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
(3)“藏”化為“安”
可以這樣認為，“藏鋒”是曾國藩取得成功的最大原因。
梁啟超先生說曾國藩“有超群軼倫之天才，在並時諸賢傑中，稱最鈍拙”。曾國藩自己也說“自以秉質愚柔，舍困勉二字，別無他處”，又說：“吾平生短於才，愛者或以德器相許，實則雖曾任艱巨，自問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詭橘鑿其愚，尚可告後昆耳。”
司馬溫公曰：“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
餘謂德與才不可偏重。分之於水，德在潤下，才即其款物溉田之用；智之於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揮棟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瀾；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葉。德而無才以輔之，則近於愚人；才而無德以立之，則近於小人。……二者既不可兼，與其無德而近於小人，毋寧無才而近於愚人。自修之方，現人之術，皆以此為衡可矣。
由上可見曾國藩並不漠視才與德的相對作用。何以他反自稱無才呢？這不過是他的一種謙詞。因為才是靠不住的，如果恃才傲物，就容易泛濫橫流，近乎小人了。這完全都是勉人為學的意思。他在家信中對子弟的賢否，也有六分天生，四分家教的話。何以又這樣重視天命天才呢？好像是他的一種矛盾思想，其實不然，這正是中庸相反相成的道理。所謂“天定勝人，人定勝天”，“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不是一樣的道理嗎？倘不明乎此，則讀曾國藩的書籍，直如隔靴搔癢，處處都覺得矛盾了。譬如他自稱愚柔，而致九弟書雲：“古來豪傑，吾家祖父教人，以懦弱無剛四字為大恥，故男兒自立，必須有倔強之氣。弟能奪數萬人之剛氣而久不銷損，此是過人之處，更宜從此加功！”
這一切並不能否定他無大才。可是他的祖父告訴他說：“爾的官是做不盡的，爾的才是好的，滿把損，謙受益，爾若不做，更好全了。”可見曾國藩隻是在不做上下工夫，頗有大智若愚之意。
此乃何等獨道，高超之所見！苔芙眾生，“不知天多高，地多厚”，隻曉得一個“我”，則一切相害相悻矣。倘能覺悟到此種境界，自然可以除去自私自滿之見，往大道上邁進。否則坐井觀天，畫地自限，沒有偉大的人生觀，焉能有偉大的學術事業？所以覺悟是做人的始基，也是做人的歸宿，由於天才而來，也由於學問而得。
不但才與學相濟的道理是如此，即如屈伸行藏也是一樣的。曾國藩在初入北京會試的時候，就抱有澄清天下之誌。如乙未歲暮阿感詩道：
去年此際賦長江，豪氣思屠大海鯨。
湖上三更邀月鐵，天邊萬嶺挾舟行。
竟將雲夢吞如芥，來信君山鏟不平！
偏是東皇來去易，又吹草綠滿蓬瀛。
為藏為否兩蹉跎，搔首乾坤踏踏歌。
萬事拚同驕拇視，浮生無奈繭絲多！
頻年遺跡隨波譎，大半光陰被墨磨。
匣裏龍泉吟不住，問予何日斫蚊鼉？
在詩裏可以看出他的誌氣來，以一個二十五歲的青年，就有氣吞雲夢，鏟平君山，何日斫蚊屠鯨的豪情，這不是他後來事業的一種預言嗎？
解鈴還須係鈴人，曾國藩的才智到底如何，可以從其著述中探出究竟。
曾國藩說：凡民有血氣之性，則翹然而思有以上人。惡卑而就高，惡貴而覬富，惡寂寂而思赫赫之名，此世人之恒情。而凡民之中有君子人者，率常終身幽默，黯然退藏。彼豈異性？誠幾乎其大，而知眾人所爭者之不足深較也。自秦漢以來，迫於今日，達官貴人，何可勝數？當其有據勢要，雍容進止，自以為才智加人萬萬。及夫身沒觀之，技與當日之廝徑賤卒，汙行賈豎，營營而生，草草而死者，無以異也。而其間又有功業文學獵浮名者，然則今日之處高位而獲浮名者，自謂辭晦而居顯，泰然自處於高明。曾不知其與眼前之廝徑賤卒，汙行賈豎之營營者行將同歸於盡，而毫毛無以少異，豈不哀哉！
曾國藩這是看到了更為可貴的東西，是不屑輕易就鋒芒盡露的。
曾國藩又說：
《物雄傳》雲：“君子得以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龍蛇者，一曲一直，一伸一屈。如危行，伸也，言謙，即屈也。也詩畏高之見傷，必言池以自屈，龍蛇之道也。
誠中形外，根心生色，古來有道之士，其淡雅和潤，無不達於麵貌。會氣象未稍進，豈老歌有未淡邪？機心有未消邪？當據省於寸衷，而取驗於顏麵。”
這顯然是時機未到，在行所謂龍蛇之道，雖然很難看破，他還是覺得自己藏得不夠深，準備再進一步，讓人一點征兆也感覺不到。
屈是為了伸，藏鋒本是蓄誌。不屈難以伸展，不藏鋒誌從何來？曾國藩的“藏鋒”表現在他與君與僚屬的共同處事上，這種藏鋒來自於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體認，來自一種儒道文化的綜合。
3.功成七分在己，三分在人
做事隻要盡其力即可，不必究竟有何果也。若此，功成在天意。
隻想做，而不去做，永遠不會有收獲的。隻要做，而不管做大做小，總會有收獲的。
一個勤於做事的人，最先關注的是自己如何做和做了什麼。一個人不努力做，顯然就沒有收獲，但是機遇問題也很重要。曾國藩的成功經驗是：自己的努力是第一位的，假如不能如意，也許是機遇不到。一個勤於做事的人，最先關注的自己如何做和做了什麼。
不僅應知曉大廈非一木所能支撐，大業需靠眾人之智而成，同時要在實際中積極結交有識之士，懂得“未發跡善交人”的道理。如果一個人一生不能有幾個得力的助手，就不會走向成功，至少成功的可能性很小。曾公門下食客、幕僚極多，他能與其廣泛接觸，並拿為所用。曾公說：“朋友之賢否，決己一生之成否。”
一個人如果在一生中能結交幾位摯友，不僅可以相互慰藉。而且朋友之間可以互相砥礪，共赴患難，成為事業的基石。朋友之間，無論誌趣上，還是品德上、事業上，總是互相影響的。
曾國藩的處世經可以說是廣交朋友的處世經。他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都是在朋友的砥礪和影響下取得的。因此，他深知選擇朋友的重要性，無論什麼時候，都十分注意朋友，特別是那些德才兼備之友。
(1)人生第一要義是擇友
二十四歲以前曾國藩足跡從未踏出過湖南，到過的地方隻有長沙、衡陽等地。他也像所有讀書人一樣，把科舉考試看作改變自己命運的唯一途徑。在湖南家鄉，除郭嵩秦、劉蓉等外，也沒有結識幾個對他以後人生有特別重要影響的人。曾國藩在1843年2月17日從北京寫給弟弟的一封信中說：
四弟上次來信，說想找個書館外出教書。我的意思是教書館廢功誤事，比在家中私塾還要厲害。與其出去教館，不如待在家塾中。如果說一出家塾，就會有明師益友，而我們那裏的所謂明師益友，我都知道，並且已在深夜認真計算了一下。隻有汪覺庵老師和歐陽滄溟生，是我認為確實可以作為明師的。同學又都是平庸、卑微、胸無大誌的人，又最喜歡取笑人，家鄉沒有朋友，實在是第一等的恨事。不但沒有好處，且很有壞處。習俗感化人，所說鮑魚共處，也變得和它一樣了。我曾和九弟說過，說衡陽不可以讀書，漣濱不可以讀書，因為有害的朋友太多的緣故。現在以四弟你的意願，一定要跟從覺庵老師學習，那麼千萬聽我囑咐，隻獲取明師的益處，別受惡友危害！？
又說：
我少時天分不算低，後來整日與平庸鄙俗的人相處，根本學不到什麼東西，心竅被堵塞太久了。等到乙未年到京後，才開始有誌於學習詩、古文和書法。
從這裏可以看出曾國藩對於當時的友人，感到很不滿。最相信有作為的老師，隻有江覺庵和歐陽滄溟生罷了。他所說的衡陽的風俗，和輕浮淺薄相近，雖然有些近似武斷，但也是確有所見才這樣說的。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曾國藩由此感到交友不可不慎。
1843年二月15日，他在給弟弟的信中寫道：“一生之成敗，皆關乎朋友之賢否，不可不慎也。”
在曾國藩看來慎友的原因是“相友可知人”，“習俗染人”。他曾這樣說，看到你的朋友，就可知道你的為人，朋友的好壞，是可以互相影響的。一個人在世上若有幾個好朋友，相互幫助和交流，生活和事業就可能有好的局麵，相反，若交了壞朋友，受到壞的習氣的影響，生活和事業就可能出現壞的局麵。所以人才總是一批一批的出現，在某一個時代人才輩出，在某一地區人才輩出。這並不是因為這個時代比另一個時代的人更傑出，這個地區的人比另一個地區的人更優秀，而是因為這個時代或這個地區的人團聚在一起，相互激發，相互砥礪，才出現了一個令人欽佩的群星燦爛的好局麵。
所以，要了解一個人，不一定非得觀察這個人，隻要看看他所結交的朋友就可以了。這就是“相友而知人”。古時候楚國就有一個這樣的人。他給人看相十分靈驗，名聲大得連楚莊王也知道了，把他傳召到了宮中。莊王問他，“你是怎給人看相的？怎樣又預知他人以後的吉凶呢？”他回答說：“我不會給人看相，不過是從他所交的朋友來判斷他的未來。一般老百姓所交的朋友，如果是孝敬父母，尊兄愛弟，不違法紀，那麼他就會一天一天興旺起來，所以可以判定他日後必有福。這就是所說的好人。一般當官的，如果他所交的朋友講信用，重德行，那麼他就會幫助君王做出很多有益於國家的好事來，所以可以判定他可以升官。這就是所說的好官。君主聖明，大臣賢能。如果君王有失誤，大臣們會當著您的麵直言勸諫。那麼國家就會一天天興盛起來，君主也一定受人尊敬。這樣的君王才是好君王。我不會給人看相，隻不過能夠觀察他所交的朋友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