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20 奪取革命、建設和改革勝利的力量源泉(1 / 3)

“三個代表”思想的曆史考察——毛澤東思想的繼承與發展之二

“三個代表”的思想,作為新世紀黨的建設的偉大綱領,它是在科學地分析世紀之交的國際國內形勢的基礎上提出的,同時也是基於對中國共產黨曆史經驗的全麵深刻總結。在建黨80周年之際,曆史地考察中國共產黨人如何與時共進,始終保持中國工人階級先鋒隊組織的先進性,始終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中發揮著堅強領導核心作用,對於我們深入領會和貫徹江澤民同誌“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全麵帶入21世紀,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從19世紀中葉開始,在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壓榨下,中國逐步淪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黑暗深淵。在救亡圖強的時代主題下,幾代仁人誌士為捍衛民族尊嚴和爭取國家獨立進行了前仆後繼的英勇鬥爭。但是,無論是地主階級中開眼望世界的愛國有識之士,還是領導太平天國運動,使之達到了中國曆代農民運動的最高峰的洪秀全;無論是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資產階級維新派“變法圖強”的奔走呼號,還是為統治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製製度敲響了喪鍾的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80年不懈的反抗,80年接踵的失敗。究其原因,正是因為缺少代表先進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的階級力量,缺少代表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科學思想的指導,因而導致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爭取中華民族獨立和自身解放,這一根本要求無法得到實現、在淒風苦雨中掙紮的古老中國,正在醞釀著一場巨大的革命風暴。高舉民主和科學旗幟的新文化運動正是新的革命風暴即將到來的預兆和前奏。1917年俄國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人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其影響下,1919年爆發了徹底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愛國運動。在這場鬥爭的最關鍵時刻,6月3日,上海等地的工人階級舉行大罷工,這標誌著中國工人階級開始以獨立的姿態登上政治舞台。從此,馬克思列寧主義開始與中國工人運動日益結合,很快就誕生了一個嶄新的革命政黨——中國共產黨。

隻有幾十名黨員的中國共產黨,在當時林立的一百多個各式各樣的政黨中,其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由於她是與先進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相聯係的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由於她是以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為武裝,所以,她能夠在成立的第二年就透過層層疊疊的紗窗曉霧,正確地分析了中國的社會矛盾和階級關係,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與漸次達到共產主義社會的最終目標結合起來,科學地提出了中國革命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為億萬中國人民指明了唯一正確的革命道路。與此同時,她架設了馬克思主義通向中國工人運動的橋梁,將不到三百萬人的中國工人階級團結發動起來,迅速掀起第一次工人運動的高潮,使中國革命的麵貌煥然一新,顯示出強大的凝聚力和戰鬥力。

如果說在創始階段,中國共產黨人首先在艱苦卓絕的鬥爭中體現自己的先進性和與其他政黨的本質區別的話,那麼到了抗戰時期,黨的第一代領導核心則開始自覺地從理論上闡述“三個代表”的思想內涵及其重要性。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對馬克思主義關於生產力是最基本的、起決定作用的力量,將最終決定社會總體麵貌和曆史發展這一原理,有著深刻的認識。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就曾鮮明地指出:“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於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⑴但是,他們沒有機械地照搬,而是根據當時中國的情況,認為在奪取政權之前,應該把推翻帝、官、封的反動統治,從舊的生產關係下解放生產力,作為第一位的任務。這一時期,毛澤東還係統地闡述了黨在新民主主義階段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綱領。其中關於文化綱領,他指出:“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至於毛澤東當時與“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意思一致的相關論述,如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等,就更為充分了。

在很長的一個時期裏,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進步力量與統治中國的黑暗勢力相比,處於絕對的劣勢。因此,革命遭受了一次次失敗與挫折。但是,中國共產黨人在失敗中奮起,愈戰愈強。1923年“二七”大罷工失敗,剛剛興起的工人運動陷於低潮。黨及時地總結了經驗,開始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左派實行第一次國共合作,從而勝利進行了北伐戰爭,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的高潮,黨員人數發展到5萬多。1927年在蔣介石、汪精衛相繼叛變革命後的白色恐怖的鎮壓下,大革命歸於失敗,黨員人數一下銳減至一萬。不屈不撓的共產黨人,從血泊中站立起來,陸續發動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等大小幾十次起義,開始武裝反抗國民黨的鎮壓,並獨立自主地開辟出適合中國實際的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進而,建立了十幾塊紅色根據地,在鼎盛時組成了三十萬人的強大紅軍。後來,由於一度在黨內占據統治地位的“左”傾教條主義者的錯誤領導,黨和紅軍未能打破帝國主義與蔣介石集團聯合進行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方麵的多重“圍剿”,使黨的力量在白區幾乎喪失了百分之百,在蘇區喪失了百分之九十,十幾塊根據地隻剩下了陝北一隅。在危機中,中國共產黨人依靠自己的力量,糾正“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統治和來自共產國際的瞎指揮。麵對日本軍國主義對華侵略的步步深入,黨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大旗,團結全國人民浴血奮戰,開辟了達到一億人口的十九塊解放區,建立了120萬人的人民軍隊,並最終贏得抗日戰爭的勝利。隨後,在國民黨蔣介石挑起的內戰中,黨率領全國各族人民,粉碎了敵人的“全麵進攻”和“重點進攻”,經過大反攻和戰略大決戰,徹底消滅了由美帝國主義武裝起來的八百萬國民黨軍隊,奪取了政權,建立起嶄新的人民共和國,使中華民族在經過一個世紀的苦苦奮鬥之後,終於贏得了獨立和解放。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由小到大,在強大的中外反動派的一波又一波的進攻麵前,愈挫愈強,並取得最後的勝利。究其原因,正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從創立之日起就忠實地堅持和貫徹了“三個代表”思想的實質,保持和發揚了黨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的先進性,所以才能在不同的曆史時期,科學地分析錯綜複雜的形勢,製定出一係列切實可行的方針政策,才能夠逐步團結和凝聚起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反動勢力做堅決的鬥爭。

新中國的建立,不僅徹底清除了帝國主義在華侵略勢力,使中華民族一掃百年恥辱,更主要的是通過砸碎舊的上層建築,通過徹底地變革束縛生產力發展的舊的生產關係,空前地解放了社會生產力。

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共產黨一方麵繼續完成民主革命的遺留任務,即進一步破除舊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解放生產力。這主要是:沒收帝國主義在華資產,收回海關和航運等管理權,剿匪反霸穩定社會秩序,實行民主選舉建立基層政權,特別是在全國範圍內完成了土地改革,徹底廢除持續兩千多年的封建土地製度;另一方麵,在帶領全國人民穩定物價,大力恢複和發展經濟的基礎上,開始實施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努力實現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就提出的“使中國由落後的農業國變成為先進的工業國”的奮鬥目標。這樣,到1952年全國工業和手工業總產值不僅較1949年增長近一倍半,而且超過戰前最高水平1936年的22.3%。農業總產值較1949年增加了48.8%,比戰前最高年份1936年年增長18.5%。與此同時,國民經濟結構也發生了變化,現代工業在工農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已由1949年的17%增長至26.7%。⑵到1956年,則提前一年完成了“一五”計劃。到1957年,當年的國內生產總值為l388億元,其中工業784億元,農業是604億元,工業總產值首次超過了農業,初步實現了工業化。盡管當時工業化的水平,特別是技術含量還很低,但畢竟是一件了不起的標誌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