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飛速發展、國與國之間的聯係日益密切的今天，如果一個國家發生經濟危機，那麼其他國家很快會被席卷。一個國家的經濟又是誰在引領呢？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又會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呢？我們隻有首先弄清楚這些問題，然後才能在生活中更好、更透徹地理解國家的各項經濟政策，才能更明白地知曉國際上的各種經濟現什麼是真正的財富財富是什麼呢？你的財富都包含了哪些東西？對於不同的人，也許就會有不同的答案。很多人會不假思索地就能說出一大堆財富：電腦、汽車、冰箱、洗衣機、房子……也就是說，對於一個人來說，對他有價值的東西他才認為這些是財富。同樣的，在經濟學中，財富就是指人們認為有價值的所有東西。
所謂價值，就是消費者或者擁有者眼中的價值。比如說佛陀一無所求，在一般人看來一文不值的“四大皆空”，卻正是佛陀們想要的，這是他們最重要的東西，對他們來說，這就是最大的財富。
當然，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價值觀。而持有不同的價值觀的人，對財富的判定也是不同的。就像額外的水對一個澆地的農民來說是額外的財富，但是對一個遭受長江水災的農民來說就不是財富，而對於非洲幹旱地區的居民來說，那是比金子還要珍貴的財富。積雪兩尺多深，對於一個滑雪勝地的老板來說是額外的財富，但是對一個道路清潔工來說大概隻是一個會把腰累斷的負擔。
也正因為此，經濟增長的標準並不在於生產更多的東西，而在於產生更多的財富。當然，物質的東西對財富是有所貢獻的，而且十分明顯。從某種意義上說，一些非財富或沒有太大價值的物質，對財富的生產也很重要。如手風琴是用某些物質材料做成的，看似多餘的雪也可以刺激造雪機生產。甚至像健康、愛和心靈的寧靜這些“非物質”的東西也有某種具體的物質表現。
所以說，財富的增長和物質產品的體積、重量或數量增長並沒有必然的聯係。我們必須拋棄“財富＝物質的東西”這一傳統見解，否則它就會妨礙我們理解經濟生活中的方方麵麵，比如專業化和交換等。
毋庸置疑每個人都想擁有更多的財富，也許大家都曾想過，要是所有東西都是免費品就好了！那樣就不存在“稀缺性”這個概念了。也就沒有人願意為得到某一樣東西而付出代價，人們想要獲得某種東西也就不需要權衡或選擇了，我們想要什麼就能得到什麼。天堂就常常被描繪成這樣。可是，在我們的地球上，我們就不得不麵對稀缺性。我們不可能隨心所欲，想要什麼就能得到什麼，我們必須要付出代價，必須要做出選擇。
當然，在經濟學上，還存在一些所謂的“壞東西”（也就是我們不想要的東西）。假如我們希望好東西多多益善，那麼也許你已經猜到了，對於“壞東西”，我們希望越少越好。地震、泥石流、洪水、恐怖襲擊、空難等等，這些都是壞東西。但你也不要忘記，經濟學意義上的好東西和壞東西的概念都是我們主觀認定的。例如，勃特克討厭藍草音樂，可是普雷契特科則很喜歡。當你不清楚保羅.海恩對這種音樂是愛憎分明還是持無所謂的態度時，對於藍草音樂的評定就會有三種結果。
一個人認為是壞的東西，另一個人認為它是好東西，而對第三個人來說，它也可能無所謂好壞。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大概了解了什麼是財富，那麼我們該如何創造財富呢？在經濟學中，創造財富的最好方法就是貿易。
很早以前，亞裏士多德就對貿易產生過懷疑，他認為，自願的交換在很多情況下是等值交換。其實，這個觀點更應該反過來說，自願的交換從來就不是等值交換。假如是等價交換的話，交換對於交換者來說就沒有實際意義了，交換當然也就不會發生了。
事實上，交易雙方通過合作，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東西，獲得了更大價值的機會。這種獲益的機會對他們來說就是一種激勵。在合理且自願的交換當中，雙方都有意通過放棄某種價值較小的東西來獲取某種價值較大的東西。
假如小明用自己的足球向小強換取羽毛球拍，就表明小明認為羽毛球拍比足球價值大，而小強認為足球比羽毛球拍價值大。
我們觀察到，人們為了得到他們認為價值更大的東西，往往都會以他們認為有價值的東西作為交換條件，自願換取另一種。在雙方看來，交換都不是平等的，因為他們對價值的判定不一樣；否則，他們就不會重新安排足球和羽毛球拍的產權。這正是貿易的生產性的根源。小明的財富比以前多了，小強也一樣。這是交換的結果，交換是生產性的，因為雙方的財富都增加了。
也許當我們講到足球和羽毛球拍交換時，有些同學會說：
“不對，財富並沒有增加。小強和小明的感覺比原來好，他們可能更高興，但僅此而已，他們交換並沒有生產新的東西，還是一個足球和一個羽毛球拍，隻是換了主人而已。”
沒錯，交換時不能產出新的東西，但是為什麼說它具有生產性呢？
究竟什麼是生產呢？提到生產，我們立刻會想到工廠、原材料和工人們。隻有這些因素很好地組合，才能產出新東西。但這些僅僅是生產的技術性因素，我們隻看到了“常規”，卻忽略了另外一點，就是足球和羽毛球拍的製造商試圖在技術上把這些材料重新配置，做成更有價值的組合。他們試圖在投入一定的情況下，製造出更有價值的東西，這才是經濟因素，這也是廠商製造它們的根本原因。隻要突破常規思維，這個概念就很容易明白了。
用足球換球拍沒有製造出什麼新東西，這並不需要另外的高難技術，但確實製造出了一種雙方都認為更有價值的新模式，這就是他們開展貿易的原因。這種模式為雙方帶來了財富。我們不妨把交換看成是另一種生產方式，小明把足球作為“投入”，得到羽毛球拍作為“產出”；小強則把羽毛球拍作為“投入”，把足球作為“產出”，這樣轉第三篇生活中的經濟學探秘化為生產模式，價值增加就顯得很明顯了。
每個人都用一種有價值的東西換取另一種更有價值的東西。在經濟學上，任何選擇行動都伴隨成本與收益。按照經濟學的思維方式，獲得一種你認為有價值的東西的成本就是你舍棄自己原有的東西的價值。
為了強調，我們稱之為機會成本。小明認為足球有價值，但他自願用足球作為代價換取了他認為更有價值的羽毛球拍。小強認為羽毛球拍有價值，但他用球拍作為代價換取了他認為更有價值的足球。他們都認為自己的收益大於成本，他們都獲得了淨收益，即財富增加。
假如小明在交易之後享有更多財富，看起來這額外的收益一定來自小強。但要知道，小強也享有更多的財富。這不可能是從小明那裏拿走的。其實正好相反，自由貿易是一個機會，它能同時為交易雙方創造更多的財富。
任何人在交換中合作，都能找到一個增加自己財富的方式。這一帶有生產性交換過程的結果是雙方的產出的價值都比投入的價值大。僅僅這些就可以使一項活動有生產性了。因此我們可以說是交換擴大了真正的財富，也是因為交換真正的財富才被生產了出來。
商品的價格高低由誰決定當經濟行為已經變成是一種全民行為的時候，人們逐漸發現了一個問題：商家的商品在激烈的競爭中不斷降價。那麼，這裏便自然而然地出現了一個疑問：商品的價格究竟是靠什麼決定的？是由誰決定的？
從傳統意義上來講，商品的價格是由商品的成本決定的。但是伴隨著成本的不斷透明化，人們逐漸意識到商品的價格還受到別的因素的影響。
一般來講商品定價的依據通常是市場條件和企業目標，此外，消費者的心理也是必須參考的條件。
在莎士比亞的名劇《哈姆雷特》中寫到，王子總被“生存還是死亡”這一問題困惑著。其實，類似的問題也經常困擾著很多企業。定價問題就是一個很大的難點，定高價還是定低價？到底定多少才合適？這讓企業往往感到困惑。
同種物品向不同消費者收取同樣的價格,這種定價方式屬於單一定價。也就是說，隻要是同一種物品，無論賣給誰都是一種價格。在有些市場，如壟斷市場、壟斷競爭市場上，企業掌握著定價權，往往根據自己的需要來定價。對企業來說，確定產品的價位十分重要。很多企業為了增加產品的銷量，往往采取降低價位的辦法。比如進貨是0.8美元的東西，僅賣1美元的商家很顯然比賣1.2美元的商家的銷量要大。
因此，定低價或者降價成為企業競爭中常用的一個手段。不過也要根據實際情況而定，並不是任何時候降低價錢就一定有好處，有時候反而不如抬高定價。到底什麼情況下定高價，什麼情況下定低價，這需要根據企業的目標客戶和競爭環境等因素來決定。
一般來講，如果企業的目標客戶是高收入者，並且市場需求也不大，那麼采用定高價的策略來實現目標銷售是容易成功的。
名牌產品一般采用的都是這種定價方式，比如某名牌皮帶的定價是每條2000元，市場銷售依舊很好。因為這是炫耀性的商品，購買它的人主要靠品牌來炫耀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價格低了反倒沒法炫耀自己了，高收入者一般也就不會去買。
高定價的產品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價格缺乏彈性，供給相對有限。這個特點是很明顯的。還拿名牌皮帶來說，其對象就是極少數的高收入者，他們都希望用這種皮帶來顯示自己的身份，需求強度較高，並且類似的替代品很少。特別是有的人對這種品牌具有一種特殊的偏好，他們寧願多花錢也要買這種皮帶，而不願意花低價去買別的款式，雖然別的皮帶也是名牌。對於這些高收入者來說，一條皮帶2000元在他們的總支出中所占比例較小。因此，高收入者對這個品牌的皮帶就很缺乏彈性。而這種皮帶做工精細，供給很難增加，不必靠降價來吸引更多的消費者。這種名牌皮帶都是靠品牌而非低價來占領市場的。一種缺乏彈性的產品，當降價時總收益會減少，當提價時總收益反而會增加。
由此看來，高定價還是低定價，首先要由市場條件來決定：產品是缺乏彈性還是富有彈性？目標客戶是哪一個收入階層？其次由企業目標來決定：企業追求在利潤率的最大化和利潤量的最大化之間是如何選擇的？一般的規律是這樣的，產品缺乏彈性，目標客戶人數少，卻是收入高者，企業目標是利潤率，就實行高定價；反之，產品富有彈性，目標客戶人數多，企業目標是利潤量，則實行低定價。因為高價必然和少銷有關，低價才能夠多銷。所以在確定價格目標以後，企業就要根據這個來決定產品的產量。因此企業在對某個產品定高價時要限量生產，在低定價時要增加產量。
另外，在定價時還要考慮到消費者的心理。國外大部分都用零數定價而非整數定價，例如有些產品定價為4.99元而不是5元。這正是利用了消費者的心理。還有一點要注意，很多人認為便宜沒好貨，有的產品一味降低價格，反而會失去消費者。例如，汽車價格過低，讓人懷疑它的質量也下降了，即使很便宜，也沒有人會去買這種既不安全又經常出毛病的車。
在現代社會中，市場競爭日益激烈，定價也不能墨守成規。所以，到底是高價好還是低價好，還需要看同類產品或者相近替代品的定價，在市場競爭中這點十分關鍵。
定價高低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但卻不能像哈姆雷特對於“生存還是死亡”那樣去冥思苦想，而需要在實踐中累積經驗。
收入差距為什麼不容忽視貧富差距擴大雖然對社會的穩定有所影響，但也並不像我們想象的那麼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收入差距擴大背後的收入分配機製不合理、不公平甚至不合法。
有些人的高收入與腐敗行為、官商勾結有關，還有一些靠出身決定工作分配，而有的人的個人收入水平由組織安排決定，地產商靠土地管理的漏洞紛紛成為巨富，國有企業高層薪金總額完全由自己確定，壟斷行業憑借著壟斷地位獲取企業和個人的利益……這些不公正、不公平的現象，很大程度上會破壞社會穩定。
此外，“強資本、弱勞動”的現象也是造成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的一個比較普遍的原因。在全社會追求經濟利益的大環境下，資本供應者一直處於強勢或受尊重的地位，而廣大藍領工人尤其是農民工即使付出了巨大的勞力，也不得不屈居於弱勢地位。初次分配最重要的一環中，勞動者完全處於被動地位。加上沒有較強大的工會、工人缺乏集體議價能力、企業缺乏正常的調薪機製，資本家剝削工人是一種長期存在的社會現象。從以下的對比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問題的嚴重性。1990年我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為53.4%，而今已滑落至40%。相比較而言，企業儲蓄占GDP的比重卻從1997年的12%攀升至23%，而家庭儲蓄一直在20%左右。
社會財富再分配同樣也存在拉大貧富差距的現象。不太合理的上市機製以及上市前原國有股權的賤賣，導致企業股東或提前“潛伏”的投資者收益巨大，瘋狂上漲的房價讓有多套房產的富人財產暴漲，社會慈善組織的匱乏使窮人得不到應有的關懷，社會保障體係不完善，普通百姓的住房、醫療、教育等開支猛增等等。
香港的基尼係數雖然也高達0.45，但他們37%的家庭可以得到政府的房屋補貼，社會上又有許多資金實力很雄厚的慈善組織和宗教機構一直在從事人文關懷工作，加上政府比較廉潔、機會比較均等、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體係比較完善，這也是香港社會一直比較穩定，各種惡性的群體性事件相對較少的原因。
古人說“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很有道理的。收入分配機製改革不僅要解決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更應當清除兩極分化背後的不合理或不公平的因素，因為貧富分化差距的危害非常之大，它直接可以導致各種社會矛盾的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