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院鷺洲
1
從天上往下看，白鷺洲像一條靜默的船。擱淺在時間的荒原裏。或許說像一隻勺子更加準確，《中庸》講“一勺之多”，以喻深不可測之水，也是由一勺一勺彙聚起來。這個譬喻我喜歡。事實是，贛江之水托舉著這枚小小的勺子，而它永不能舀其中一勺。
船在吉州有著別樣的含義。概因這裏多水。古時，造船業是吉州的支柱產業之一，不亞於雕版印刷業和製瓷業。而這二者，正是通過船隻，運送到全國各地。它們被五湖四海的人拿在手裏，感知著這南方丘陵地帶的溫度和分量，對其充滿著無盡的想象。
我的母校，與白鷺洲隔半江之水。與母校一牆之隔的是吉安一中。白鷺洲上還有一個白鷺洲中學。彼時，往來於此的年輕學子甚多，這一帶的馬路、江流、建築，被年輕的學子們靚麗的身影所照亮。因而，白鷺洲雖則古老，其實也是年輕的。我年少時寫過一些夢幻的詩歌——初戀，和羅曼蒂克的粉色想象，其實和暮晚的白鷺洲有關。和植物香氣馥鬱的五月有關。和成群結隊，在白鷺洲橋、沿江路、沙灘上流連和走過的少女有關。和白色的連衣裙以及鈴聲響脆的自行車有關。無論如何，這些都歸於個人的記憶，與他者無關。甚至與白鷺洲無關。因而與本文也無多大幹係。但是，我要從個人緩慢的心跳中，去觸摸這遠去的記憶，並由此找到通往白鷺洲書院之路。
現在，我已不再年輕，離開吉州也有多年。記憶的河岸，早已填滿了新的風景。這些異質的、陌生的景觀，在規劃者的想象中會帶來驚喜——事實上帶來更多的是傷害，是對記憶的強製拆除和對不可見的心靈世界的漠視。這種傷害，不是個體的，而是整體的。我隻能從自己記憶的深處，小心翼翼地去修複那被整容的景觀——說到底，風景，不是視覺的產物，而是人類記憶的一部分。而記憶又和靈魂相關，它訴諸人類的情感。對個體情感的尊重，就是對人本身的敬畏——因而，風景也是適應人的需要而產生的。不能想象沒有記憶的個人，如同沒有曆史的民族一樣。白鷺洲，曾留下多少人的記憶？恐怕誰也說不清楚，而這消失在時間裏的個人記憶，保留了太多世界的真實，並非是湮滅、空洞和虛無的。
2
白鷺洲之得名，有人認為，取自李白登金陵鳳凰台詩：“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那是專家的看法，因其地理環境與太白詩歌的描述相合。而更多的老百姓，則樂見於另一個版本：以沙洲上棲息著數不清的白鷺而名。我第一次到此，便被眼前白鷺翔集的壯觀情景所震撼。此後，白鷺，一直作為一個美麗的名詞，書寫在青春的題板上。你沒見過暮春傍晚，白鷺在橋洞下飛過的場景，像是閃亮的詩句劃過大腦：耀眼。白。灼目。閃電——當我在最初的詩句裏寫下這些詞彙，多半是以白鷺作為隱喻的。這種吉州常見的鳥，並非天生高貴的生靈，它們也多半出現在水田和河澤邊，與黃牛、耕夫為伍。成為農業背景的一部分。自然，也是鄉愁和溫暖記憶的一部分。太多的白鷺，出現在林木茂盛的沙洲上，它們撲騰、降落、尋找棲息的樹枝，伴隨著合唱般的鳴聲——這響亮的聲音，隔著河岸抵達我們的耳膜，讓坐在教室裏的我們，感到莫名的心煩意亂。因而白鷺，始終伴隨著青春的躁動和荷爾蒙分泌的氣息，在春天的傍晚播撒。
我在當時，自然是無法想到，弦頌相聞的書聲，在過去，不是從我們這邊——而是從鷺洲上傳過來的。時間讓事物掉了個個。被聒噪的白鷺鳴聲遮掩的古木下的書院，曾經書聲朗朗。無論如何，這裏的江流總被讀書的聲音所浸染——書聲和濤聲，成為一種令人愉悅的聲音，在心靈廣闊的平地上回響。聲音，影響了人的內心世界，並由此形成了贛江兩岸的景觀。那樣一種文質彬彬和古雅深沉，是經由聲音結構和締造的，這不能不使人感到驚訝。沿江路一帶，自然也有汽車穿行——在我少年的記憶裏，汽車可不像現在這麼多，因而這裏雖則繁華，卻不喧囂，甚至總是寂靜，一種迷人的悵惘的寂靜。在街道樹——法國梧桐高大的身影和闊大的葉片形成的陰影中，顯得光線迷離，幽深難測，那是一種讓人無限憧憬和無限感慨的畫麵和氣質。這種畫麵和氣質，與我新近讀到的，作家寧肯在長篇小說《三個三重奏》裏，所描述的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場景相當。那時，沿江路的一個理發室是讓人感覺美好的，一個水果店和一個自行車修理鋪、公園門口的崗亭、金牛寺旁的雜誌店，也都是讓人覺得美好的。不像現在，內容不詳的美容院、鬧哄哄的購物場、漂亮但冰冷的新公園大門——都使人有一種沒來由的不信感和排斥感。我寧願相信，這種感覺純屬於我個人。
一些東西固化和阻滯了我們的內心，使我們的腳步變得猶豫和裹足不前。不像彼時，一切是舊模樣，但顯得生氣勃勃，人們對未來充滿期待。因而，當我回望白鷺洲——包括沉睡在檔案、方誌、文獻中的曆史，我的眼前似乎變得清晰和生動；當我試圖眺望未來，卻迷霧升起，視線模糊。
3
書院的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但興盛於宋明。白鷺洲書院創辦於宋代，準確地說是在南宋嘉熙四年，創建者江萬裏——時出知吉州兼提舉江西常平茶鹽。當時，與之齊名的江西書院還有，白鹿洞書院、鵝湖書院、象山書院等等——這些書院，每一座，都像一座精神的礦藏，蘊含著深厚的人文底蘊。但，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這些書院其實又大多其貌不揚，遠不像今天普遍的大學氣派。但大學的本質不在於外表和規模，而是內涵和質量，這是人所皆知的道理。但今天的大學，卻為何遠不如過去一個書院培養的人才多，卻不是誰都能說得清的。
書院在過去，是有別於官學的一種民間教育機構，是私人或官府聚眾講學、切磋學問之所。宋代講學的興起，帶來了書院的繁榮。在宋明，書院往往又是傳播理學的場所。因而書院多、理學發達，也成為吉州乃至整個江西曆史文化的重要標誌。學者吳宣德在其專著《中國區域教育發展概論》中說：“就整體文化教育水平而言，江西在宋明兩代一直處於全國領先地位：據統計，南宋時期江西書院總數達147所，居南宋統治區內第一；浙江書院總數次之，為82所，遠遠少於江西。明代，江西書院總數為312所，仍然遠遠高於位居第二的南直隸（282所）和位居第三的浙江（191所），其中吉安府的書院總數達88所，與作為江西地方行政中心的南昌府（86所）數量基本相當。”
在吉州眾多的書院中，白鷺洲書院無疑是最耀眼的一顆明珠。無論其地理位置，還是實際影響力，都在吉州的教育係統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因而今天，環繞著這座贛江中的沙洲，建立起諸多從中學到師範到大學的學堂，是頗為明智和理所應當的——當然，這些學校，也非一日建成，而是在時間裏慢慢形成的。白鷺洲書院對其吸引力和擴散性的作用顯然不言而喻。
清末白鷺洲書院山長劉繹，為書院中山院門題寫的對聯，依然可見：“鷺飛振振兮，不與波上下，地活潑潑兮，無分水東西。”與初唐王勃《滕王閣序》中，“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似有神似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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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繹——這位江西最後一位狀元，以三品京堂銜任鷺院山長，達三十四年之久，其功不可沒矣。然而，若推舉一位最能代表白鷺洲書院精神的人物，則非文天祥莫屬。而這種精神氣質，則可說“正氣”二字。南宋寶祐三年（1255），文天祥負笈書院，受業於歐陽守道，時年19歲。與文天祥同學於白鷺洲書院的，還有劉辰翁和鄧光薦——這二人同樣以文采和氣節名世。鄧光薦《酹江月·驛中言別》詞曰：“水天空闊，恨東風不借、世間英物。蜀鳥吳花殘照裏，忍見荒城頹壁。！”氣勢宏偉，言辭慷慨，其情性可見一斑。劉辰翁詩詞也蔚為可觀，而其亂世中坎坷的經曆和隱居不仕的孤憤，也讓贛江之水嗚咽。文、劉、鄧三人既是同鄉，又是好友，他們密切的私人關係，源於對詩詞的熱愛和濟世的理想。而在學習和交往中，又相互影響著各自的人格。
書院裏供奉著歐陽修、胡銓、楊邦乂、周必大——這四位吉州先賢的畫像，文天祥每目睹於此，一種豪情在心間升起——“歿不俎豆其間非夫也”，發誓要躋身忠臣行列，讓人們像祭祀他們一樣祭祀自己。天祥追慕這些吉州先賢的忠烈氣節——其源頭，可以上溯到歐陽修，而下達清初的方以智。忠烈——是吉州曆史的一條長線，一長串讓人感動的名字，串在這條線上，這種典型的地域精神是殊為可貴的。
當年江萬裏創建白鷺洲書院，是為了敦教化、興理學、明節義、育人才。他在書院中設立六君子祠——祀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朱熹；又建道心堂、文宣王廟、雲章閣、風月樓等樓閣，使之成為江心勝景。這位朱熹後學，還將《白鹿洞書院揭示》引入書院，陳於道心堂——朱熹製定的《白鹿洞書院揭示》，可說是為天下書院製定了行業標準，時至今日，《揭示》對讀書人的要求——“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謀其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等等，仍有很強的指導意義。離任吉州之際，江萬裏延請吉州名儒歐陽守道，為書院首任山長。天祥雖親炙歐陽守道隻有一年時間，但受益很多，對這位老師評價很高——而其務實的學風，不能不對天祥有所影響。
寶祐四年（1256），文天祥一舉成名，被宋理宗欽點為狀元。這位吉州人傑，開始登上曆史舞台，其慷慨悲壯的一生，從白鷺洲起步。“鷺飛振振兮”——白鷺的雪白、高潔，與大地的親密和恰切，都與天祥相仿佛。或者說，白鷺是文天祥的化身，雖其歿已有千年，但其精神幻化為這白色的精靈，已然不死。《詩經》說：“振振鷺，鷺於下。”又說：“麟之趾，振振公子”。“振振公子”——當是天祥的寫照。當年，與天祥同榜的吉州進士，達39名，占全國錄取進士360名的九分之一，震動朝野，理宗皇帝親書“白鷺洲書院”匾額，以示褒獎。六年後，天祥的好友劉辰翁、鄧光薦也中進士。鷺飛振振——其情景，如在目前。
文天祥自是忠節誌士，而追隨他勤王抗元的吉州義士，除劉辰翁、鄧光薦外，曾受業於白鷺洲書院的，還有不少——如為掩護天祥避難而自稱為天祥、結果被元兵烹死的劉子俊；被俘後絕食八日而死的羅開禮；冒著殺頭之禍收拾天祥就義骨骸並運回吉州安葬的張千載；寫下生祭文勸文丞相速死的王炎午等等，都濡染過書院的“正氣”之風。因而——當文天祥受盡苦痛折磨和誘惑，寫下驚天動地的《正氣歌》時，不僅是為他自己畫像，也是為白鷺洲的全體學子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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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城市的麵貌如何變化，自然總是竭力在維持著它天然的樣子。贛江兩岸的建築、道路、橋梁，隨著時代的變化而改變，唯一不變的是江流的模樣——始終在奔流向前，不知疲倦，而這流逝、奔湧，以致水漲水枯之間，是一種什麼樣的力量，在主導這一切？與水的流逝形成反差的是，白鷺洲像擱淺的古船，拋錨在歲月裏。水的流逝，總是讓人對夫子的感歎產生共鳴——“逝者如斯夫”——人世的興廢、榮辱、輝煌與沒落，都能從中找到一種哲學上的意蘊。
與今人注重城市的外觀和環境建設不同，古人似乎更重視人的靈魂建設。中國的文化和藝術，無一例外，都直接指向肉身裏神聖而敏感的器官——心！這與西方的宗教相類似。中國文化，似乎天然地包容著教化和信仰，使之不可分離。這與西方的傳統不同。書院，正是這樣一個場所——因而，它不僅僅等同於今天的學校，某種意義上，它也兼有寺廟的功能。考慮到這一點，當年王陽明以及他的弟子們，為何選擇青原山淨居寺作為講授心學的道場，似乎就不難理解了。無論是正心也好，養心也好，還是發明心的良知也好，書院傳播的遠不僅僅是知識——而是“弘道”。
餘英時在《士與中國文化》一書的“序”中說，西方文化傳統，有“靜觀的人生”和“行動的人生”兩派，靜觀的人生以古希臘哲學家亞裏斯多德、柏拉圖等為代表，這些“精神貴族”隻“靜觀暝想”，而不屑於公共事務；而西方近代知識分子，在中古基督教傳統下，承當著“社會良心”的角色，關心的已不僅僅是“解釋世界”，而是如何“改變世界”。從這層意義上來講，中國傳統的“士”更近於西方的近代知識分子——因為他們是“即知即行”、“知行合一”的。中國的讀書人在對待超越世界的“道”與現實世界的“人倫日用”之間，是一種不即不離的關係，這和西方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