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燕生
一段不該淡忘的詩歌史
《詩刊》原編輯第一屆“青春詩會”的主要組織者之一
因為詩歌，王燕生的命運被改寫了。被他發現的眾多詩人的命運，也因為詩歌被籠罩在了掌聲與鮮花的光環之下。
王燕生被許多詩人稱作“青春詩會”的教父。從1977年，調往《詩刊》，王燕生發掘了大量年輕詩人，並與邵燕祥一同組織了第一屆“青春詩會”。青春詩會使一批處於民間狀態的業餘詩人一躍成為時代的寵兒，它就像詩歌界的晴雨表從另一角度折射著80年代文化發展的軌跡，折射著體製與民間的微妙關係。第一屆與第六屆青春詩會是最輝煌的，第一屆詩會令朦朧詩的代表舒婷、顧城等迅速成為詩歌明星，第六屆詩會則使韓東、於堅等走到了舞台的中央。
剛過完70歲生日的王燕生從進入《詩刊》起便養成一個習慣，他記錄了與每一個詩人的交往。這其中包括北島因出國未能在《詩刊》發表的詩稿，也包括風雲人物劉波棄詩從商時平靜的自白。不久前，王燕生將陸續發表於雜誌的一些回憶文章編輯成《上帝的糧食》一書出版。
“寫這本書的一個原因是我覺得很多人正在淡忘那段曆史，甚至故意輕視那段曆史。”王燕生說，“這本書隻是一部分，我還想給很多人寫上一段，可有的時候寫到一半我就寫不下去了，顧城不在了，饒慶年也走了，他們走的時候還那麼年輕，我一直到現在都想不明白，這是為什麼。還有像劉波這樣的詩人，當時說不寫詩就不寫了，那時他正處在創作的巔峰時期啊。”王燕生細數著詩人們的命運，80年代的詩人們從時代的巔峰跌入低穀，如今或陰陽兩隔或各奔東西。青春詩會如今隻是這段輝煌的一個標識，也是許多詩人從民間跨入主流的青春的分水嶺。
以下為王燕生口述記錄：
從無名作者到《詩刊》編輯
因為我自己的經曆———以前也是一個無人知曉的業餘作者，所以我到《詩刊》以後就特別關注業餘作者的作品。這使我發現了不少年輕詩人。發了很多從沒聽過名字的作品。
我是在1950年1月參的軍。1952年的時候，我寫了自己的第一首詩。那時候，也沒想成詩人，朋友聚會的時候，用詩當個賀詞。1955年-1956年間，我寫了不少關於鐵道兵的詩。大概22歲的時候，我給解放軍文藝投稿，稿子沒被采用給退了回來，但編輯特別認真用紅毛筆在稿子上圈圈點點，做了不少批改。而且告訴我，這篇稿子本來是能發的，隻是因為覺得缺少些生活底蘊所以才沒發。這件事對我鼓舞特別大，就是因為這封退稿信，我覺得自己能寫詩。之後，我開始陸陸續續的在一些雜誌上發表一些詩歌和組詩。後來，臧克家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當時比較著名的談論詩歌的文章，其中提到我寫的一首詩，還給了比較高的評價。我逐漸有了點小名氣。
1977年，《詩刊》到各地選拔人才，希望湖南推薦一個人去工作一段時間，當時的工農兵文藝工作室也就是作協的前身推薦了我。1977年春節我隻身來到了北京。1978年7月，經過特批，我才正式調入《詩刊》。舉家遷到北京。
因為我自己的經曆———以前也是一個無人知曉的業餘作者，所以我到《詩刊》以後就特別關注業餘作者的作品。這使我發現了不少年輕詩人。發了很多從沒聽過名字的作品。1979年到1981年第一屆新詩獎，有8首都是我直接編輯的，占了很大比例。
1978年-1979年：詩歌的複蘇
這個時期，大家都承認這樣一個現實，以前那些假大空的東西不能發了，詩歌是要寫心靈的東西，要回到詩本身來。
1978年-1979年是詩歌界新人輩出的時期，除了《今天》中的北島、舒婷、芒克、顧城等人，還有另一批主要是革命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結合的詩人，包括楊牧、高伐林、梅紹靜、葉延濱等也嶄露頭角。其中很多新人的湧現是很偶然的。張學夢就是一個例子。
1978年，我接到一疊用油光紙寄來的稿子。這種紙連格子都沒有，現在根本見不到了，稿紙的左上角用鐵絲穿著。看到裏麵的內容，我和邵燕祥都十分震驚。詩的名字是第五個現代化，談的是人的現代化的問題。邵燕祥當時就決定把這首詩放在頭版顯著的位置發表，為了怕被扣上亂提口號的帽子，詩的名字被改成《現代化和我們自己》。但這首詩的作者張學夢對整個詩歌界來說是個完全陌生的人，以前也從沒見他發表過什麼作品。在詩決定留用以後，我按照信封上的地址去唐山尋找張學夢。唐山剛經曆過大地震，四處都是廢墟瓦礫。我找了很久才在一處廢舊的工廠裏找到了張學夢。他那時住的是地震後的簡易棚。房子裏什麼家具也沒有，但卻在床的上麵釘了塊木板，放著幾十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