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兩年前，我剛剛完成一本考察小鎮社會的集子，自然，不是從社會人類學的角度，我無這方麵的訓練。我試圖以散文的方式，去呈現曾經生活過的某南方小鎮的麵貌，涉及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信仰和精神，以及鄉村經濟與政治。一如既往，書的完成並未使最初寫作的衝動，得到完全的滿足。在一種無所事事而又稍感迷茫的情況下，開始了本書的構思。之所以去寫這本書，源自我內心深處自小就有的英雄情結。在我進入四十歲以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興趣，日益濃厚起來。一種文化的憂患和關切，近些年來漸漸成為我最感興味的話題。我當然知道，一種既往文化的凋敝和遠逝，自有其內在與外部的因由。但並不意味著陳舊的便是腐朽的，甚至不明就裏地扣上可怕的帽子。而觀察今日，反而覺得前人的文化自覺，足以使我們這些後人感到羞恥。人自然不必回到過去，但對古人的景慕和感同身受地體認，使我堅定地相信，一種文化的積累和流傳，若沒有得到其後續族群的認同，勢必將進入海德格爾所說的“對存在的遺忘”這樣一種境況中。
以我對文學的熱情，從最開始投身繆斯的懷抱，在詩歌的夜空下吟唱和歌詠，之後投身到非虛構文體的寫作，本以為自己也可以朝向虛構文本，去編織富有曆史感和現實感的故事。在這方麵，我一再地被土耳其小說家奧爾罕·帕慕克的作品所打動。他的小說，夢與現實的交錯，曆史與現實的糾纏，個體與民族的彌合，傷痛與歡欣的撕扯，都得到了淋漓盡致的、極具藝術感的呈現。這是我理想中的文本。然而，到今天我發現，我越是向往這樣一種文本，越是在非虛構的路上越走越遠。近年來對思想和文化的關注，更是將試圖張開的虛構的翅膀，死命地按壓在寫實主義的腋下。很遺憾，我們這輩人，普遍缺少中國哲學的基本教育，但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在一個與此關聯度不大的課堂上，有幸聽到一位默默無聞的老師講授幾堂中國哲學課，喚醒了沉睡在我心底的作為“中國人”的意識。此後才開始對孔孟以來的思想史和文化史有所關注。這也為我進一步偏離一度想從事的虛構文體的創作，找到了說辭。
本書的寫作，對我而言，僅是了卻了一個心願，即對童年就有的英雄情結和近年來對文化思想關注的一個小結。文天祥等人，自然是另一種意義上的英雄，是文人救國的典型，其悲劇意味極為濃烈。但其果敢和堅持的力量，其信念的堅實和精神深處的自信，卻不是一般的武夫所具備的。而文天祥式的人物，在古代可謂比比皆是（那在崖山海戰中，選擇投海自沉的最後十萬抵抗者，都有文天祥的精神），換句話說，古代的中國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信仰、價值和道德係統。“明道救世”，基本可以成為所有讀書人的共通理想。這樣的文化信念和道德信仰，在吉安這個地方，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這也是本書選擇吉安，作為探尋古人內心信仰和精神生活的最直接的動因。我無意去指謫今日中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身上的頹靡之氣，無疑，我也是身處其中的一個。一個時代的社會風尚、人文氣質和思想潮流，有其形成的曆史和現實的原因。從我內心的願望來說，我是希求社會的每個個體，不僅僅隻是個物質動物，欲望的奴仆，淺薄的消費時代的狂歡者，而能有些自己的精神生活，來自於傳統和教化的美德，和稍微獨立的不隨波逐流的趣味。一句話，就是每個個體都有自己相對完整的個人性。這個要求不過分，但其實難度很大。近百年前，魯迅就痛感國人病痼已久，而批判國民性，但其開出的藥方不可謂不極端。對傳統文化的質疑和批判，對於這個個性鮮明的作家來說，其實也是有可商榷之處的。但其呐喊和呼喚的意義，到今天還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