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所能知道的情況是：四年十月，宗人府議奏“莊親王允祿（雍正之弟，乾隆之叔）與弘皙、弘、弘昌、弘等結黨營私，往來詭秘”，請將莊親王允祿及弘皙、弘俱革去王爵、永遠圈禁、餘人亦都革爵。乾隆說：此事“朕上年即已聞之”，並認為允祿庸材，不足成事，唯弘皙乃康熙廢太子胤之子，父子皆曾圈禁，現仍不知悔改，“行止不端，浮躁乖張，於朕前毫無敬謹之意，惟以謅媚莊親王為事，且胸中自以為舊日東宮之嫡子，居心甚不可問！”遂加監管，不許出城。到十二月，又經人首告弘皙與安泰交結，聽信邪術（好像是跳神、扶乩之類），竟詢問“祖師”以下列問題：“準噶爾（蒙古）能否到京？”“天下太平與否？”“皇上壽算如何？”“將來我還升騰與否？”這顯然是“心懷異誌”“大逆不道”。稍後的“上諭”又露出這樣事實：“從前阿其那、塞思黑，居心大逆，幹犯國法，然尚未如弘皙之擅敢仿照國製設立會計、掌儀等司：是弘皙罪惡較之阿其那輩尤為重大！”這就說明，弘皙竟然設立了自己的“內務府”了，儼然是“小規模”的宮廷，完全準備“登極”了！
根據當時人的記載，到乾隆五年，莊親王之子乘皇帝秋獵外出的機會，竟有“密謀”，因為乾隆出巡警戒不是極端嚴密。這大約就是要行刺的計劃了。
此案結果，弘皙“從寬”免死，“見（現）於東果園（景山）永遠圈禁，是亦與身死無異。”這話不假，不過當時的殘忍高牆圈禁製度，實在比快些死了還要受罪。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案子，中間就是交給平郡王福彭和公（爵）訥親二人審訊的，而最後階段，卻改由康親王和巴爾圖等議奏，不再提平郡王之名；尤其令人疑惑的，前此活動頻繁、已然得以參預議政的福彭，從此就很難再見名字（例如乾隆六年三月於鄂善一案，“著和親王、怡親王，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徐本，尚書訥親、來保，秉公查審”，列舉諸預政大臣名字，其中就獨獨不見平郡王了）；直到乾隆六年十二月，寬免了允祿和弘二人的責罰，轉年十二月，仲永檀（即前此參劾鄂善貪賄的）案內，這才又見到“著莊親王、履親王、和親王、平郡王，大學士張廷玉、徐本，尚書訥親、來保、哈達哈，審明具奏”之文。
以上的跡象，說明了平郡王在這個事件中惹了亂子、擔了幹係，從乾隆四年冬天到七年冬天，三年之間，銷聲匿跡，雖然史無明文，其為受到責譴可以推見。
這種案件實際上都要牽涉極廣，親戚、仆奴、黨羽，都在窮治之列。曹雪芹家大約就是直接或間接地被卷入了這一漩渦之中。此事發作的前一年，傅鼐已經因為誤舉參領明山、失察家人兩事，落職入獄，病卒於家。此事發作的後一年，被廢的老平郡王訥爾蘇亦卒。這不但是我上文所說的“六親同運”的又一次再演，而且當時人所評議於傅鼐的“寬於接下太雜”，正可作他“失察家人”、因此沾帶了當時的朋黨政治幹係的好注腳。無獨有偶的是，平郡王福彭也恰巧在弘皙案事發審治的同一天，曾因失察他自己的包衣大（管家頭兒）、披甲人等外出生事而自請議處（這件事在清代內閣“別樣檔”正是在弘皙案的下麵緊接記錄的）。像曹家這種身份的人家，處境關係極為複雜，親戚、家人之類的事，是最容易惹引禍端的原因。
雖然由於文獻缺乏，我們對曹家再次慘遭徹底毀敗的直接的、確切的案由一時無法列舉，因而不能不用間接而曲折迂回的辦法來窺測，但曹家最後一次的巨變顯然是和這類案子裏的下層人物、邊沿關係有了株連，其他原因，是否還有，尚待深入研討。
曹雪芹家，從雍正末年，經過乾隆改元一段時間，大約維持了為期五年左右的小康局麵，到此遂再次、也是最後的宣告徹底敗落。
魯迅先生說過兩句話：“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麼，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麵目。”清朝末年的魯迅本人是如此，並因此對當時的封建社會的種種不合理的現象開始發生了憎惡感。乾隆時代的曹雪芹，也正是從此而看到了“世人的真麵目”並對那種種麵目以及產生那種種麵目的社會發生了憎惡感，腦海裏蕩起了許多疑問的浪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