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國內的考古學研究著作，多是以單個或某一區域的考古發現為中心，停留在較為單純的考古資料的編寫上，難以從大曆史發展和國際比較的雙重角度認識。考古學家蘇秉琦在《關於重建中國史前史的思考》一文中反思道，“考古學的最終任務是複原古代曆史的本來麵目。除了傳說材料，史前時代沒有確切的文獻記載可供依據，建立史前時代信史的任務自然就落在考古學家的肩上。40年來，我們忙於日益繁重的田野工作，側重於進行考古學文化的研究，取得舉世矚目的成績；但相對來說，重建史前史的任務無暇顧及，甚至在一些考古學家頭腦裏，重建史前史的觀念淡薄了。由於研究機構的分工，舊石器時代考古主要歸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承擔，隸屬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考古研究所沒有專人從事這方麵的深入研究。持續多年的結果，舊石器時代至新石器時代的研究被人為地割裂了，上下不能貫通，以至對中國史前史各自隻能有片斷的而非完整的認識。台灣方麵的學者在20世紀60年代曾提出重建中國上古史，由於他們受到更多條件的限製無法實現。20世紀還剩最後的10年。我們迎來了改革開放，祖國走向統一，學術繁榮的新時期，理應趁此大好時機把重建中國史前史的任務提上工作日程”。
從方法論角度上說，在回答人類文明起源問題上，無論是對考古學研究還是曆史學研究，都不如方興未艾的人類學更深刻。人類學研究的目的就是以全麵的方式理解人這個個體。人類如何行動、如何認知自己的行動、行動的結果又如何影響人的思考以及人與其他群體、象征的互動即是人類學最根本想解答的問題。美國人類學家威斯勒（Clark Wissler）認為，“人類學是一群由探索人類起源而生的問題的總名”。中國台灣著名人類學家張光直在《考古人類學隨筆》中總結道，“這個新學科的特點，是把個別文化放在從時間上空間上所見的各種文化形態當中來研究，同時這種研究是要基於在個別文化中長期而深入的田野調查來進行的。用這種做法所獲得的有關人文社會的新知識，一方麵能夠深入個性，一方麵又照顧了世界性；一方麵尊重文化的相對性，一方麵確認文化的一般性。這種做法，這樣的知識，是別的學科所不及的，因而造成人類學在若幹社會科學領域內的優越性”。
人類學作為一門學科的超級洞察力可以從魯思·本尼迪克特對日本文化的研究中管中窺豹，略見一斑。《菊與刀》的作者魯思·本尼迪克特從來沒有去過日本，是以人類學研究方法理論推測出來的成果：她透過當時日本發布的宣傳電影、集中營中的日裔美國人和戰俘的訪談紀錄以及日本人的文學作品中收集資料，建構出日本文化以及對日本戰後重建的期許。她不但以文化形貌論談論日本文化的特質，並從孩童教養的角度剖析日本人的生命史。其細膩的描述擺脫了學術上的論戰，也因此掀起了讀者們的好奇心及之後美國的日本研究風潮。《菊與刀》是第一本整合性的日本人論，對日本人文化自覺和外國人了解日本文化都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與菊與刀相比，梅花與牡丹對比不那麼涇渭分明，但依然表達了文化張力。
人類學認為，現代世界不平等的根源要追溯到史前階段，這個史前階段就是文化誕生階段。許多考古學家和曆史學家從商周開始進行斷代史研究，沒有提出文化起源問題，也沒有去認真討論最廣泛的文化模式問題。蘇秉琦在《關於重建中國史前史的思考》一文中認為，“中國人這種偉大的民族精神、力量，其根脈蓋深植於史前文化之中”。從曆史學和社會學的角度探討中華文化已經取得很多成果，但是站在人類學方法論的角度上探討中華文化問題還不多。人類學以“文化”研究為主題，但跟其他同樣也是研究文化的諸多學科比起來，其鮮明的特點之一便是重在探討人類文化的本源，也就是重在從文化的角度回答“人類從何而來”、“人類何以如此”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