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一個外國司機，印象也很深。那時沒有汽車，每次回九江，都要步行。美國學校有個司機，經常在路上停下來，讓我們搭車，他開的是一輛雪佛來小貨車，經常要來回九江運大米和蔬菜。他說，我不是美國人，是加拿大人。那時，正是抗美援朝的歲月，他的意思是，我不是美帝國主義，我們不是敵人，是朋友，你們不用防備我，恨我。
那年，孔衛道校長也被清理回國了。
外國的郵票
有個叫安德的德國人，六十多歲去世了，有人通知我們。我們當時沒有照相的，每次行動都要請枯嶺街照相館的師傅去，一位叫徐墨，一位叫張剛，現在都已作古。我們叫徐墨的時候要多一些。
來到安德家，安德死在床上。給現場拍照，回頭洗出來再存檔。接著清理他的遺物。我把他床頭邊的一隻箱子打開，裏麵有衣物、證件，還有很多郵票，另外，還保存有清政府頒發給他的郵政委任狀，我們一一拿出來。一些衣物全部給了工人，房子交給了房產科。委任狀、證件和郵票等，我帶回公安科。
他還有一點金子，一點銀洋。不多，僅僅一把。安德家的看房工人趁我不注意，拿了幾個下來，藏到身上，我也沒吱聲。想想他也不容易，跟了安德這麼久，現在主人走了，他想留點東西下來，也在情理之中。
我把剩下的金子，放進口袋裏，交給了銀行。放在櫃台上就不管了，又沒有手續。但是我們都很自覺，不會留下一點，因為留下一點都意味著麻煩。
“三反”、“五反”時，我在南昌被人從警服的三角肩中，搜出兩個金箍子。這是母親給我的，縫在軍醫服裏麵，母親說，萬一有情況，逃難時也可以活命。那時剿匪任務很重，形勢很緊張，我們睡的是通鋪，打起包就走路，隨時都有生命危險。
為了兩個金箍子，組織對我進行了調查，弄清了情況後，結果還給了我。我想，幸虧那是母親給的，要是我拿了人家的，不定會有什麼樣的災禍。
瑞典兩位老小姐，傳教士，一生未嫁，她們是姐妹，住在河南路，一前一後，活到七十多歲去世了。
接到看房工人的報告後，這回．我們帶攝影師張剛去了，同樣是拍照，清理遺產，進行登記。她們沒有什麼金子，但郵票很多。我們將郵票全帶回了公安科，我們不識外文，給秘書科長蔡長仁。蔡科長責備我們：你們拿這個來幹什麼？
好像洋人的東西有毒似的。我們連同從安德那裏拿來的郵票，全燒了。想來真可惜，到現在，多珍貴！
梅小姐又叫梅婆子，那時50來歲，是白俄，來中國前做過護士。十月革命後逃往哈爾濱，後來到了漢口，廬山開發後上山開小食品房。同來的還有兩個俄國人，在十五號橋對麵開咖啡館、洗衣房，宋美齡還常到那裏喝咖啡。
也有人說梅婆子是法國人，母女倆都生活在廬山。大梅婆子丈夫是枯嶺協和醫院醫師，女兒叫梅傑爾，人稱小梅婆子，住在河西路47號。她們家穿過一片樹林就是長衝河，那裏有座橋，叫十五號橋。
小梅婆子，個頭大，屁股大，會中文。曾在枯嶺鎮河南路開一家西餐館，實際上中西餐都經營，其中有位李時龍師傅，專做西餐，做得很好。很多人都到她家買糕點，生意很好。後來她幹脆把糕點搬到對麵樹林裏賣，甚至拿到十五號橋邊賣。
1951年，廬山通知所有外國人下山回國。通知小梅婆子，她堅決不走，她說我喜歡廬山，為什麼要我走？再說回國家裏也沒人了。四處說情，政府也就同意了，她成為廬山最後一個洋女人。
1954年，小梅婆子被廬山清理下山，安排到九江市二中教俄語。後來，不知什麼原因，據說她跳樓自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