的：
1986年出生的陳嶠，今年10月就滿28歲了。在陳嶠小的時候，他能流利地背出唐詩三百首，但6歲那年，他在北京某醫院被診斷為自閉症，現在已經難以表達一個完整的句子。
設想這個已28歲的成年人，如果他沒有被“早診斷，早康複”，情況會比現在更糟嗎？
說到這裏，就有必要解讀一下當前“自閉症”康複機構普遍采用的訓練方法。
現在自閉症康複機構使用的訓練方法，比如來自美國的ABA課程，或國內某些人發明的課程，基本設計思路建立在條件反射機製上，即對需要習得的技能進行步驟分解和重複強化，以搭成某種外部行為規範。訓練方式不管一對一還是一對多，都是單向指令的，非雙向交流的。教師是主導者，是指令人，學生是被動方，被指令人。這種訓練模式，和競技運動或表演訓練屬於一類，交流內容簡單，目標外顯，缺乏智力因素和趣味性，所以也很難喚起孩子們的情緒認同。
缺少雙向交流和情緒認同的訓練，在成人來說是在“康複”孩子，可對孩子來說，則是在經曆精神和肉體兩方麵漫長的折磨。兒童像花苞一樣有生長的潛力，卻比一朵花要豐富細膩得多。所有愉悅的情緒都會轉化為促進潛能生長的正能量，所有痛苦的感覺都會轉化成壓抑正常生長的負能量。在強製訓練之下，他們可能會習得一些簡單的生活技巧，卻喪失了更多的正常交流機會，內心會越來越空洞，變成缺少情感的空軀殼，麵對世界時更加冷漠，更加逃避，更無法適應繁複的外部生活。
生活即教育，是美國教育家杜威提出的最著名的教育觀點，它奠定了現代教育的思想基礎。自閉症兒童缺的是什麼？是情感，是交流能力，是適應生活的能力！用脫離生活的程式化的指令模式去訓練他們，怎麼能達到喚起感情，提高生活能力，學會表達和交流的目的呢？！
無論有人拿出多少理論來說明此類康複的“科學性”，我隻想請大家把自己代入這些孩子的角色，設身處地地體會一下。一個幼小的孩子，不能玩耍，沒有玩伴，被一天數小時地投入到枯燥的訓練中，在老師的指揮下，去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比如用鑷子一顆顆地去夾一碗豆子，或被要求一遍遍地發某個音，並要體會聲帶震顫，哪怕是開關水龍頭也要按步驟來做，不可以胡亂開關……這是多麼莫名其妙又痛苦的經曆啊，孩子哪裏有自我心理調理的機會？如何能有效整合對世界的認識？如何能不更加抵觸交流？初入訓練機構的孩子大多抵觸老師的指令，不聽話，是不是事實？在這樣的強迫訓練下，即使孩子最後變得聽話了，難道他就學會了合作？即使他開口發出了“媽媽”這個聲音，他又如何體會這兩個字代表的情感和內涵呢？
在精神和肉體的雙重約束之下，孩子的情誌怎麼可能被激發出來？且不說行為和交流已出現障礙的孩子，就是完全正常的孩子，經曆過那樣的長期康複，心理也會出現嚴重障礙！
康複結果有目共睹，長年接受“康複訓練”的孩子確實表現出一些較低的生活能力，學會了做一些低於他們年齡智商的簡單小手工或小技能，卻成為了確定無疑的精神殘疾人。康複機構或家長，總把孩子這點簡單的小技能稱作“康複成果”，可這是成果嗎？是不是稱為“殘存能力”更準確些？貼標簽已把孩子開除出正常行列，“康複訓練”則是對兒童的嚴重的二次傷害，徹底把孩子打垮。
我們都有一個基本常識，當皮膚不小心受傷時，治愈的辦法是給傷口創造一個清潔、無打擾的環境，並慢慢等待，這個傷口多半能很快自行愈合；如果天天去揭開傷口進行研究，天天清痂，天天上藥，為了搞明白傷口恢複情況，還要經常切一塊組織下來，那麼這傷口不但遷延不愈，潰爛麵積越來越大，最後很可能變成一塊癌腫。這個道理並不深奧，關鍵是我們能否設身處地地站到孩子的位置上體會一下。更何況，還有更瘋狂的“康複”行為。
2014年7月，媒體出現這樣的報道《女博士以暴製暴治療自閉兒童 10人回歸正常》，文章說這位女博士曾學過兒科醫學，後又獲得某師範大學博士學位，有“國家二級心理谘詢師資格”，開辦康複機構，專門收治自閉症及智障兒童。收了近千人，采取“厭惡療法”，以毒攻毒，以暴治暴，治好10名。具體做法是，有些孩子喜歡咬手，她就親自去咬孩子的手；有些孩子喜歡撞牆，她就抱著孩子的頭去撞牆；有些孩子怕高，她則把孩子吊在樹上讓他“恐高”，有的孩子打人，她就讓一夥孩子去打這一個孩子……報道中居然有這樣的結論：“采取另類的‘暴力’施教，拯救了一個又一個孩子和家庭。”配發的照片是：四個老師在地上摁著一個孩子，撥開孩子的嘴，強行往裏麵塞飯；兩個老師把一個正大哭的孩子往樹上吊……這樣的報道、這些照片，看著都不止是辛酸，應該是憤怒了，卻被多家媒體轉載。
任何事，隻要有炒作就有市場。這幾年對“網癮”的炒作，讓開辦“戒網癮學校”的人賺得盆滿缽滿，殘害了許多孩子；自閉症的瘋狂炒作，也必然會出現很多女博士這樣的機構，這背後，是多少孩子身心兩方麵的傷痕累累！
天下沒有完美家長和完美家庭，幾乎每個人都是帶著某種心理創傷長大的。家庭中一般的“創傷性成長環境”本不影響孩子的正常成長，是醫療診斷把孩子推到懸崖邊，繼而由錯誤的康複訓練推下懸崖。
五、“自閉症”大爆發的背後推手
“自閉症”宣傳特別強調的一點，就是它和教育無關，是純生理疾病。這樣的宣傳事出有因。
教育學和社會心理學研究的對象是人的心理和智力問題，終極目的是要解決人的社會化問題。“自閉症”若想另立門戶，就必須把它說成是純生理問題，絕對地和教育割離開來，才能形成研究、診斷、治療的龐大市場。
從現有資料看，“自閉症（Autism）”概念由美國學者Kanner於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提出，距今已有七十多年。當時正是西方當代心理學大發展的時期，各種新概念很多，所以他的這個概念被淹沒，並沒有受到人們的關注。隻是在近十幾年，才被重新翻出來，開始流行。
現在能查到的關於Kanner的資料較少，他在心理學史上沒有太多痕跡。事實上，Kanner當時提出“自閉症”時，指出該病來源於父母親在情感方麵的冷漠和教養過分形式化。但今天，人們隻采用了這個名稱，卻完全否定了他關於疾病來源的說法，把它改寫為純生理疾病。
教育問題演變為純生理疾病，這會吸引許多人，緣故有的人找到市場，有的人找到事業，有的人找到安慰。
略有相關常識的人都知道，無論哪個國家，醫藥市場都是一塊龐大的蛋糕，經濟越發達，蛋糕份額越大。某種疾病或藥品一旦列入公費醫療報銷項目，就類似於獲得了“公務員”身份，基本上衣食無憂了。因市場而創造疾病，這在經濟發達國家已不是秘密。在“自閉症”或“多動症”最流行的歐美國家，相關疾病的康複訓練及用藥已進入政府報銷範疇。藥品的大量使用為藥廠帶來豐厚收入，藥廠為政府大量納稅，相關研究項目不僅能從政府申請到大筆科研經費，更能從製藥企業得到豐厚的讚助，名利雙收。公立中小學，凡有多動症或自閉症兒童教育項目，就能從政府那兒要到更多的錢。一些相關公益機構能從各類慈善團體及社會上獲得大量捐款。總之，“病症”讓社會各方形成多贏關係。
在中國，繼“多動症”之後，“自閉症”醫療及康複市場已大規模形成。全國很多醫院都開設了兒童心理科，“自閉症”成為重要診療項目。自閉症康複機構紛紛成立，在百度中輸入“自閉症康複機構”幾個字，即可出現幾十萬條信息。自閉症的概念進入中國不過十多年時間，居然有那麼多人可以解決這個“世界級疑難雜症”。稍有點名氣的康複機構收費很高，卻人滿為患，需要排隊等候。平時在網上隨意瀏覽，屏幕上會不時地蹦出自閉症治療廣告——想象一下這背後是多麼驚人的患者數字，多麼巨大的利益數字！與此同時，一些人還在向政府喊話，希望政府也能給予政策、經濟上的支持；一些慈善基金會或個人也在向康複機構慷慨解囊。
兒童是弱勢人群，無力訴求和抗爭，最容易成為被侵害對象，家長最容易成為被利用人群。如一度流行的“戒網癮學校”、“網癮電擊療法”，是典型的混亂過渡期的罪惡產物，卻形成市場規模，舉辦者之多，獲利之豐，殘害少年兒童之重，觸目驚心。這種混亂，在當下“自閉症”治療及康複市場是否被複製，理當引起警惕。
再從家長來說。孩子被診斷為“自閉症”肯定令家長痛苦不已，但有多少人麵對孩子的問題時，追問過自己，我做得夠不夠，好不好，對不對？凡那些從不懷疑自己有什麼過失的父母，當他們找不到進入孩子內心的路徑時，本能地會懷疑孩子有什麼生理問題，很容易就會去尋找醫療。當父母確認一個孩子是天生帶“病 ”而來時，他也就下意識地避開了走進孩子內心的那條路。
世上確有極少數的孩子，先天有精神或智力殘疾，那是大自然的過錯。而讓“自閉症”的發病率達到1%以上，則是人的過錯。不得不說，在這一錯誤上，一些家長也扮演了推波助瀾的角色。
“天生有病”是一間避難所，收容了孩子的痛苦經曆，也給了家長麵子和教育失敗的借口。我接觸過不少問題兒童家長，深有體驗的是，要家長承認自己的過失，是件特別困難的事，尤其是社會角色出眾的家長。可能由於他們一直自身表現出色，所以非常自信，如果有人指出孩子的問題可能來源於家長，他們往往非常抗拒，覺得被傷害，甚至會極為憤怒。
我當然理解他們的痛苦和無助，以及付出辛苦卻沒有收獲的絕望和委屈，但一些家長過激的反應，以及對“自閉症”是無法治療的先天疾病概念的積極維護，還是讓我有些驚訝。假如孩子被診斷得了白血病，有人告訴他這是誤診，可能是家庭生活方式帶來的不良症狀，並且為他指出省錢省力無痛苦的康複方向，他會生氣嗎？最多是不信，總不至於生氣，甚至去攻擊建議人吧——不是他們不愛孩子，也不是他們素質不高，而是他們太害怕否定自己！
目前中國，約一半自閉症康複機構是患兒家長自己創辦的，這有些像一個人謝頂了，就去開一個治脫發門診一樣。當然有“久病成醫”這回事，謝頂者如果能讓自己滿頭生發，就是力證。問題是，他們的孩子康複了嗎？答案基本是否定的。如果自己的孩子都不能康複，憑什麼去康複別人的孩子呢？
我不能說這些開辦康複機構的家長有主觀惡意，相信他們最初的動機是想給孩子做點什麼，或至少抱團取暖。但我要批評他們在這件事上的一意孤行。他們所信奉的“康複”到底是良藥還是毒藥，三個月五個月看不出後果，三年五年還看不到嗎？一個孩子身上看不到，從很多孩子身上還看不到嗎？
六、回歸自然是最好的治療
心理康複的最重要思路，應該是如何把充滿愛和自由的成長環境還給孩子，而不是把孩子當動物來馴化或當機器人來控製。
心理學家A? 阿德勒指出，真正的心理學不會用針紮小孩看他蹦得有多高，不會搔癢看他笑得有多樂。心理學的任務，必須從他的整個生活方式入手，而不是隻去治療一個病症或單一方麵問題。
改善兒童心理障礙，必須是件比較個性化的事，必須細膩地研究和體察孩子的心理和情緒，一點點扶植他們內心的正麵生長力量。所以最好從家庭做起，解鈴還須係鈴人。很多成功案例可以證明，家庭是最好的學校，親情是最好的老師。具體做法，其實不難，簡單陳述就是多陪伴、少限製。
2013年，我為美國作者Thomas Sowell所著的《語遲的孩子》中國版寫了推薦序言。這本書作者的兒子在該說話時遲遲不會說話，輾轉於多家醫院後，被診斷為“語遲症”或“自閉症”。作者是一名經濟學家，他雖然不懂醫學也不懂教育學，憑直覺認為孩子很正常，拒絕給孩子貼上有病的標簽，拒絕把孩子送進特殊教育班級或學校，選擇讓孩子回歸正常的群體，同時用關愛陪伴孩子——就是這樣“不作為”，效果反而超過了那些積極的、複雜的治療和訓練，他的兒子最終成長得健康出色。由此他開始關注那些因遲遲不說話而被醫生診斷為有病的孩子，成立了家庭交流小組，很多人帶著有“病”的孩子加入進來。當家長的目光不再憂心忡忡，而是以平常心、愛心和充分的時間陪伴孩子時，這些孩子卻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作者和小組成員都被自己獲得的意外成功震驚了，這促使這位經濟學家把自己遇到的事情寫出來。同時作者也在書中揭露了美國的“自閉症”黑幕，指出醫療和研究經費方麵的利益，甚至名譽，是高發病率的背後推手。
就在我為這本書寫推薦序言時，正好收到國內一位媽媽的來信。她的孩子也一度因為不說話被診斷為“自閉症”，她雖然拒絕了這個標簽，不相信她的孩子有自閉症，卻對孩子遲遲不開口說話憂心忡忡，把孩子送進一個語言訓練機構進行訓練。但效果讓她失望，孩子雖然學會了一些發音，在說話方麵略有進步，可整個人卻越來越萎靡，眼神越來越呆滯，即便說話本身，也常常出現倒退現象。後來，一位朋友對她說，你總在孩子麵前表示出對他說話的憂慮，孩子心理負擔是不是越來越重了？這樣訓練，孩子是不是反而更不敢說話了？朋友一句話，點中媽媽心底的痛處，對於身處困境的媽媽，有撥雲見日感覺。她突然意識到自己在孩子的說話問題上，給了孩子太多錯誤的暗示，讓他小小的心背負了太多壓力。是啊，再聰明的孩子，在這樣日複一日的暗示和壓力下，自卑的根肯定是越紮越深，狀態怎麼可能不是越來越差呢？
這位媽媽突然醒悟了，她為自己以前的行為感到後怕，開始大量閱讀教育書籍，同時中止了對孩子的各種訓練，不再逼迫孩子說話，每天隻是和孩子一起快樂地玩耍，給他讀故事，隨意地和孩子聊天，好像孩子不說話這事從未發生過。他們漸漸地忘記了所謂的問題，而孩子的進步卻就此慢慢顯現出來，話語能力在停滯了好長時間後，突然飛速發展，性情也越來越開朗活潑。這位媽媽給我寫信的時間，是在孩子剛剛通過小學入學前的各項測試之後。測試結果顯示，孩子一切都正常，甚至在識字和計算上表現出色，語言交流毫無困難，完全符合入學條件。
不同國度的父母，麵對不開口說話的孩子，當他們從帶著焦慮、積極地帶孩子輾轉於醫院和治療機構，轉向放平心態，不給孩子貼標簽，中止對孩子傷害性的治療，努力提高家庭生活中親子相處的質量，卻不約而同地收獲到意外驚喜。
現在有人提倡校園“融合教育”，即讓“自閉症”兒童和正常兒童在一起上學，淡化其疾病問題，平等友好地對待他。實踐證明，它確實在一些孩子身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013年，央視報道了台灣“融合教育”的成果，患“自閉症”的孩子進入融合教育的學校，狀態轉好，令人刮目相看。不過，同一年，媒體也報道了這樣的事情：北京、深圳等地有自閉症兒童入讀普通小學，結果弄得班級雞犬不寧，孩子們甚至在人身安全上都受到“自閉症”同學的威脅，家長聯合要求讓這幾個兒童退學或離開這個班級，引爆社會輿論，人們紛紛指責這些家長沒有愛心。
如此這般，一個疑問就出來了：北京深圳這兩所小學也把“自閉症”兒童和普通孩子放一起上學，也是“融合教育”呀，為什麼就不行呢？這就說到了“融合教育”的精髓。僅僅把一個心理有“病”的孩子送進一所普通全日製學校，這隻是做了皮毛，撕下他身上的“有病”標簽，才是開通了融合的渠道。
人類積累的修養早已告訴我們，對待殘疾人最禮貌的態度是忘卻他的殘疾，平等相待，而不是處處暗示你有缺陷，口口聲聲告訴人家我要關愛你。“融合教育”的精髓是：沒有例外的孩子，隻有正常的孩子。所以沒有例外的對待，隻有正常的對待。其本質是一個撕標簽動作——孩子，你沒有任何問題，在同學眼裏，在老師眼裏，你和任何其他同學一樣，都是普通而正常的孩子。
我聽一位小學校長講過這樣一件事。她曾參加國外某小學一個重要活動，活動甚至邀請了市裏的政要。在發言環節中，除了政要、校長和老師，還有學生。她注意到作為學生代表發言的，是一個坐著輪椅的殘疾孩子，就想這個孩子背後一定有感人故事。慶祝結束後，她和這位小學生的校長攀談起來，問及為什麼要選擇這位學生發言？那位校長有些不解地回答說，因為他是學校裏的學生啊。
這位校長也許沒有“融合教育”這個詞，但他做到了，他奉行的正是教育中最樸素的平等原則，不矯情不虛偽，美好又不著痕跡，這樣的教育是全世界兒童都需要的。環境中沒有異樣的眼光，孩子才能正常成長。
教育學和生物學早就證明，未成熟的生命總是有強大的自我發展、自我成長的潛力和本能。雖然生命成長的路途總有這樣那樣的差異，但隻要沒有過分的外力阻礙，得天地恩澤之滋養，仰日月光輝之照耀，一個生命總會正常成長。尤其對於一個有某種心理障礙的孩子來說，沒有比愛、自由和尊重更好的康複辦法。哪怕什麼也不做，也強過胡亂“康複”。
七、我的觀點陳述
為了不引起歧義，我把前麵表述的觀點再進行簡單的梳理，同時也對一些需要解釋的問題做出進一步陳述。
1、世上是否真有“自閉症”這種病？
這個問題有幾種答案。
（1）如果指大腦某種生理構成先天異常、某個基因異常，致使語言功能或其它交流功能嚴重障礙，表現出“自閉症”症狀，如唐氏綜合征，這肯定有，但必定極少，發生率和其它先天殘障的發生率相比，不會有太大出入，不會成為流行病。
（2）如果指早期心理創傷導致的語言及交流障礙，這種情況古今中外一直有，情況比較普遍，程度各不相同，所謂“自閉症”隻是對此類老問題籠統的新命名。對這類心理問題當然也可以有其它命名，完全不需要神秘化。由於它是後天成長環境所致，所以教育可以大有作為，正確的心理治療可以極大地改善狀態。
（3）如果指當下宣傳中以及醫療診斷中的“自閉症”——該病為先天生理疾病，和成長環境無關，發病率越來越高，預後不良——這是誇張地把兒童某種行為障礙或發育中特有現象定義為心理癌症，是人造病，也是本文要批判的。
2、教育工作者不是醫生，有資格談自閉症嗎？
這樣的質疑，緣於一個固執的心理前提：“自閉症”是純生理問題，醫生是可以診斷治療的。對此，本文前麵已有說明，此處不再贅述。一些“自閉症”傳播者攻擊我的說辭就是我不是醫生，不懂醫學，所以不能談自閉症。哥白尼難道要精通宗教事務才可以談日心說嗎？
世上無論什麼專業，科學思維都是相通的。我談“自閉症”無關專業，如果一定要提到“專業”問題，那就是我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無法容忍“醫療鴉片”越來越瘋狂地侵害無辜的孩子。專業素養讓我能看清楚這一切，職業責任感讓我無法袖手旁觀。
3、如何解釋同一個家庭的孩子，甚至是雙胞胎，會出現有的患病有的健康？
一個人的成長往往是“細節決定命運”，哪怕是同一個家庭的孩子，也有不同的成長細節。正是早期一些不一樣的經曆，造成了他們不一樣的人生。除了父母態度感情上的差異，其他一些小事也有可能形成根本性的影響。
比如一對雙胞胎姐妹，出生時一樣健康，僅是妹妹耳朵有些炎症。耳炎雖不是大病，但炎症帶來不適，不斷的治療又帶來痛苦，那麼姐妹倆對世界的初始感覺就完全不一樣，情緒也不一樣，一個愛笑一個愛哭；一個乖巧一個煩躁。父母如果對此不能進行細膩的體察，隻是不明白，性別和長相一樣的雙胞胎，差異怎麼那麼大，開始懷疑妹妹是否有精神發育方麵的問題，又帶著妹妹去醫院檢查神經和大腦，檢查過程又給孩子帶來種種痛苦，這家查不出來再到另一家，一次次把孩子投入診療的折磨中，而這時，姐姐卻在家裏自在地玩耍——那麼姐妹倆的初始人生體驗之不同，就是一個公主和囚犯境遇的差異。於是好的更好，差的更差。越來越顯著的差異，導致父母看姐姐時滿是欣慰，看妹妹時滿是焦慮，更緊張地帶著有問題的妹妹跑醫院，直到確診為自閉症，然後把妹妹投入長期的治療和訓練中，甚至把她委托給治療師，長期和父母分離。最終，妹妹成為確定無疑的殘疾人……姐妹倆的人生分水嶺就這樣形成了。人們看到的是雙胞胎的巨大差異，幾乎沒有人能看到，她們的人生本可以一樣精彩。
所以，一個孩子怎樣，不能籠統地一概而論，必須回到成長細節上說話。兒童成長中的“蝴蝶效應”隨時可能發生。
當然也不必擔心，並不是隨便什麼錯誤就會產生蝴蝶效應，哪個家長沒有過失？一隻蝴蝶翅膀煽起的微風能變異為一場颶風，需要長期的、一連串錯誤的推動。而使一連串錯誤不斷發生的，是成人固執的觀念，對孩子一錯再錯的對待。
4、為什麼男孩子“得病”的多？
男孩女孩天賦性情不一樣，大自然早已為兩性設計好各自的特征和長短項。當下的“自閉症”診斷標準基本上都是衝著男孩子的弱點去的，男孩更容易成為診斷模式下的犧牲品，成為高“發病率”人群。
事實是不光“自閉症”，現在很多事關兒童的評價標準都對男孩不利，比如我國當前的中小學考試評價、三好學生評比、班幹部評選等等，基本上都是女生優勢設計。是男孩子病了弱了，還是我們成人偏了錯了？這是現代社會生活中值得思考的宏大話題。
5、自閉症天才現象如何解釋？
這很好解釋，應該是下麵三種情況。
一是人的天賦不同，並且能量有限。某個孩子確實在某方麵具有非凡的潛能，把能量主要分配到他的天賦上時，在其它方麵就會表現平庸，甚至表現得特別弱。比如一些科學家或一些傑出的藝術家，他們很多人在生活中非常低能，在人際交往方麵缺少興趣和能力，甚至行為怪異，隻是因為他們成名了，這些故事才得以流傳，並成為美談。而更多的是天賦雖高，卻沒有成名的。我們能說他們都得了自閉症嗎，他們需要治療嗎？如果有人用武大郎開店的思維方式，硬給他們冠上“高功能自閉症”或“阿斯伯格綜合症”的帽子，然後去“康複”他們，這不荒唐嗎？
二是生活中確實有極個別的孩子，雖然在早期啟蒙階段受到智力或情感的錯誤對待，但其天性中某一種潛能並未完全被破壞，僥幸得以存留，後來在某個因緣際會的情況下表達出來，如藝術的或計算的才能，令人刮目相看。這種情況，是因為人與生俱來有自我表達的潛力，有被認可的需求，當其它的出口都關閉後，某一個出口突然現出一個縫隙，於是引起局部噴發。但這種僥幸必定非常少，所以一旦出現，就會成為新聞。
三是從古到今，任何人群中都有某方麵的天才，殘疾人群當然也不例外，不管是精神殘疾還是肢體殘疾，其中個別人會在某方麵表現出與眾不同的天賦，況且現在被定義為“自閉症”的群體，他們本來就是正常人群。媒體或影視作品太熱衷於宣傳自閉症是天才，這確實能喚起公眾的同情心，也符合大眾審美需求，但與事實完全不符。事實是，任何有關“自閉症”人群智力統計數據都表明，該群體智力水平偏低，極少有天才。這是因為一個人的情感得不到正常發育，智力通常也會受到影響。
以個別人的某個特征來描述龐大的群體麵貌，這是一種非常幼稚的做法。炒作自閉症是天才，意欲把問題詩意化，製造一種特別的同情和敬意，讓人覺得如果你沒點兒奇才，都不配當“自閉症”患者，也不配得到轟轟烈烈的關愛。這種做法，其潛意識已暗含了對普通智力的不屑和對低下智力的歧視，它僅僅是讓媒體和影視劇“有料”，讓某些家長有麵子，卻掩蓋了這個群體的真正困難，忽略了需要解決問題的核心。
6、到底要不要帶孩子去醫院診斷“自閉症”？
任何診斷都有誤診的可能，何況“自閉症”這樣一種從生理上無從驗證的問題。同時，既然兒童精神殘疾或智力障礙的觀察起點和康複終點都在教育係統裏，所以在帶孩子去醫院前，家長應該先問問自己，找醫生的目的是什麼？
比如經常有家長向我谘詢要不要帶孩子去測智商，原因一般都是孩子學習成績不好，老師建議家長帶孩子去看醫生。老師給出這樣的建議，背後已潛藏了一個基本判斷，這孩子智商可能有問題，請醫生配合驗證一下。一旦測出孩子低智商，老師的工作就變得更容易些，對各方麵都好交代，更有可能建議孩子留級，班裏少個拖後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