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小說讀了讓人驚心。首先是，書中行走的那些人，仿佛都是在我們周圍行走的那些人。他們有的精明、有的愚鈍、有的執著、有的卑瑣，有醉生夢死的歡樂場中人，有行為詭秘的社會渣滓，也有受盡生活欺淩之後醒悟者。作者向我們展示了不斷旋轉、不斷變形的世俗人間的萬花簡。這一切是豐富而又真切的，我們置身其中，我們有著與書中人同樣的疼痛感。
但書中行走的那些人又是虛幻的。他們行為詭秘，如鬼影織移，言談舉止，有失常態：死囚犯獄中寫“天書”，老保姆和癡呆父親的浪漫故事，綠婆的神秘升天，加上那無休無止的酸霧，那發黴的街道和腐蝕的建築物，那頃刻之間“繁榮”起來的“鐵爐廟”，那遍地行走的白斑病患者，和那長了白毛的溲天飛舞的烏鴉，那烏鴉撒下的鳥糞雨……這一切“非現實”的怪誕和異常，都讓人不寒而栗地想起了現實的什麼。
我不想說作者有什麼寓意，但我卻在驚恐中看到了深沉的悲哀。
2001年5月21日於北京大學暢春園寓所
《烏鴉》的作者是女性，內容又與性有關，讀者很容易與近年流行的“美女寫作”等觀。我在閱讀之前也有這樣的心理防禦。閱讀之後，感覺是不一樣的。首先的一個感覺是此書讀起來很痛苦，與讀前述的那些書的“放縱的狂歡”截然有異。正如此書的封麵所注，《烏鴉》寫的是留學生一族中的“另類”。隨著我國的國際交流口漸頻繁，留學生題材的作品大量湧現，其中敘述方式和故事模式大體相類，大都找得到《北京人在紐約》的影子：有置身底層的生活體驗，但卻不曾墮落；有陷於極境的艱難掙紮，但卻不失高雅。《烏鴉》不同，它的主人公一下飛機就開始說謊，住進房東家之後，從偷吃冰箱裏的麵包到偷衣櫃裏的裙子，光是父親的身份，她編造了至少兩個，她一開始就陷入卑劣的、不誠實的生活氛圍中。
這位偽裝成“髙幹子女”的年輕女性，她的“留學”目的很明確，那就是要離開她的I母國，做一個信奉胡姬花、吃慣榴蓮果的異國公民。她為了得到一張長久居住的綠卡而不擇手段。名為要“學好英語”，卻根本無心上課，頻繁出人於娛樂場所，周旋於各色男人之間，以至走投無路，淪為妓女。她的最後結局是在海邊殺死了舊日的“情人”。為了獲得一個長期居留權，她不僅放棄了原先體麵的工作、穩定的生活，而且親手毀掉了青春、以及玎貴的自尊，她把一個大的疑問留給了我們：這究竟值得花如此巨大的代價去換取嗎？這個始終隱去真實姓名、幾番編造家庭神話的渾身透出邪惡的女人，她在短暫的“留學生涯”中，所麵對的那些男人和女人，幾乎也都浸透了這種墮落和無恥的氣息。這裏完全看不出人性美好和善良的一麵，而更像是一群蛆在生活的陰溝裏拱成一團。女人無恥，男人比女人更凶狠也更殘忍。他們玩弄她們，請她們吃飯，唱歌，和她們做愛，而後給她們錢。這裏沒有平等和尊重，是性和金錢的交換。這些來自中國的女人，她們都不喜歡自己的國家，那些玩弄她們的本地的居民，也很少表現出對這些女人的國家的友好和尊重―而他們原本是同一種文化、同一個根。
《烏鴉》的確讓我們看到了生活的另麵，和生活中的另類。它讓我們從慣常的思維和習以為常的場景中跳出來，看到了我們所不知曉的、甚至是厭惡地排斥的另一種真實。要是指責作者給我們的隻是無邊的黑暗和絕望，那可能也並不公平。但我們的確隻能在作者所展開的黑暗蔽空的某一個空隙裏，發現了人性深處的那麼一點點可憐的羞恥感，和不曾完全泯滅的同情心。作家的冷酷和殘忍幾乎讓人窒息。她隻是讓她筆下的人物在受盡屈辱和迫害（金錢和性，而不是過去那樣的權力和政治）之後，在她們傷痕累累的肉體和心靈深處，讓我們在顱栗和恐怖之餘，感到了她們隱忍的抗議和吞聲的飲泣。應齒承認，它所提供的場景和畫麵，不僅讓人深思，而且讓人蝥醒一我們以往曾經是那麼粗心地忽略了那令人痛苦的生活的另一麵。我們所熟知並理解的一切，競是這樣地殘缺不全！
不過，話又說了回來，掩卷沉思之後，不免產生疑惑。是什麼誘惑著書中的主人公那樣不顧一切地執意妄為？她經受了那麼多的苦難和淩辱，最後是身心兩損。她究竟是為了什麼？是為了那遠離此地的一套居室？是為了那失望的愛情？是為了那一張綠卡？她就是為了這一切而燈蛾撲火般地向著毀滅性的絕境，這當然是她的選擇，也是她的逃避。而選擇和逃避的結果，是比原先更糟：這就是《烏鴉》根本的不真實。
盡管本書封麵注明：“我的另類文學生活”。我們當然不會簡單到認為這個“我”就是作者自己。正如作家在答客問中說的，“寫的是我的經驗，而不是我的經曆”。但毫無疑問，作家在她的人物身上傾注了自己的想象和同情。然而，當人們在這一切令人震驚的苦痛麵前，不能不發出一個問號：她們到底何為？她們不是向往“美好的生活”嗎？她們卻連同自身都變得汙穢不堪！女人的醜惡，男人的醜惡，滿世界的醜惡，無邊的黑暗如同那“翻滾著黑色浪濤的渺茫的大海”，難道這一切是可信的嗎？有人讚美《烏鴉》，那是他們的事，反正我不敢苟同。
2003年1月6日於北京大學中文係
永遠動人的年輕——我讀《廊橋遺夢》
短暫的相聚之後是永久的思念，而後是永久的離別。但是弗朗西絲卡總在每年自己的生日舉行隻厲於她自己的特殊慶典一接受它的強烈衝擊。我們發現這其中有許多東西，表現為永遠動人的年輕。
香港有一個由梅豔芳演出的手表廣告非常著名，廣告詞隻有十二個字，即“但願曾經擁有，何必天長地久”。這很能代表當今人們的處世態度，它對後工業文明是一句非常濃縮的概括和提煉。及時行樂，遊戲人生，沒有記憶也從不承諾。但《廊橋遺夢》不同，它不僅一見鍾情，而且一旦相遇便終生相憶。不論是弗朗西絲卡，也不論是羅伯特金凱，他們以非常專注的態度麵對他們間發生的一切。他們愛得認真、愛得盡情但又節製。他們力圖避免傷害別人，這裏沒有道德的說教，卻有一種至情的恪守。他們是痛苦的，卻在這種痛苦中得到靈魂的慰安。
在注重享樂和注重物質的現世，似乎一切的激情都不再產生，人們的心靈普遍蒼老，他們對世間存在和不存在的都感到麻木。在這樣的年代，《廊橋遺夢》卻讓我們看到了青春和熱情，男女主人公把刻骨銘心的愛情融人到生命深處。他們不求擁有但求永久，―情感的純粹和充實。此書動人的力量隻能從對照中得出，在精神和物質、理想和世俗、嚴肅和輕浮的巨大反差中，我們得到關於堅定、關於執著、關於忠誠的信念。
最後一道儀式是讀文稿，她總是在一天結束時的燭光下讀。她從起坐間拿來這份稿子，小心地把它鋪在貼麵桌上蠟燭旁，點上一支香煙^路駝牌，喝一口白蘭地，然後開始讀。
這樣的儀式一直堅持到她死去。
弗朗西絲卡在1989年1月去世，那年她69歲。所以，《廊橋遺夢》是現代故事，不是古典故事。
弗朗西絲卡的子女邁可和卡洛琳“告訴”本書作者，“在方今這個千金之諾隨意打破，愛情隻不過是逢場作戲的世界上，他們認為這個不尋常的故事還是值得講出來的”。
我讀《廊橋遺夢》時明確感到了這種意願。不論故事中的人，還是作者，他們在20世紀即將終結的時候講述這個充滿上一世紀或更古老年代的古典情調的小說中才有的生生死死的戀情，的確有一種針對當世時尚的明確意願。
這本小說結構單純而明潔，敘述平易而不蕪雜，在越來越注意技巧或者說越來越寫得花哨的今天，它的這種用平常的語氣講述平常故事的氣氛，讓人感到非常親切也非常新鮮。
誰奪走了她的名譽？
——評《喪失了名譽的卡塔琳娜勃魯姆》
“人們當然會問，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一個好端端的年輕婦女，幾乎是高髙興興地去參加一個很平常的跳舞會，四天以後她成了謀殺犯。”這是《喪失了名譽的卡塔琳娜〃勃魯姆》這部令人深思的中篇小說，在即將結束的時候提出的問題。小說對此沒有直接的答案，答案要由讀者來剖示。
現在，讓我們按照我們的習憤，從這部小說顛倒穿插得很厲害的敘述以及極其錯綜複雜的情節中理出一個頭緒來。發生案情的四天以前，即一九七四年的二月二十日傍晚，小說的主人公卡塔琳娜勃魯姆去她的女友沃爾特斯海姆家，參加一個家庭舞會。——那時，正是一年一度的狂歡節開始的時候。舞會上，她和一個過去並不認識的青年男子跳了一晚上的舞。在第二天她受審時才知道，這個叫做戈頓的人，是警方通緝的“匪徒”、“謀殺嫌疑犯”。他們的邂逅相遇，盡管沒有談論愛情，但卻彼此傾心。卡塔琳娜知道戈頓無家可歸，把他帶到家裏，並設法從一個特殊通道逃出警方的監視，同時給了他一串鑰匙，這串鑰匙可以打開一座別墅使他躲藏起來。這串鑰匙和這幢別墅的主人是斯特勞布萊德。此人：治、經濟、科學各界“幾乎可以說是一個電影明星式的人物”。這個已經結了婚並有了：孩子的斯特勞布萊德，為了引誘卡塔琳娜，曾經硬塞給她一隻很責重的紅寶石戒指，並留給她一串他們擁有的別墅的鑰匙。但是，卡塔琳娜厭惡這個有地位的紳士。
從舞會的那個夜晚起，不僅卡塔琳娜，而且她的女友沃爾特斯海姆的一切，都迓於警方的嚴密監視之中：他們竊聽電話，寫匿名信，甚至用恐嚇的和卑鄙下流的電話來折磨卡塔琳娜。他們一麵審訊，一麵把審訊的消息透露給新聞界。《日報》的記者托特格斯，是個十分卑鄙的家夥。他無孔不鑽，歪曲事實，無恥捏造，利用報道惡毒地攻擊和毀謗這個無依無靠的年輕婦女。在卡塔琳娜貨得名譽喪盡，生活毫無出路的情況下，於舞會後的第四天，在寓所開槍打死了這個托持格斯。小說就是從卡塔琳鄉的自動投案開始的。
二十七歲的卡塔琳娜，出身於礦工家庭，六歲時死了父親。她從小自食其力，後來依靠做家庭助理員，養活母親，接濟不安分的哥哥。她省吃儉用，賒賬購置了一套公寓房子和一輛舊的大眾牌小汽車。她是一個安分守己的勞動者。她蔑視金錢、權勢和教會，她不受斯特勞布萊德的勾引，毅然地與那個市徐氣十足而又善於“告密”的丈夫離婚而獨立生活。在資本社會裏，卡塔琳娜是個不肯隨波逐流的正派婦女，她從不參加那些粗野的“唱片音樂會”以及諸如此類的活動，她的私生活是嚴肅的。人們認為她“沒有幽默感”，給她起了個外號叫“尼姑”，甚至被罵為“共產主義妖婦”。就是這樣一個人，因為舞會上認識了她所鍾情的人，並掩護了他，卻從此受到了極其殘酷的折磨。《日報》公開稱她為“強盜的情人”。警方傳訊了她，審查了她的全部賬目，甚至查抄了她的電話本、相片冊以及所有的文字記載。但一切全都無可指責。他們還調查了全部有關人員，包括卡塔琳娜的鄰居，鄰居們對她反映良好。隻有兩個鄰居反映說有時有紳士客人訪她，有時是她帶客人回家，而且二人所述的客人的年齡外表各不相同。審訊於是追究所謂“定期來訪”的“紳士客人”問題。《日報》為此加油添醋地大肆渲染。刑事總監巴埃茲曼納甚至無恥地用汙辱性的語言告訴她，她“已經離婚了，用不著再有保持忠誠的義務”，並認為，“非強求性的溫柔有時會帶來物質上的收益，這並不是件壞事”。卡塔琳娜的淸白名譽蒙受了恥辱。
小說開始的時候，作者對它的藝術構思作了個比喻，認為好比是小孩的玩積水坑遊戲：挖小溝使積水彼此打通，再引積水逐漸地排到蓄水池。疏導，就是這部小說構思的特點。無數小溝的排引積水，這就是情節的發展；這些積水進人蓄水池，這就是故事的結局。故事進行在卡塔琳娜與沃爾特斯海姆的家和卡塔琳娜充當家庭助理員的工業法律顧問布洛納的家這兩條並行的線索上。通過這兩條線索，把西德社會的各階層人物聯係在一起，組成了這個社會的關係網，從而給卡塔琳娜悲劇的發生和發展提供了廣闊的場景。作者的創作方法主要是批判現實主義的，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揭示和批判有其不可低估的力量，但又明顯地受到現代派表現手法的影響，使情節發展顛三倒四、迷離恍惚，顯得晦澀而不曉暢。從案情發生到結束，前後不過五天，卻被有意地描寫得頭緒紛紊，離奇莫測。這樣做，固然有助於引人入勝，但卻明顯地給作品思想主題的表達帶來危害。作者承認：“這篇小說情節太多；其情節之多簡直令人苦惱，幾乎對它們無法順利處理，這是它的缺點”。情節之多是事實，但它的藝術構思有意地增強了這種情節複雜性，這也是事實。
由於小說作者亨利希，伯爾繼承了批判現實主義的傳統，他筆下的人物，不論其為統治者或被統治者，都在他們生活的環境裏，通過活生生的、甚至是血淋淋的細節，再現了真實可信的形象。它們揭露了那個道德正在崩潰、是非善惡完全顛倒的資本主義社會。可以說，潔身自好的卡塔琳娜被殘酷地奪去她竭力以求的、艱難地豎立起來的名譽而淪為囚犯，這是資本社會的古老故事，如恩格斯說的，是“老而又老的故事”。但是，在小說銳利的批判的筆鋒下，我們感到這個故事是新鮮的，讀起來令人痛苦，令人忿怒。“平庸的作家會覺得需要用一大堆矯揉造作和修飾來掩蓋這種他們認為是平凡的情節，然而他們終究還是逃不脫被人看穿的命運。您覺得您有把握敘述一個老故事，因為您隻要如實地敘述，就能使它變成新故事”（恩格斯：《致瑪哈克奈斯》）。《喪失了名譽的卡塔琳娜，勃魯姆》由於對那個社會持有鮮明的批判的觀點，因而，它“隻要如實地敘述”，就顯示出巨大的思想力世。
這部小說寫法新穎。作者始終用客觀報道的方式，講述卡塔琳娜的遭遇。他的文筆是不事雕飾的白描，他隻是用平淡的、甚至是近似冷漠的調子，從容不迫地來敘述這場觸目驚心的迫害事件。他基本上不對環境和人物的行動作什麼形容，作品中也沒有出現什麼驚人之筆，更沒有華麗的詞藻，整個風格是嚴肅的，甚至可以說是嚴峻的。作家表現出極大的克製，盡搜不流露自己的情感（有時有例外在小說的進展中，作家幾乎不加自己的判斷），他總是把傾向隱藏在事件中，讓事件本身來判別是非、曲直，從中自然地流露出作家的愛僧。以追查卡塔琳娜的汽油費這一細節為例，經過警方的計箅，認為卡塔琳娜的汽油費大大超出她的可能使用數。對此，作者就是運用這種十分冷靜的敘述，以展現資本主義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各階層人物的稍神狀態。在刑事總監巴埃茲曼納的追問下，卡塔琳娜對汽油費審問的回答是：
“關於這問題我從來沒有考慮過，也沒有計算過汽油費，但是我經常開皁出去兜風，純粹是兜兜風，毫無目的，也就是說，開到哪裏算哪裏……然而並不是天天如此，我說不出來間隔多久才出去一次。但是多半是在下雨天，或是空閑的夜晚，而且總是單獨一個人。這裏，我說得更確切點，每當下雨，我總是開車出外兜團子。至於為什麼要這樣，我也說不清楚。
卡塔琳娜自己都“說不清楚”，當然更無法解除巴埃茲曼納以及檢察官們的懷疑。這時，作者寫巴埃茲曼納”以溫柔的微笑聽取了這個解釋”（多麼可怕，多麼陰鷙的“微笑”！）“他隻是點了點頭，又一次搓了搓手，他這樣做，是因為卡塔琳娜勃魯姆的口供證實了他的理論”。同時，作者又以同樣冷靜的筆墨來寫審訊的會場：“室內有片刻一片沉寂，仿佛在場的人都感到吃驚或是有點馗尬”。淡淡數筆，寫了巴埃茲曼納的詭秘和他那躊躇滿誌的勝利者的神態；淡淡數筆，又寫出了周圍的人們對卡塔琳娜的不解一在他們看來，卡塔琳娜是有些狼狽的，很尷尬，他們認為，在她的這些難以自圃其說的話語背後，有不可告人的“難堪”這就顯示出平淡筆墨後麵的深刻。
在混濁不堪的社會中，一個潔身自好的單身女子，在空閑的夜晚，在寂寞的雨天，不願在電影院或咖啡館消磨那些危險的時光，而寧願單獨無目的地駕車出遊，正好說明了她對現實的一種態度。這與其說是消極地逃避，不如說是卡塔琳娜身上有著生活在那個社會的一般人們所缺乏的東西。這就是他們認為的“似乎勃魯姆第一次從她的內心深處暴露了一些什麼秘密”。巴埃茲曼納以及和他一類的那個社會的蛀蟲們怎麼能理解這一切呢？刑事總監巴埃茲曼納後來用刻毒的諷剌口吻來戕害她那善良的心靈。“允許我說句笑話，那麼你就在雨中開車出去，跑上成千裏去當別人的女客人，是這樣嗎？”善良被看成墮落，清白被當作邪惡，正直的人卻蒙受淩辱，坐在審判席上的，恰恰是應當受審判的人。這就是資本社會！巴埃茲曼納之流所維護的正是這種沾滿善良人們鮮血和眼淚的法律。“資產者認為自己就是法律，正如他認為自己就是上帝一樣，所以法律對他是神聖的，所以警察手中的棍子（其實就是他自己手中的棍子）在他的心目中具有極大的安撫力。但是在工人看來當然就不是這樣。工人有足夠的體驗知道得十分淸楚，法律對他說來是資產階級給他準備的鞭子”（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小說的作者對這些是有批判的，他有忿怒，但卻是無言的忿怒，他自己並不特別地說出，卻讓你深切地感受到。
資產勢力就是這樣，一方麵利用警察局和法庭審判著無辜的卡塔琳娜以及同情卡塔琳娜的人們，一方麵又通過他們控製的報紙包庇那些躲在背後的寡廉鮮恥的紳士，繼續毀謗受害的弱者。《日報》記者托特格斯甚至闖到卡塔琳娜母親的病床前，致使這個因癌症剛動手術的人受刺激而死。這個用筆殺人的托特格斯，反誣她是自已女兒的犧牲品，反誣是卡塔琳娜“斷送了她的生命”。不僅如此，托特格斯甚至無恥造謠說，“幾乎可以證明：並不是她接納了什麼紳士客人，而是她不經邀請自動地作了女客人，去到別墅進行訪問”。由於這個托特格斯的一再毀謗，卡塔琳娜覺得能夠支持她生存下去的名譽和力量都完了，她甚至厭惡她自己用血汗換來的公寓房子。在這被迫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她親手殺死了她認為的仇人托特格斯。
卡塔琳娜的這一複仇行動，表明了她的抗議，表明了她對社會的批判，但是，也表明了她的局限。卡塔琳娜的局限，也就是作家的局限。在她看來，托特格斯是她不共戴天的仇人。她把一切罪惡，歸於那些“毀壞無辜的人的名脊、聲望和健康”的“報業人員”，歸於“報紙的報道”。卡塔琳娜不知道，托特格斯隻是微不足道的資本家豢養的一條狗，而在他的背後，卻站著操縱一切的最荒淫無恥的資產階級大人物，站若整個的資產階級。卡塔琳娜也不知道，迫害並毀滅她的，不是一個托特格斯，而是整個的資本主義社會和資產階級國家，從呂定、斯特勞布萊德，到巴埃茲受納、檢察官哈赫和柯爾頓，一直到化裝成酋長的盯梢者“卡爾”、半夜裏打電話說下流話的匿名者，以及那令人毛發悚然的無所不在的竊聽網，整個社會就是一坐黑暗的監獄。卡塔琳娜相當冷靜地槍殺了托特格斯，這正如在此之前她同樣相當冷靜地從臥室、浴室、廚房，把一瓶瓶酒、化妝品、調味品摔向潔白的牆壁一樣。瓶子是粉碎了，而四壁卻依然不動。卡塔琳娜因殺人而被判刑，而托特格斯的記者事業照樣有了繼承人，更不用說那一切站在幕後的人了。
這說明作者思想的局限。伯爾冷靜的文字，對於他所認識的社會，確是一把銳利的解剖刀，但他卻不能被稱為好的醫生。他給卡塔琳娜開的藥方，並不能拯救生靈，反而斷送了她。伯爾對社會有批判，但也有幻想。他批判新聞界的惡劣行徑，也呼籲人們關心並製止那個極其龐大的“錄音帶隊伍”。但不能原諒的是，他竟然讓受盡折磨的卡塔琳娜在監獄中做她的和平幸福之夢。作者這樣寫道，卡塔琳娜想，她和戈頓八年至十年服刑期滿之後，一個三十五歲，另一個三十六歲，他們將到某一個地方，“開一個高級飯館”。可見，主人公卡塔琳娜和作家伯爾共同認為，卡塔琳娜的悲劇，隻是偶然的不幸，並不是社會壓迫的不幸，並不是這個社會的必然悲劇。像她這樣一個正直善良的弱女子，以清白無辜之身而橫遭淩辱，身陷囹闠，這一切，卻不能使她看破資本社會的“紅塵”，這才是真正的悲劇！誠然，亨利希伯爾對他所生活的社會是有認識的，他在他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對此作了尖銳的批判與揭露。在他的作品中，我們顯然地看到了批判現實主義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