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古老文明都造就了巨大的建築，考古學家一直在尋找中國的“金字塔”，但結果令人失望。黃河的周期性泛濫使強大的夏酋邦為了挽救華夏部落，必須開展波瀾壯闊的治水工程，而無力和無心建造大型建築，從而宗教儀式感不強。中國人在苦難麵前，“什麼都不信”，戰天鬥地，務實進取。這是曆史的遺憾，也是曆史的選擇。
為什麼中國人春節要回家過年？我大膽猜測，為了與洪水搏鬥，必須幾年在外，當冬季來曆，治水工程無法進行，於是就回家團圓。
《史記·夏本紀》記載禹治水時“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其刻苦精神得到後世傳頌。春天播種，夏天收獲，秋天治水，冬天回家，或許是當年中國人的生活節奏。
為什麼中國文化中對吃如此看重？例如，崗位叫飯碗，謀生叫糊口；受雇叫混飯，混得好叫吃得開，受人歡迎叫吃香；受到照顧叫吃小灶，花積蓄叫吃老本；受人傷害叫吃虧，男女嫉妒叫吃醋；猶豫不決叫吃不準，辦事不力叫吃幹飯，事兒辦砸了叫吃不了兜著走。黃河泛濫往往導致嚴重饑荒。學者王建華（2011年）發現，二裏頭時代人口規模的大幅下降，估計與黃河泛濫成災有關。饑荒的記憶為民族文化打下深深的烙印。
所以，中國的地理環境是苦難並幸運的。一方麵，黃河長江的生態彈性免於中華民族受到像新月沃地和東地中海社會農業社會那樣的滅頂之災；另一方麵，生態平衡的破壞導致黃河周期性堵塞，給中華民族吃盡苦頭。中華民族“好吃”而不懶做，務實而不僵化，出行千裏也要過年回家。中華民族文化中隻知道幸福，不知道快樂。快樂轉瞬即逝，唯有疼痛銘記於心。中華民族童年歲月就飽經風霜，如此不平凡。
夏酋邦的文化後果：大一統
孟子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鯀采用“堙障”辦法，修築堤壩阻擋洪水，但所修築堤壩屢屢被洪水衝垮。鯀在九年時間裏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也未能製止水患。禹是鯀的兒子，鯀死後，禹受舜任命，繼任治水的工作。他吸取父親治水失敗的教訓，由單純築堤堵水，改為疏導洪水，終於製服了洪水。
禹治水不光是創新成功，也得益於作為國家前身的酋邦出現。從部落演進到酋邦是人類社會在農業革命後的共同趨勢。無論是埃及的金字塔，複活節島上的巨石雕像，還是南美洲叢林中的瑪雅人金字塔，這些讓現代人歎為觀止的史前浩大工程，都顯現了酋邦比部落更有組織動員能力。每當遇到水害，都需要聚集大量人力資源。麵臨滅頂之災時，群體內部就需要高度整合，統一號令。這樣支配權力必須高度集中，沒有討價還價的機會和可能。由於禹治水有功和促進農業生產，夏部族勢力增強。在《史記·五帝本紀》中這樣表述：由於共工、歡兜、三苗、鯀有罪，“於是舜歸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歡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隨後舜又派禹去討伐三苗。禹屢敗三苗，將三苗驅趕到丹江與漢水流域。《墨子·非攻》中說道禹克三苗後，“別物上下，卿製大極，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可以說明禹在治水與討伐三苗勝利後，夏部族已成為部落聯盟首領。
夏部落憑借較大的群體規模，更嚴密的社會組織和權力係統，更高效率的社會動員能力和軍事能力，逐漸向其外圍擴張征服，萬邦時代終結了，最終導致一個酋邦的建立。舜把帝位禪讓給禹，禹在塗山召集部落會盟，再次征討三苗。《左傳·襄公七年》中有“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的記載。“萬國”都參加了塗山會盟，夏部落的號召力由此可見一斑。《史記》中沒有關於塗山之會的記載。《史記》雲：“夏之興也以塗山”。正是塗山之會表明萬邦時代正式被酋邦時代替代了。去朝見酋邦邦主禹的人手裏都拿著玉帛，儀式十分隆重。《後漢書》中也有“至於塗山之會，諸侯承唐虞之盛，執玉帛亦有萬國。是以山海經稱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裏七十一步”的說法。在會稽部落會盟時，防風氏首領因遲到而被禹所處死。據說，長江三角洲悠閑浪漫的良渚部落因不服從禹而遭到沉重打擊，從此一蹶不振。古文獻中亦記載禹以諸侯部落路途的遠近來分別納貢約多少，表明酋邦的控製已經很嚴密了。
可以推斷，中國在夏酋邦時代就已經形成了華夏族贏者通吃的局麵。贏者通吃的情況在曆史上也時常發生。例如，羅馬是從城邦發展起來的，起初規模小，但是隨著不斷吞並和擴張，後來成為橫跨歐亞大陸的羅馬帝國。俄羅斯曾是一個以莫斯科為中心的地窄人稀的斯拉夫國家，公元1582年後才開始向烏拉爾山脈以外的地區擴張。從那時起的兩百年內，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帝國。戴蒙德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一書中指出，“中國的不同之處僅僅在於它在早很多的時候便已統一了。它的‘中國化’就是在一個古代的民族大熔爐裏使一個廣大的地區迅速單一化，重新向熱帶東南亞移民，並對日本、朝鮮以及可能還有印度發揮重大的影響。因此，中國的曆史提供了了解整個東南亞曆史的鑰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