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1)霸氣，霸心，缺一不可
鹹豐元年四月二十六日（1851年5月26日），曾國藩在連上四篇奏折，備受皇上嘉許之後，又上一書，這是一篇那個時代的錚錚直言，擲地有聲的好文章。文章在對鹹豐帝歌功頌德一番之後，十分尖銳地指出了鹹豐帝可能出現的自矜才智、拒諫飾非的卑劣心態，以及朝廷可能麵臨的嚴峻政治形勢。在“伴君如伴虎”的時代，上這捋虎須的奏折。實在是耿直得可以，堅強的可以。這篇奏折被以“求言”裝飾門麵的鹹豐帝披覽後，龍顏震怒，“摔其折於地”，並且“召見軍機大臣，欲罪之”，幸有曾氏的恩師季芝昌等人求情。季說：“此臣門生，素愚戇，惟皇上寬而宥之。”鹹豐帝才稍稍息怒。
在軍事上，與太平天國作戰的初期，屢戰屢敗、多次瀕臨絕境，用曾氏自己的話語是“屢敗屢戰”，他以其堅強的意誌、頑強的作風，走過了一個又一個的險灘，頑強地纏住對手不放，最後竟取得了徹底的勝利。蔡鍔說，曾國藩“出身詞林，於兵事一端，素未夢見，而其所供之役，所畢之功，比之古今名將，毫不遜色”，做到了“武功燦爛，澤被海內”，毛澤東在早年也佩服曾，說：“餘於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之役而完美無缺。使今人易其位，其能如此乎？‘’曾氏以一書生帶兵，取得輝煌的成就，其剛強的性格、堅強的意誌，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們耐心體味一下曾國藩的“倔強”味道：
曾國藩無時無處不在強調這內經中的明強大法，同治二年（1863）七月一日，在給他弟弟曾國荃的信中寫道：
強字本是美德，我以前寄給你的信也講明強二字斷不可少。但是強字必須從明字做出，然後始終不屈不撓。如果對事情全不了解，一味蠻橫，等到別人用正確的道理進行駁斥，並用事情的實際後果來驗證，這時再俯首服輸，前倨後恭，這就是京師講的瞎鬧。我也並不是不要強，隻是因為見聞太少，看事不明不透，所以不敢輕於要強。再者，我們正處在鼎盛的時候，屬員在外，氣焰囂張，言語放肆，往往今人難以接近。我們如果一味強勁，不稍稍收斂抑製，那麼屬員仆從就會不鬧出大禍不止。
明強就是敢爭，當一種判斷確定後，曾國藩從不遷就他人的意見，有主見，敢鬥爭。他出山不久向清廷伸手要權的事，就頗能代表他的明強品格。
大約從鹹豐二年（1852）十二月出辦團練至鹹豐七年（1857）二月棄軍奔喪，這是曾國藩曆史上最為困難的時期，他事事草創，不斷碰壁，客軍虛懸，無權無位，兵微將寡，屢遭挫敗，既無太多的事可做，也無太多的錢養士。而對當時一般知識分子來說，充任曾國藩幕僚，雖有風險承擔，卻無看得見的實際利益可言。所以，所設辦事機構較少，辦事人員也不多。這一時期的軍政辦事機構主要有秘書處、營務處、審案局、發審局（所）、情報采編所。糧的籌辦機構主要有行營糧台、嶽州轉運局、漢口轉運局、長沙後路糧台、南昌糧台和衡州勸捐總局、樟樹鎮勸捐總局、樟樹鎮切鹽總局及其所屬分支機構。這一時期的幕僚多為至親好友、親朋子弟、降革人員和年輕有為的血性書生，如郭嵩燾、劉蓉。李元度、李瀚章、李沛蒼、程醒生等。
鹹豐七年（1857）二月四日，曾國藩的父親曾麟書病死在湖南湘鄉原籍。二月十一日，曾國藩在江西瑞州軍營得到父親的死耗後，哀毀悲痛之情無以自抑，“仆地欲絕”。十六日上《報丁憂折》，不待清政府準假，就與曾國華從瑞州回籍奔喪。
按例軍營大員父母喪亡，應該先行奏請開缺守製，得到朝廷批準後，才能回籍奔喪。曾國藩這次卻不是這樣，他上奏的時間是二月十六日，脫離軍營奔喪回籍是二月二十一日，顯而易見，他奔喪回籍並沒有得到朝廷的批準，這種情況是少見的。但清政府念他犬馬之勞，二月二十七日給曾國藩賞假三月，在籍治喪，發給治喪費四百兩，以示恩寵，並命他於假滿後仍回江西軍營。然而，曾國藩要的是兵權，是部隊，而不是虛榮。他在《謝恩折》中發牢騷說：“數載從戎，過多功寡……自愧調度之無方，茲又遽遭大故。自職離營，方憂懼之交深，欲陳情而悚息。”奏折中的“欲陳情而悚息”，在示意清政府，他暫時不準備回江西軍營，其中有難言之隱。因而在奏折中要求開缺守製。但清政府仍然不準，一再敦促他重返江西前線督辦軍務，這便使他有些飄飄然、昏昏然起來，以為他與鹹豐帝抬價、講價的時機來到了。於是六月六日，曾國藩又上《曆陳辦事艱難仍懇終製折》，在這個奏折中，他和盤托出了他為什麼不願重回江西軍營、要求開缺在籍守製的理由。奏折的要點是：
按照定例軍營職位有空缺，先從在軍人員撥補。我所帶的湘軍，多是招募來的湘勇，不僅參將、遊擊、都司、守備以上無缺可補，即如把總外委也不能遞補實缺。武弁跟我出生入死數年，有的雖然保舉至二品、三品職銜，而充當哨長者，仍領哨長薪餉，充當隊目者，仍領隊目薪餉。一日告假，即時開除，終不得國家正規軍照綠營廉俸之例長遠支領。弁勇互生猜疑，徒有保舉之名，永不履任之實，長此以往，湘軍弁勇，難以“長生觖望”。
言外之意：我曆年在外，不敢奏調滿漢各營。各營官兵，實缺之將領太少，太少不足以相維，權位不足以相轄……雖居兵部堂官之位，事權反不如提鎮。“此辦事艱難之一端也。”
國家定製，各省文武升遷罷免之權，責成督撫。督撫的喜怒，關係到州縣官的榮辱進退。曾國藩辦理軍務，處處與地方官們打交道，文武僚餉一事，諸如地丁嘈折，勸捐抽厘，地方官從中阻撓。征收漕糧，百姓以浮收為苦。漕糧大事，循例由巡撫專主其事。身為客官，專辦兵營軍事，有勸捐擾民之實，而無能加惠百姓之事，“不敢越俎代謀，縱欲出一剴切說明之告示，以儆官邪，而慰民望，而身非地方大吏，州縣未必奉行，百姓亦終難信。此辦事艱難之一端也。”
曾國藩就是這樣，在理學思想的指導下，爭得一分一利之境為己。凡事凡物心存霸心，一拚到底。
(2)一個人超強，越有本領做大事
曾國藩從幫辦湖南全省團練開始，就用木質關防，關防上所刻大字為“欽命幫辦團練查匪事務前任禮部右侍郎之關防”。鹹豐五年（1855）八月秋初缺，又換“欽差兵部右侍郎之關防”，自出征以來，得到皇上的命令，“皆係接奉廷寄，未經明降諭旨”。因此，外界譏嘲甚多，有人譏諷說：“自請出征，不應支領官餉”；有人指責說：“不應稱欽差”；有人說他曾經革職，不應專折奏事。歲月既久，關防屢換，往往被人“疑為偽造”。部將出差外省，外省地方官不予信任，對蓋有關防之公文不予理會，甚者竟將湘部出差外省的官員關押，加以侮辱。如果現在再赴江西軍營，又須改刻關防，則勢必愈難取信於人。軍營官兵立功受獎，鹹豐六年（1856）所請“實官執照”，至今尚未領到。此外，文員之憑，武官之劄，皆由督撫專交曾營，常退久而不到。“軍中之事，貴取信義如金石，迅速如雷霆，臣則勢有所不能，此辦事艱難之一端也。”
曾國藩仔細觀察局勢，認為“非位任巡撫，有察吏之權”，決不能治軍，決不能兼及籌響。
曾國藩伸手向清政府要督撫的官位，並不僅僅為個人爭地位，主要是為湘軍爭權利，爭政治待遇。按照清朝的慣例，曾國藩想帶的兵如此之多，作戰能力又遠較八旗、綠營為強，立下的軍功又如此之大，授予巡撫，功賞過薄，不足塞其欲壑，若授予總督，則軍政大權集於一身，又為朝廷所不甘。而恰在此時，胡林翼等已攻占了武昌，形成了高屋建瓴之勢，水陸師直搗九江。長江下遊方麵，自鹹豐七年四月何桂清接替冶良為兩江總督後，江南大營日有起色，正在進攻鎮江，捷報頻傳。所以清廷便決定將長江上遊戰事責成湖廣總督官文、湖北巡撫胡林翼，將下遊戰事、攻陷天京的希望寄托在何桂清與和春的身上。認為這樣處理，定操勝算。因此，斷然拒絕了曾國藩幹預朝廷用人大政，並撤銷了他兵部侍郎的職務，將他開缺在籍守製，削除了他的兵權。同時命署理湖北提督的楊嶽斌總統外江水師，惠潮喜道彭玉麟麟協同調度。這樣的結果，致使江西湘軍很快陷入了渙散狀態。後來，胡林翼雖然一度派李續宜等往江西統率湘軍陸師，依然無濟於事，而且李續賓、李續宜兄弟對清政府削除曾國藩的兵權也極為不滿，心懷退誌。
毫無疑問，曾國藩被削除兵權，瓦解了湘軍的鬥誌，渙散了湘軍的士氣，削弱了湘軍的戰鬥力，使江西湘軍陷入群龍無首的局麵。清軍的力量在消衰下去。如果這時太平天國的內部不發生楊韋事變等一係列大的變故，就能用兵長江上遊，重開湖北根據地。但是，鹹豐七年翼王石達開已決心出走，太平天國的軍事力量也在下降，這真是曆史的悲劇！
曾國藩被削除兵權後，盡管受到外界的譏評、嘲笑與責罵，卻獲得了全體湘軍官兵對他的同情與愛戴，使他在湘軍中的威望空前提高。七月，湘軍第一員大將李續賓致書曾國藩說：“一旦攻克九江後，或則皖省，或援豫章，先生不出，胡公不來，續賓何敢獨行前往？雖有厚庵、楊嶽斌、彭玉麟同往，而水陸路數不一，且不能谘商群師，難言之情，願先生有以教之。先生帶我出山，仍當懇帶我歸裏”。
曾國藩人在湘鄉，然所部將領與他書劄仍往返不絕。可以說，除曾國藩外、別人指揮湘軍是難以得心應手的。如1857年春，督辦江西軍務的福興到瑞州軍營視師，湘軍諸將待以客帥之禮。因此福興回南昌後，上奏請征兵，並說“勇了不可用”。可見“曾家軍”——湘軍，非一般督撫、將軍所能駕馭指揮的。這期間，在家鄉守製的曾國藩進入了人生的一個“反省調整期”。他和曾國華設立了家廟，每天黎明和晚上都跪倒在父親的牌位前，反省自己十幾年從政、治軍的得失，並回憶起父親曾麟書的每一次教誨。
曾國藩自被削去兵權後，無時無刻不在懷念他一手創辦起來的湘軍，“江右軍事，刻不去懷”。悔恨自己辦事“有初鮮終，比次又草草去職，致失物望，不無內疚”。每每想到這些，“夜間終不能酣睡，心中糾纏，時憶往來，愧惶撞擾，不能擺脫”。他在籍守製一共一年零三個月，在這段時間裏，他日夜在悔恨自己的去職失權，迫切期待著有朝一日，鹹豐帝命他重新走上前線，重掌湘軍。
自曾國藩離開江西後，由於石達開的分裂出走，直接削弱了江西太平軍的兵力與內部團結，因此，清政府方麵的軍事形勢始有所好轉，連續攻陷了瑞州、臨江、九江、建昌、撫州。但當時分布在江西的湘軍派係也很複雜，有王■遺部的張運蘭等部、江忠源係統的劉長佑等部，另外還有曾國藩係湘軍曾國荃、李元度、劉騰鶴等部。由於這些統兵將領，官位相埒，派係不同，互不統屬，各自為戰，缺乏統一的領導與指揮，因此，這些派係各異的湘、楚軍攻陷江西各府州縣後，將予解散乎？抑或由誰統率？這是清政府亟待解決的第一難題。
鹹豐八年（1858）四月，湘軍水陸師攻陷九江後，移師鄂東，準備“東征”，進犯太平天國安徽省根據地。而安徽方麵，自石達開出走後，天王洪秀全將安徽的軍事權交給陳玉成。陳玉成以安慶為大本營，以攻為守，親率所部數十萬人，經常楔入鄂東，進攻黃梅、黃安、新州、麻城、羅田等縣，其目的是“攻鄂保皖救潯”。陳玉成的軍事攻勢，使胡林翼指揮的湘、楚軍備多而力分，特別是湘軍水師，楊嶽斌與彭玉麟不和，外江水師與內湖水師貌合神離，隱伏著挫敗的危機。
為此，胡林翼從鄂、贛軍事全局出發，於鹹豐七年（1857）九月二十六日上《起複水師統將以一事權並密陳進剿機宜疏》，試圖借此敦促朝廷起用曾國藩。他奏陳說：目前小池口、湖口相繼克複，早先陷人鄱陽湖的輕快水師已經衝入大江，與外江水師相會合。鄱陽湖水師前令道員彭玉麟統轄，與外江水師總統楊嶽斌原無芥蒂。惟水師萬餘人，江麵千裏“若無總統大員節製調度”，則號令不一，心力不齊，終必危殆；且李續賓、楊嶽斌、彭玉麟將領“嚴厲剛烈落落寡合，亦非他省將帥所能調遣”。楊嶽斌、彭玉麟等經曾國藩“識拔於風塵之中，自湘潭出師以至今日，久已分為兩部，在該軍本無不和，而兩營弁勇，即有才力不相上下之勢，是該鎮、道勢又不能互為統轄”。
胡林翼的話很明白，湘軍水師行將分裂，湘軍水、陸將領非曾國藩難以指揮自如。他在奏疏的結論中提出：若許曾國藩“移孝作忠”，視師九江，即日督帶湘軍水陸師會合楚軍，將士一心，不難攻占九江，水陸東征安徽，直搗金陵。但清政府卻批複說：“克敵製勝之策，該署擾與官文、都興阿、楊載福（即楊嶽斌）等盡可商辦，正不必待曾國藩到楚方能定議。”清政府對曾國藩的猜忌已深，斷然拒絕了胡林翼的請求。
李秀成擊敗東南大營後，曾國藩終於有機會出山了。因為八旗兵已不可用。同時，曾國藩、胡林翼並對清政府關於東南的人事布局做了一番揣測。胡林翼說：“江、浙為廩庾根本，京師性命所係，然使泛泛以尋常辦理軍務之人前往，則事權不屬，功必不成。近十日中，必有十餘人奏請滌帥往援。林翼之意，必得地方之符乃可去，非此則不可去也。設滌帥去後，秋冬之際，賊必有三四十萬大股並力西犯。”後來，曾國藩聽說忠王李秀成略定蘇常，驚呼：“蘇常失守，杭州亦岌岌可危，東南大局決裂如此，不知尚有何術可挽回……現奉寄諭，飭國藩往援蘇、常，蓋不知蘇、常已失也。鄙意楚軍刻不能救援下遊，且當竭三省全力，禦賊匪秋間之大舉，如能於秋間兩路大捷，然後有餘力兼謀下遊，目前實有不逮。”同時他對自己的出路，也做了一番猜測。他說：蘇、常失守，“目下浙江危急之至……東南大局，一旦瓦裂，皖北各軍，必有分援江、浙之命，非胡潤帥移督兩江，即餘往視師蘇州。二者苟有其一”，則進攻安徽的軍事布局，不能不有所變更。“餘則聽天由命，或皖北，或江南，無所不可。”曾國藩、胡林翼迫切希望他們兩人中能有一人出任兩江總督，以擴大湘係地盤。
而在決定兩江總督人選時，肅順的意見是至關重要的。肅順平素喜攬名流，“朝上如郭嵩燾、尹耕雲，舉人王因運。高心夔皆出其門，采取言論，密以上陳”。他在鎮壓太平天國的用人問題上，反對祁春圃、彭蘊章的觀點，主張重用以胡林翼、曾國藩為首的湘係人物，“平時與座客談論，常心折曾文正公之識量、胡文忠之才略”。蘇、常失陷後何桂清以棄城獲罪，鹹豐帝欲用胡林翼總督兩江。但肅順說：“胡林翼在湖北舉措盡善，未可挪動，不如曾國藩督兩江，則上、下遊俱得人矣。”上曰：“善。”遂如其議。鹹豐十年（1860）四月十三日，李秀成攻克蘇州。十九日，清政府以曾國藩署兩江總督，著統率所部兵勇，取道皖南，恢複東南。七月上旬，又實授曾國藩以兩江總督，並命令為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所有大江南北水陸各軍均歸其節製。又將楊嶽斌、彭玉麟統率的湘軍水師撥歸曾國藩節製調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