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雖優點多多，然細究亦有不足。從總體上看，“寫文”的部分較充分，而“說字”的部分相對要弱。雖然不是意在考訂辨證，從已有的寫作來看，對所涉及的漢字的有關史實是有所論述的，但還是有不滿足之感。文章若能就這些字曆史沿變，對它的形義聲訓消長推衍作必要的推介，使讀者不僅了解這些字在當下的所擁有的新意（關於這點，本書有很大的貢獻，如對“發”、“酷”、“泡”、“炒”等字的解釋），而且也了解這些字義的曆史變遷，豈不更好！當然，我的這些意見可能是超出了作者寫作的初衷，有些勉人之難的“：味道。因為我們是老朋友，我想陳章漢先生是會寬待我這些意見的。
2002年7月1日於北京大學中文係
鄧蔭柯隨筆短評
許多看來平常的往事，卻是記憶中閃亮的珍珠。生命就是這樣被一顆一顆的珠子串接起來的。未必都是輝煌，卻有真切而平實的鮮明；也許並不甜蜜，卻在淡淡的酸楚中依稀留下了當日的單純與熱情。這一切，跳動著，在陰沉的夜，或者明亮的晨。
我常把記憶視為財富，常感有記憶的人是幸福的。鄧蔭柯文筆清麗，敘事平實，是平常事，見平常心。最可貴的是親切、自然、真實。是詩人心腸，能以細節體現情懷，即使淪入地獄，也有天堂的高潔。
2004年6月9日於北京昌平北七家村
這是一篇思考生命和時間的長長的文字。這是一篇融文采和哲理於一體的、才情並茂的文字。作者說，他寫《飛箭》，是“試圖在已逝的生活中尋找自己的見證”。文章以《千家詩》中十八首絕句的重新解讀為切入點，驅動這些詩中所有的意象，用來傳示作家關於個體生命的短暫與時間的永恒以及人的內心世界與周圍環境間互為依存、又互為矛盾的狀態的思考。他讀出了這些詩中那些隱沒在視線之外的時間裏的“不朽的靈魂”這篇散文的全部意旨，可概括為這樣一句話：我們曾在昨日存在。
把這篇《飛箭》看成是單一主題、即旨在揭示時間之秘未必妥切，它同時啟示著我們的閱讀，甚至也啟示著我們的寫作。它的價值不僅體現在散文文體的試驗上，而且體現在如何閱讀古人的作品、如何從那些耳熟能詳中重新發現最潛深、最內在的意蘊上。
1998年2月18日於北京大學
林軒鶴的散文
我知道，在崇武半島的古城裏，飛翔著兩隻文學的“鶴”：林淩鶴和林軒鶴兄弟。他們和蔣維新以及他們的朋友們，在遙遠的海疆一隅，推進著充滿生氣的、而且是雄心勃勃的文學運動。使那裏原先是頗為寂寞的地方，充盈著文學和詩歌的熱烈。這是讓我無論在什麼時候想起，都會肅然起敬的。
這次林軒鶴要出散文集了，蔣維新寫信來，要我寫點什麼。別的事我可以推脫，又是崇武，義是蔣維新，又是“兩隻鶴”，就不能不做了一盡管在這個炎熱的夏天裏，有許多艱難的工作等著我來做。
林軒鶴上過大學，當過中學老師，如今又是報社的記者，業餘從事文學寫作。作品寫過不少，在東南海濱那一帶很有文名。這次送來的一些作品，我讀了，突出的感覺是：樸素。樸素得如同作者誕生並勞作於斯的那一片鄉土，那一座搖曳在萬頃波浪中的古老的石頭城。在古城牆的掩映下，那些密密麻麻的石材壘成的堅強的房舍，房舍下辛苦地勞動著的人，他們是大海平凡的兒子。
《享受寂寞》是一個鄉村普通教師的清寂生活的記述。那裏有一架被書籍占去三分之一的床，有一盞看書用的床頭燈。在那裏，他寫道：“把寂寞當成一種享受，不也是人生之大悟嗎？”《書緣》寫的是這個“書癡”靜夜裏讀書的情趣。從那裏我知道，作者雖身處僻壤，卻有深厚的家學淵源，讓人真不敢小看崇武這個“小地方”。《一生何求》寫的是一個平凡的大學生求職的苦辛，最後他又回到自己的中學母校，繼承了師輩的事業。《求職》的內容與前文相近，是在“尋找自己的人生價值”。在那個偏僻的校舍裏，在一批質樸的學生中間，他找到了屬於自己的“無怨無悔無愧”的人生。
還有袓父，還有母親，還有朋友，還有不眠的燈塔，還有滿山遍野的石頭一崇武的風骨！這裏的每一篇文字，每一個故事，都是真實的人生，都是人生的真情：艱難中的尋找，困厄中的堅守，寂寞中的奮鬥一…透過那些文字的間隙，我們不難看到有一種崇高的光耀在閃爍。那是稍神，那是超越了物質的、特別是超越了物質的貧困的精神。
寫文章需要技巧，但首先不是技巧，首先是文章要有意思。散文立意要髙。而這卻非“想”髙就高得起來的。那麼，到底是什麼在決定文章的成敗得失呢？是人，是人的素質和境界。這些活，是由本術鶴的散文引起的，我的所有意思都在這裏了，讀者諸君定有明察。
1999年7月24日於北京大學暢春園
餘樹森的散文報告文學研究
餘樹森以畢生的心力貢獻於中國散文的研究和創作，愈到晚近，他的觀念愈開放、判斷愈準確、論析愈精警。可惜，他還來不及把他所已達到的充分顯示出來便中斷了。這部餘樹森生前矚望甚重、用力至勤，不乏開創性意義的《中國當代散文報告文學發展史》的未能寫完，對他來說乃是永恒的遺憾。所幸者，這書畢競以後代學者智性的接力而終於告成。這對於餘樹森、對於我們、對於中國學術界都是一個安慰。
中國現代文學，以四十年代的結束為界限，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其中起決定作用的是社會環境變動的因素的影響）而有了巨大的變異。通常的文學史研究，注意到了這種決定的社會因素，但多采取硬性的切割，而很少注意到二者內在的關聯，質的延續及轉型。對於中國當代文學的研究而言，不充分重視社會轉型和意識形態的製約定會產生迷誤，但若無視處身其中的文學自身的呈現，它為順應形勢而作的堅持或扭曲，特別是若無視在環境的擠壓下自律性的文學流變，必定會造成學術質最的重大缺失。文學史的分析，到底是文學規律的探討和把握，並以此與其它學科區別開來。中國當代文學的研究者不注重“當代”會失去時代感；不注意“文學”會失去學術性，二者均備，雖然難度甚大，實為必須。餘樹森這本著作的鮮明的獨創性，也首先集中地體現在這一點上，即他非常注^文學現象的考察置放於中國這一特定社會時期充滿複雜性的廣闊宏大的背景中，他不僅非常注意文學受到社會大環境的影響的那些部分，而且也非常注意在大的涵蓋下造成的文學本身的特性的發展衍化。如本書第一編提出，“延安散文”和“戰地報告”造成的散文“傾斜”以及這種“傾斜”在新的曆史時期的延展，這命題來自文學的實際，而文學的實際又受約並體現了時代和社會的實際。由此不難看到餘樹森宏闊而富有曆史感的學術視野和切實嚴謹的學術風格。
在學術研究中，倡導對實際狀況和資料的了解和把握並不是鼓勵對於材料的堆積和複述，更不是鼓勵平麵化的現象羅列。在這本著作中，我們看到了非常可責的通過現象對於規律性和本質的概括和歸納。不麵對具體的文學實際的誇誇其談是研究者的陋習，而僅僅滿足於材料的鋪排的研究者與創造性無緣。學術的水平和品質的檢驗，往往是在是否能夠通過對具體現象的綜合揭示出它運行的規律和獨特性上。本書雖處理的是“當代”這一特定時間段的散文文類史，然處處讓人體味到一個現代散文藝術傳統之潛在參照係的存在。
從“五四”散文傳統的“斷流”、“有限繼承”、“五四，散文審美風範的再現”等精到論述中，均反映出作者這種開放的史觀和自覺的史識。本書把散文在當代的發展，直接上溯其與根據地文學實踐的承傳關係，揭示了“延安散文”對當代散文之巨大影響的事實，並就此提出由“記者文學”趨向作家文學，由新聞性向文學性，由“戰地報告”到“工地報告”等新鮮命題，均是從實際出發的對於規律性的認識和提煉。這樣的例子不僅見於此處，可以說，它的精神貫穿於整部著作中。如第三編用“散文的詩化”和“報告文學的小說傾向”來概括六十年代初期這兩種文體的大傾向，也是出發於實際的準確而新鮮的提煉。
中國當代文學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最近十餘年有了重大的進展，其標準就是它業已改變了八十年代初期那種表象性的描述而進人到對於本學科內在規律的深入探討上。在涉及這種非表象而重實質的揭示時，研究者是否具有敢於冷靜客觀地麵對文學自身的扭曲和痼弊的勇氣，則是檢驗一本著作或一個作者學術品格的一個尺度。本書的寫作在這方麵也表現出它的優長之處。如它注意到五十年代中期的“複興散文”運動的存在以及指出它難以超越具體環境的製約而表現出曆史的局限性：“隻是蠃得了審美特征的部分回歸，並未能深入散文與個性這一核心主題”，表現出作者的機智和銳氣。這種論述，在第三編中也有表現，如講六十年代初期的“詩化追求”的結果是：“散文由尋求意境，而走入困境”；報告文學也沒有什麼重大的突破與進展，基本上保持著寫真實的“好人好事”的“小報告”的格局。這些論述綿裏藏針、含而不露，沒有喧嘩的描寫，卻有著內斂的鋒芒。
本書對散文和報告文學的考察一直延伸到九十年代。它的考察的範圍捕捉了近期發生的一些重要的和有意義的實踐。這種難度頗大的“近距離”的考察，使本書的“當代”性更名副其實。如對新時期初始階段在諸種文類新潮迭起之際散文領域的相對停滯的評析，對它“在一片憶舊，和招青，的築圍中沉寂和蕭條”的揭示，便是獨特而敏銳的。它還及時傳達了“新散文”、“女性散文”、“文化散文”或散文的“新生代”這些最新的散文信息，使本書新意迭出，迎麵吹來一陣陣清新的氣息。這當然有賴於陳旭光生氣勃勃的接續。作為學生，陳旭光沒有辜負他的老師的臨終囑托。他在博士生課程繁忙的間隙裏日夜兼程，終於使這本書能以完整的麵目出現。陳旭光近年來在新詩研究領域用力甚勤，頗有新見。但從詩歌到散文，如其自述，麵臨著一個“學術範式轉型”的問題，然就這本《中國當代散文報告文學發展史》的續寫看，這種“轉型”應該說是比較成功的。他把多年來研究先鋒詩歌養成的理論銳氣，帶進了他的散文研究領域，這尤其體現在他對“新生代”散文等具有某種“先鋒性”的散文現象的探討中。總之，本書後半部分的文字體現了青年學者的朝氣和機敏，他以與時代同步的感知，概括了嵌近這一時期散文的多元共生狀態以及散文文體變革、藝術思維的“向內轉”趨勢、散文主體人格重構等新意向。
這篇序言是餘樹森於他彌留之際對我的要求，在他去世兩年之後把筆臨摹難免有一種感慨。人生太過短暫，餘樹森病逝於盛年也未免匆匆。他一生勤奮、專注、認真，作為充滿創造力的學者，他已做了很多事，但他還有許多事要做。但是，他的工作不得不猝然中斷。我們麵對這無法抗拒的強暴，我們還能說些什麼呢？剩下的，也就是如今這樣兩代學人接力賽般的與生命抗爭的紀念。
1995年閏八月中秋於暢春園家中
序《二十世紀中外報告文學論略》
報告文學這一文體在中國的誕生和興起，與中國新文學大體同步。它是新文學的一個品類，有時也被歸入廣義的散文中。但我以為報告文學作為一個獨立的文體，單列更為適宜，因為它畢竟與一般的散文有較大的區別。一般的散文隻需遵從文學的規律，而報告文學除了受到文學的某些限定之外，更主要的是受到了新聞的限定。
中國的報告文學既與中國文學在二十世紀變革性的新生有關，更與近代以來新聞傳媒手段的興盛和發達有關。“報告”是新聞的行為，除了一般篇幅稍長之外，與通常我們熟悉的新聞報導實質上並無區別。不同的是，此種報告在這裏被賦予文學的性質。它從新聞中剝離開來，成了隸誠於文學的一種文體。報告文學既是“報告”，又是文學，它是一種兩棲的文體。作為文學的一種，我們當然更為關切它的文學性。
需要判明的是，文學在多大規模和多大程度上“限定”了“報告”，從而使原先作為新聞的文體被賦予了文學的性質的。文學對於“報告”的施加，首先是它的形象性的表達、相當廣泛的文學手段的有節製的應用以及受到鼓勵的抒情性的充分加入、語言的生動優美的要求等。正是這些文學元素的進入，使原先較為純粹的新聞品類變得不那麼”純粹”了。也正是這種不“純粹”因素的加入，使此一原先的新聞文體具有了美文的性質。
當今學界對於報告文學是否允許虛構存在著分歧的看法。但我個人堅定地認為，盡管文學對於報告文學的浸潤可以非常寬容，惟一的一個例外，是對於文學至關重要的虛構，在這裏受到了排斥，是絕對不可通融的。報告文學的生命是對於人物事件的絕對真實，而虛構完全有可能傷害此一根本。除此而外，也許還有傳統文學的典型化手段，在報告文學中也需要慎重對待。
報告文學也有區別於一般的新聞寫作的地方，上麵講到的“篇幅稍長”，隻是表象性的說法。其實，就一般而言，這一文體往往用來集中報導較為重大的新聞題材。內容的豐富，事件的複雜，決定著要以較長的篇幅來裝載它。但這並不意味著報告文學這一文體隻是用來寫“大”題材的，其實，“小”題材也可以做大文章。有一段時間，中國文學界興起了“文學大報告”、“報告大文學”的熱潮，以為非“大”無以成文學的“報告”，實在是認識上的偏離。當然，這些“大”報告文學的普遍忽視文學性，也是不可原諒的缺失。
中國的報告文學伴隨著新文學走過了將近一個世紀的曆程。它在近代以來中國曆史的各個重大轉折時期都留下了鮮明的文學性的記載。從早期瞿秋白的《餓鄉記程》、夏衍的《包身工》到宋之的《一九三六畚在太原》，這些前輩作家的勞作，奠定了中國報告文學的堅實基礎。隨後又有華山等傑出的記者一一作家，通過他們文學之筆，生動地報道了在戰場、農村、礦山、工廠發生的諸多動人故事。華山的《踏破遼河千裏雪》、魏巍的《依依惜別的深情》以及徐遲的《祁連山下》，均是輝煌的接續。新時期以來，以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為標誌，更是創造了報告文學空前的繁榮期。
與創作的繁榮相比較，學界對於報告文學的研究，就顯得相對地滯後。就是說，創作報告文學的作者很多，寫作的成就也很大，但對它進行研究和批評的工作卻很少。專門的研究者就更是鳳毛麟角了。正是在這種期待之下，我欣喜地讀到了龔舉善先生的專著《二十世紀中外報告文學論略》，這種欣喜，首先是一種畢竟有人一特別是像龔舉善先生這樣的年輕學人一未曾忘卻並積極關注和投人這一文體研究的慰藉。更為令人欣慰的是，這種關注是非常專業化的。
龔舉善先生長期從事文藝學和報告文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他的指導老師尹均生教授對他的治學和研究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在我的印象中，賽舉善對報告文學的研究是全方位、的。他的研究視野非常開闊，論述的範圍也相當地廣泛深人。他的研究具有強烈的曆史感，在敘述中國報告文學的發展曆程時，他對此做出了階段性的歸納：三十年代的救亡型，五十年代的建設型和八十年代的改革型。這種歸納大體是符合實際的，從中表現了作者知識“積累的豐富，和宏觀概括的能力。不足之處在於，這種劃分大體僅停留在外在現象的把握上，未能深入到文體自身的建設方麵，諸如風格的成立和演變，個人的和整體的審美風尚的把握和總結等。對比前者而言，後者可能更為主要。
這種缺憾也表現在其他方麵的研究上，即是對比他的整體概括能力而言，他在文體自身的研究方麵相對地要弱一些。但即使如此，他所做的工作已是相當地有成效的了。例如關於左聯與三十年代報告文學的研究，他取向於文化發生學方位的考察，就是很有新意的。再如在新時期報告文學的考察方麵，他取向於主題學方位的研究，也都別開生麵。龔舉善的研究不僅涉及中國的報告文學，而且涉及世界領域的報告文學。他圍繞斯諾創作所進行的研究頗為深人。關於世紀之交的國際報告文學的發展態勢的同望與前贍，也多有創見。
就我個人的偏好而言，我更為欣賞他對報告文學的“良知與正義”、“批判性的文化品格”這些品質的強調。他的這種強調表現了作為年輕學者非常可貴的信仰與追求。還有一點，也是我要著重指出的，這就是，學問的範圍很大，以一個人畢生的精力去做，也難以盡善盡美地做到。也許天才是個例外，但我並不迷信天才。因此，認定一點，堅定地、鍥而不舍地、一點一滴地做去，如現在襲舉善在報告文學領域所做的那樣。我以為，這就是值得提倡的學術品格和治學態度。
2001年6月6日於北京大學中文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