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探微伍
馬可·波羅筆下的元代中國
至元十二年（1275），馬可·波羅隨同父親和叔父來到中國。至元二十八年（1291），他們隨波斯出使元朝的使臣離開中國返回故鄉威尼斯。之後，馬可·波羅在參加對熱那亞的戰爭中被俘。為了消磨在獄中的艱難時光，他向獄友講述了他在東方的見聞。其中有一位精通法文的小說家魯思蒂謙諾對馬可·波羅的見聞非常感興趣，於是由馬可·波羅口述，魯思蒂謙諾筆錄，寫下了這部被譽為“世界一大奇書”、意大利“13世紀最宏偉的作品”。它第一次向歐洲人揭開了東方世界奇異而神秘的麵紗，全麵地向歐洲人介紹了中國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對世界曆史產生了深遠影響。
高度發達的政治文明
馬可·波羅在中國整整呆了17年，受到世祖忽必烈的賞識和信任，還在元朝擔任官職。因此，他對元代的行政管理製度十分熟悉，如《行記》對元代驛傳製度、宴饗製度、巡回製度等記載都是以曆史見證人身份留下的珍貴曆史資料。
1.偉大的創舉—驛傳製度
元帝國疆域遼闊，為了通達邊情、傳達政治命令，元朝政府建立了堪稱當時世界上最完備的驛傳製度。《行記》記載當時全國有驛站1萬多個，驛馬20多萬匹。每個驛站都設有豪華的宮殿，還有專門管理站務的驛令、臣外、提領、司吏等政府官員。沿途驛站配備的馬匹、食宿物品及乘驛者應享受到的供應標準，都有明確的規定。如果是急遞文書的話，每3英裏有一小鋪，每個鋪所周圍有房子40所左右，每個鋪所都有負責傳遞文書的鋪兵。每個鋪兵腰間都佩有一個小鈴，當他們飛奔的時候，鈴聲傳播很遠。下一站的鋪兵聽到鈴聲立即整裝以待，如此接連不斷，比普通的驛兵至少要快10倍。以現代的眼光看，這種依靠人力輾轉傳遞文書的辦法，當然相當落後，效能也有限；但在當時，卻是世界上很先進、有效的傳遞製度，《行記》盛讚其為一種“偉大創舉”。
2.盛大的宮廷慶典
元朝時期，國家定期舉行盛大慶典，王室、大臣都要來朝見，並要舉行宴饗之禮。馬可·波羅曾見到皇帝在壽辰的盛大晚會上，穿上了華麗無比的金袍，整整2000名王公貴族也身穿皇帝賞賜的同樣顏色和式樣的衣服，不過麵料沒有那樣華麗罷了。這便是元代皇室宴饗活動中的一個重要環節—質孫宴。當宴會完畢時，把所有的桌子撤去，全體琴師起立，一起奏起美妙的曲調。不久，一群藝人進入大廳，開始了豐富多彩的表演活動。其中有很多魔術師、雜技演員，還有占卜者以及大型演出的多種多樣的人員，陣營龐大，各種藝人同台獻藝，演奏和表演相結合。對於這樣盛大而精彩的表演，而觀眾僅限於赴宴的皇帝和官員，構成了宴饗活動的另一特色。
3.皇帝的祭祀儀式
元朝初年，實行兩京巡回製度。皇帝每年往返於上都和大都之間，即在上都避暑，大都過冬。皇帝在起程去上都之前都要舉行一種儀式，《行記》稱之為“灑馬”。這種儀式為每年八月二十四日舉行祭祀天地，在《元史》上稱之為“灑馬子”。儀式是這樣的：“用馬一，羯羊八，彩段練絹各九匹，以白羊毛纏若穗者九，貂鼠皮三，命蒙古巫覡及蒙古、漢人秀才達官四員領其事，再拜告天，又呼太祖成吉思汗禦名而祝之，曰：‘托天皇帝福蔭，年年祭賽者。’禮畢，掌祭官四員，各以祭幣表裏一與之；餘幣及祭物，則凡與祭者共分之”。《行記》對此的描述雖是潦潦幾筆，不太詳細，但成為今天人們研究元朝皇帝祭祀活動的重要佐證材料。
燦爛神奇的中國文化
馬可·波羅還多次作為欽差大臣去巡視各省，足跡幾乎遍及中國的大江南北，他每到一地，都留心當地的風土民情、奇聞異事，並作了很多細致的觀察記敘，從飲食文化到建築藝術，從秀麗風景到奇風異俗，《行記》中這樣的記載隨處可見。
1.烹飪王國的美食
在東西方飲食交流史上，《馬可·波羅行記》至今還閃爍著曆史的光芒。在《行記》提到過的飲料就有馬乳、駱駝奶、米甜酒、藥酒、葡萄酒及其他的飲料。馬可·波羅認為世界上再沒有比米甜酒更令人心滿意足的飲料了。在他看來，米甜酒溫熱之後，比其他任何酒類都更容易使人沉醉。馬可·波羅還認為米中加入香料和藥材釀成的酒，不但醇美芳香，還有良好的養心安神功效。馬可·波羅的介紹對中國藥酒風行歐洲起了重要作用。《行記》中記敘了非常豐富的元代食物品種；既有米、麵等主食，也有畜品、飛禽等肉食；既有民間的，也有宮廷的；既反映出蒙古人的生活食俗，也反映了漢族人的特色飲食，構成了一幅烹飪王國的美食畫麵。例如麵條，《行記》說得很清楚，吃麵包是他熟悉的西方飲食，而線麵，則是他來中國之前從未見過的。據說馬可·波羅將麵條的製法帶到了意大利，盛名於世的意大利粉即源於馬可·波羅的介紹。馬可·波羅將中國的飲食文化帶到歐洲後，中國飲食文化逐漸國際化。
2.長虹臥波
馬可·波羅對富有中國民族特色的橋梁建築藝術，傾注極大的興趣，留下了難以忘懷，令人激動的藝術感受。《行記》介紹皇宮太液池風景區時提到了一座橫跨水麵、作為皇宮和皇太子宮的交通橋。這座美麗的橋梁，把周圍宮殿和池邊樓台亭榭連接起來，湖光山色倒影在池上，構成一幅賞心悅目的優美圖畫，這座橋在園林中起著畫龍點睛的作用。盧溝橋的建築藝術更使馬可·波羅為之傾倒、迷戀。《行記》稱讚它是一座美麗的石橋，不僅造橋技術高超絕倫，而且造型工藝更是世間罕有，合理的石洞技術、橋麵精巧的雕刻，都使整座橋氣貫如虹，蔚為壯觀，是世界上無與倫比的大石橋。除此之外，馬可·波羅還對成都的有頂石橋，杭州的十字交叉拱橋等都有深入的觀察和生動的描繪，表現了他對中國文化的無比熱愛。
3.人間天堂
中國的秀麗景色更是在《行記》中描繪得淋漓盡致。元代皇城大都的景色無疑是最漂亮的。太液池風景區青山、翠樹、綠亭，渾然一體，形成一幅令人心曠神怡的園林奇景。
皇家園囿內種植各種奇花異樹，不少獸類奔跑其中，如鹿、獐、山羊等數目眾多，其型甚美。皇城的大明殿很寬廣，足可以容納1000多人用餐，配套的房屋很多，鱗次櫛比，真是人間的奇觀。這座宮殿壯麗富瞻，布置精良。同樣，馬可·波羅對杭州美景的讚譽不亞於大都，從繁榮的城市到秀麗的山湖景色都有熱情洋溢的描繪。
《行記》特別提到杭州人麵目清秀，皮膚白皙，大多穿絲綢的衣服，整個城市非常整潔，人們很講究禮貌、衛生。馬可·波羅尤其對充滿詩情畫意的西湖和湖上方便遊人的設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的眼中，西湖碧波蕩漾，湖上畫舫遊船穿梭其間，湖邊離宮別墅、院廟寺宇林立，極其賞心悅目，簡直就是人間天堂。
4.風俗與宗教
馬可·波羅對中國各地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也做了細致的觀察。如談到中國人從出生到長大、經商外出、婚姻等，請風水先生占卜吉凶，人死之後實行土葬，焚燒紙錢，在佛像麵前禱告。在雲南的時候，他看見了毒蛇大蟒，《行記》將怎樣捕捉毒蟒的方法也不厭其煩地記下。在福建的時候，馬可·波羅看見當地人用生薑調味，也感到十分的新奇。他還見到一種奇怪的雞，顏色與貓一樣，卻沒有羽毛。據考證，這種雞叫烏骨雞，營養豐富且味道鮮美。馬可·波羅發現，元朝政府對各種宗教采取兼容並蓄的態度。大都的喪葬禮俗都是依死者的不同宗教信仰而有所不同。馬可·波羅來自羅馬，對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尤其敏感，當時在中國的天主教徒不多，隻在喀什噶爾、莎車、沙州、隸州、甘州等地有教堂，南方的杭州、福州、揚州等地還沒有天主教堂。
馬可·波羅將多姿多彩的東方文化介紹到西方，打開了中古時代歐洲人的視野，引起了西方世界對中國的向往。
繁華富庶的城市經濟
作為一個商人，馬可·波羅對元代繁華富庶的經濟更是讚不絕口。
作為元朝首都的大都，交通四通八達，是當時世界聞名的大都會，商業市場星羅棋布。市內主要有三大市場，一為今積水潭東北岸上的斜街市，二是今北京西四附近的羊角市，三為東四附近的樞密院市。這些市場每日百貨輸入，川流不息，天生地產，山奇海怪，四方雲集，僅絲一項，每天就有近千車。可見元大都的商業繁榮非同一般。
杭州的商業也很繁盛。城中有大市十所，沿街的小市更是難以計數，每周有3
天為市集之日，有四五萬人來到集市，交換物品，買賣東西。到了市集的日子，整個集市，車船運貨，絡繹不絕，市場上有麋鹿、兔子等走獸，有鷓鴣、野雞、家雞、鵪鶉等飛禽。杭州人非常喜歡吃魚，各種各樣的魚品種繁多，數量之大，令人乍舌，但很快就傾銷一空。店鋪裏擺滿了琳琅滿目的商品，包括各種名貴香料、首飾、珠寶等，令人目不暇接。
福建工商業發達、經濟繁榮，同樣給馬可·波羅留下很深的印象。據《行記》載，當時福建建寧的紡織業興盛；德化的瓷器精致美觀、廉價實用；泉州的“刺桐緞”更是聞名於國內外，暢銷於南洋、印度以及歐洲等地。泉州對外交通發達，外國商人、傳教士、旅行家接踵而至，亞非各國商船往來頻繁，運載著香料、珠寶、綢緞及其他貴重物品出入此口岸。元朝還在泉州設立市舶司，管理商人、船舶來往和貿易業務，以及征集稅收等事項。
《行記》有關元代繁華富庶經濟的信息在歐洲傳播開來後，刺激了西方早期殖民者的侵略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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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的漢化統治
蒙古族原是一個以遊牧經濟為主的民族。當蒙古鐵騎一踏入中原，漢化也就提上蒙古統治者的議事日程。因為軍事上的勝利並不能解決農業文明與草原遊牧文明的激烈衝突。麵對先進的農業文明，蒙古統治者要統治中原，勢必需要改變落後的遊牧經濟，采用漢族先進的生產方式、國家製度和政治製度。
改漢製、興漢法
改漢製、興漢法肇端於成吉思汗時期。1219年，正在中亞征戰的成吉思汗邀請全真教領袖邱處機北上論道，表麵看來，是要向邱處機學習長生不老之術，但他真正感興趣的是全真教治國安民之術。邱處機也坦率地說，他沒有長生不老之術，隻有養生之法。在和成吉思汗的密談中，他針對蒙古軍隊的屠殺掠奪，一再闡釋治國應“以敬天愛民為本”，長生應“以清心寡欲為要”的政治觀點。他勸誡成吉思汗釋放“驅口”，尊重漢地習俗，重視農業等等。成吉思汗指令耶律楚材將談話記錄下來，說是要傳給他的子孫。這說明成吉思汗對漢法開始有所重視。邱處機離去後，耶律楚材也多次向成吉思汗進言采用漢法。由於忙於征戰，成吉思汗無暇考慮怎樣有效地治理統治區，因此，耶律楚材最初並沒有得到重用，但成吉思汗晚年曾對窩闊台說：“此人天賜我家，爾後軍國庶政，當悉委之。”這為窩闊台後來采納耶律楚材的漢化政策創造了有利條件。窩闊台時期，耶律楚材參照漢法，建議軍民分治，建立賦稅製度，廢除屠城舊製，漢化取得初步成果。
忽必烈受過很深的漢文化教育，在爭奪汗位和統一全國的殊死爭鬥中，又得到漢族知識分子的大力支持。這使他深深認識到漢法維護對其統治的重要性。忽必烈即位後，在全國推行漢法。具體而言，忽必烈在初期推行的漢法主要包括3個方麵。
1.定國號及禮儀製度
忽必烈之前的成吉思汗、窩闊台汗等都沒有紀元年號。
忽必烈即汗位後，便采用中國傳統的年號紀年法，定年號為“中統”。阿裏不哥歸降後，改年號為“至元”。至元八年（1271）十一月，忽必烈采納劉秉忠等漢人文臣的建議，定國號為大元，設太廟，祭祀祖先，仿照宋、金朝禮儀製度製定節日、慶典的朝儀，將皇權提高到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
2.建立中央集權的官僚政治體製
在漢族知識分子的幫助下，世祖忽必烈參照宋朝製度，建立了一套中央集權的統治機構。中央設中書省，管理全國政務，其長官為中書令，下轄吏、戶、禮、兵、刑、工六部，處理具體事務；設樞密院管理軍事，長官為院使、副使；設禦史台，負責監察百官，長官為禦史大夫。除大都及附近地區由中書省直接管轄外，其他地方設行中書省，簡稱“行省”或“省”。各行省下轄路、府、州、縣，分設總管、知府、知州、知縣。從加強中央集權來說，元與宋的統治機構是一脈相承的。但宋朝的製度在加強皇權的同時，重點在對地方的防範；元朝的製度在加強皇權的同時，還讓地方機構發揮積極作用。元朝行省製的確立，是中國曆史上地方行政機構的重要改革，對以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明代雖改行省為布政使司，但習慣上仍稱它為“行省”。今日之省，也是由元代行省製度演變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