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改革家們為實現遠大理想，不畏犧牲，蔑視權貴，義無返顧，敢作敢為，在茫茫宇宙空間、漫漫曆史長河中，留下了他們艱難而偉大的足跡。一個人連死都不怕了，還有啥可怕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拒之？”他們的設想與措施，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有利於國家、民族的強大進步和鞏固統治者的地位，順應曆史發展的潮流，在曆史進程中起著非常積極與重要的作用，所以曆史最終是會記得他們的，人民最終是會感謝他們的。東方先哲說：“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西方先哲說：“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魯迅先生道：“我以我血薦軒轅。”文天祥也表示：“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譚嗣同則說：“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從古到今，這些“為民請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他們就是中華民族的脊梁！
秦國的商鞅變法就是如此。
為增強國力，統一天下，戰國時期，“七雄”相繼展開了各自富國強兵的變法活動。楚國令吳起變法，魏國任李悝變法，趙國有武靈王改革，但成效最大的還是秦國商鞍變法。此前，在“七雄”當中，秦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麵均略遜於中原各國。而從商鞅變法後，秦國的農業產量大為增加，軍事力量也強大了。不久，秦國進攻魏國，從河西打到河東，最後攻下魏國都城大梁（今河南開封）。漸漸地，秦國的綜合實力不斷膨脹，最後成了“七雄”中的“大哥大”，並在英明君主嬴政手裏消滅六國，統一中華。這也是因為商鞅變法使秦國迅速崛起，為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就是說，商鞅變法實乃秦國強盛之源、秦朝崛起之本。
商鞅（約公元前390—公元前338），戰國時期思想家、政治家，法家學派代表人物。原姓公孫，名鞅，亦稱衛鞅，衛國（今河南北部一帶）人，戰國另一位著名改革家吳起的同鄉。因受封於商地15邑，尊為商君，故稱商鞅。初為魏相公叔痤家臣，不被國君重用；後入秦向剛即位的秦孝公宣傳法家主張（公元前361年），被起為左庶長，力排眾議，委以重任，在秦兩次實行變法：第一次是在公元前359年（一說公元前356年）；第二次是在公元前350年，把秦國驅趕上了富強文明之路。公元前350年商鞅還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在他建議下，秦國都城從櫟陽（今陝西臨潼）遷到鹹陽（今陝西西安）。隻用了19年時間，秦國繼魏國之後崛起為超級強國之一，但它比魏國實力還雄厚百倍。公元前340年商鞅率領秦軍擊魏，充分利用自己曾經在魏國的人際關係，設計扣留魏公子卬，趁魏軍群龍無首一舉將其擊潰（魏因此不得已放棄原來的屬地，將都城從安邑遷到大梁）。但由於新法侵犯到很多人的切身利益，尤其是舊貴族，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後不久，商鞅即遭到當權派反撲，逃亡未果、抵抗不成，為秦惠文王車裂，全家被誅，不得善終。現存《商君書》，實有24篇，為戰國時法家所輯錄，基本上反映了他的思想。
曆來變法都是困難的，一般人還是喜歡安於現狀。商鞅在變法之初，為使其法令能為民眾遵守，先把一根3丈長的木頭立在當時秦國都城櫟陽南門，下令說：“誰把它拿到北門，賞黃金十兩。”這不是很容易嘛！真能得到這麼多錢？當大家驚疑不定，以為有詐時，商鞅又將賞金提高到了50兩。一個好奇的青年姑妄把木頭扛了過去，果真得到了如數的賞金，成了中國曆史上早期的“投機暴發戶”。這件事立即傳播開來，一下子轟動了整個秦國，從此大家都知道左庶長的命令不含糊。這是商鞅的第一步，他先要大家信任並尊重政府，政府在得到人民的信任和尊重後才能有所作為，他日變法就順利了。此即曆史上著名的“南門立木”典故。
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有：將百姓編為什伍，五家為保，十保相連，將一定區域的人們納入到統一的體係管理，並實行連坐製度；提倡分家，一家有兩個男人（即兒子長大了）就必須分出；“開阡陌封疆”，廢止井田製，承認土地私有而創立按丁男征賦辦法；重農抑商，獎勵農戰，凡從事耕織繳納糧食布帛多者可免其徭役，甚至可改變原來的身份，而對於經營工商業而導致貧窮的人，要將其全家收為官奴；有軍功者還可受爵位，從而抑製了舊貴族的勢力；實行郡縣製，建立以地區為單位的基層行政機構，把全國劃分為31個縣，由秦王直接委任官吏。此外還強迫群眾接受基本禮儀習慣、統一度量衡、要求所有國民均須有正當職業、優厚移民、不準私人決鬥、無功不能受祿等。
商鞅還“燔詩書而明法令”（《韓非子·和氏》），提出“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史記·商君列傳》），“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商君書·更法》）；主張對輕罪也處以重刑，法令嚴明，“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止，重者不來，是謂以刑去刑”（《韓非子·內儲說上》）。故惠文王在尚為太子時，也因犯法而遭到了懲罰（商鞅當然不好治太子的罪，便懲治了他的老師）。難怪他得罪了惠文王，後者一即位便幹掉了他，但他的變法措施卻並未廢除。他的很多主張與措施，在秦始皇建立秦朝後，乃至在中國後來的許多朝代還在運用和發揚。
柏楊在他的大著《中國人史綱》中說：商鞅變法是中國“曆史上最大的魔術”、“唯一的一次輝煌變法”。它不僅是單純的改革法令規章，也不隻改變上層建築，而是徹底的改變，包括軍事、政治、政府組織、社會結構和風俗習慣等，甚至道德價值標準和人生觀念都要改變。柏楊認為：“‘變法’是人類智慧所能做的最驚心動魄的‘魔術’，它能把一個侏儒變成一個巨人，把一個沒落的民族變成一個蓬勃奮發的民族，把一個弱小的國家變成一個強大的國家。”後來的法家都推崇商鞅的法治。隻有韓非子認為他“無術以知奸”，行法而不用“術”，遂使秦國的富強為人臣所把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