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逐步有了較大的恢複和發展的基礎上，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把列寧關於過渡時期的理論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適時地製定並開始實施過渡時期總路線，領導全國人民經過四年多的努力，成功地進行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中國破天荒地確立起嶄新的社會主義製度。社會主義改造，是對生產關係的又一次根本性的變革，為社會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開辟了更廣闊的天地。這實際是黨的第一代領導群體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推進社會進步的劃時代舉措。這一曆史過程代表了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反映了全國各族人民對社會主義的熱切向往和徹底改變中國落後麵貌的強烈願望。
近年來對三大改造的評價不一。有的論者簡單地把1957年以後的20年間，中國經濟發展相對緩慢，歸結為社會主義改造進行得過早，超越了生產力發展的水平，從而影響了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這種觀點是建立在主觀假設之上的，不符合曆史事實。事實上，在這場涉及幾億人的翻天覆地的社會變革中，社會生產力在總體上保持持續高速增長。以公私合營工業的產值為例，本年度與前一年比較剔除當年新增、合營企業的產值，1950年增加17.3％，1951年增加31.4％，1952年增加32.3％，1953年增加28.3％，1954年增加25.1％，1955年增加29.1％。
1956年全國公私合營工業總產值達191.1億元，比1955年增加了32％。1956年的工農業總產值比1955年增加16.5％，1957年又比1956年增長7.8％。⑶到1956年底，伴隨著社會主義製度在中國的確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提前一年完成。這些充分說明，黨和國家當年適時實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順應曆史發展要求的英明之舉，在三大改造中所選擇的道路和采用的基本步驟與基本方法是正確的。作為領導這場偉大社會變革的主要參與者之一的鄧小平，是這樣評價對資改造的，他說，“我們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采用了和平改造的辦法。實踐證明，這樣做的結果，我們的生產不僅沒有受到破壞，而且得到了發展，既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教育了資產階級。”⑷
社會主義製度的確立，是中國曆史上劃時代的曆史事件。她對中國社會所產生的根本性作用，是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飛速發展。從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1952年到1978年間，盡管社會主義的中國受到了國際上反華勢力的敵視、封鎖和幹擾，盡管我們自己在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過程中出過這樣或那樣的差錯，特別是由於對階級鬥爭形勢的錯誤判斷造成了文化大革命那樣嚴重的“左”的錯誤和由於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認識上的某些偏差，以及發展速度問題上的急躁情緒造成的一些管理體製上的弊病和指導方針上的失誤，盡管這一切的主客觀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妨礙了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發揮，但中國共產黨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不斷克服缺點和困難的過程中，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仍然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從一片戰爭廢墟中建立起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據國家統計局1989年編寫的《奮進的四十年》統計，這期間，社會總產值年平均增長8.2％，其中工業總產值年平均增長11.4％能在這麼長的時期內，保持這樣高的平均增長速度，這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這有力地證明了社會主義製度的強大生命力和無比的優越性。
三
毛澤東對奪取政權前後，特別是在社會主義製度確立前後，中國共產黨在所麵臨的主要任務上的差別，是有清醒認識的。三大改造剛剛完成，他就及時地向全黨全國人民指出：“我們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係下麵保護和發展生產力。”他率先提出要走出一條不同於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他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領導製定了《農業發展綱要》，並發表了著名的《論十大關係》。陳雲則提出了以國家和集體經營的工商業為主體，個體經營為補充；以計劃生產為工農業生產的主體，以自由生產為補充；以國家市場為主體，以自由市場為補充。在此前後，毛澤東和劉少奇還提出可以允許發展個體經濟與私營經濟的思想。但是由於黨的主要領袖在思想觀念上，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關於社會主義的有關論述，存在有一定程度的教條化理解，由於在經濟建設上的急躁冒進和主觀主義的思想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客觀冷靜深入調查研究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這主要表現在過於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過於強調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生產關係對生產力反作用，由於在對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形勢的錯誤判斷和由之而來的政治上的“左”傾錯誤，加上那個時期嚴峻的國際形勢的影響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破壞與幹擾。不僅使上述有益的探索無法深入和繼續，而且還造成在很長時間裏全國經濟發展的相對緩慢，經濟成分和經濟結構單一，管理體製和經濟運行機製僵化，無法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得不到充分的體現。究其根本，在於片麵強調通過調整生產關係，改革上層建築，以期進一步解放生產力，而逐漸淡化了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這一中心任務。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鄧小平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撥亂反正，首先是從思想上重新恢複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他精辟地指出，“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出發點、根本點”。⑸作為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作為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實事求是是我們黨一貫堅持的思想路線。但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四人幫”搞得很亂，真所謂形而上學猖獗，教條主義盛行。粉碎“四人幫”後，當時中央的主要領導人又搞“兩個凡是”，鼓吹本本主義，實行思想禁錮，繼續製造新的個人崇拜和思想僵化。
鄧小平支持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衝破了“兩個凡是”的枷鎖，大大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這樣，就從根本上堅持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對先進社會文化和整個政治經濟生活的指導地位。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重新恢複，實現了黨在思想路線上的撥亂反正，並推動了政治路線、組織路線和重大曆史是非問題上的撥亂反正，使全國上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機。
在此基礎上，鄧小平通過總結正反兩方麵的曆史經驗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實踐經驗，加深了對社會主義問題的理解和認識，基本上弄清什麼是社會主義，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都比較落後的東方大國裏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怎樣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從而製定並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黨的基本路線。他認定我國已建立起社會主義製度，但現在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曆史階段要持續很長時間。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⑹他認為，“社會主義基本製度確立以後，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製，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製”。⑺基於此，他在改革開放之初就明確提出：“對實現四個現代化是有利還是有害，應該成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標準”。在領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鄧小平進一步深化了對生產力標準問題的認識，他在視察南方講話中又提出了著名的“三個有利於”，即是否有利於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利於社會主義國家綜合國力的提高，是否有利於人民生活的改善，作為判斷是非功過的標準。生產力標準體現了社會主義社會的根本任務——發展社會生產力，關係到社會主義製度的鞏固與否，是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如何保持無產階級執政黨先進性的核心問題。根據這一思想，鄧小平認為建國以來所犯錯誤的主要經驗教訓是對外封閉，對內以階級鬥爭為綱，忽視發展生產力，製定的政策超越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而三中全會以來取得成功的主要經驗，就是實現了三個轉變，即從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到以發展生產力為中心，從封閉轉到開放，從固守成規轉到各方麵的改革。在這三個轉變中，從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關鍵。在這個過程中，鄧小平立足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基本國情，對三大改造以來片麵追求大而純的公有製帶來的問題，進行了客觀的分析。從而認識到非公有製經濟雖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它仍有兩重性，對社會經濟的發展仍有積極的一麵，是我國現階段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隻要對它加以正確的領導、管理，它可以活躍經濟，增加稅收，擴大就業，方便生活。因此在所有製上，確定了在公有製為主體的前提下，允許扶持個體、私營等非公有製經濟成分發展的方針。黨的十五大又進一步確定了堅持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製度。與此相應，在分配體製上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分配方式為補充的製度，一改過去那種帶有平均主義色彩的“一大二公”的分配製度?６哉飧鑫侍猓竺褳?998年7月17日在學習鄧小平理論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作了十分中肯的論述，他說：“我們幹的是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的主體必須是公有製，這要堅定不移。同時，我國現階段的生產力水平決定了必須堅持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鼓勵、引導非公有製經濟健康發展，這也要堅定不移。如果不把這兩個堅定不移統一起來，隻講一麵，就會脫離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就建不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