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天中午，我和肖慧敏剛煮好掛麵，同班的楊汝宏一頭闖進了宿舍。他父親是物理係的著名教授，寫過好幾本專著，“文革”開始，就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楊汝宏也是寫了大字報發表聲明與父親斷絕關係的人。他人很聰明，知識麵很廣，我們都叫他楊博士。他穿著很隨便，甚至顯得有點邋遢，但在這外表裏麵，可以看到一些受過教育、鬱鬱不樂、神秘難測和與人不同的神情。他的眼神有點發怔，看起東西來久久不動。他的嘴長得很生動，隻是太小了點，似乎不那麼男子漢。他雙唇時常閉得很緊，讓人覺得他是個果斷的人。這幾個月來，他的眼神和舉動總帶著一種模糊、散漫含有心思的意念，讓人好像覺得他在人生路上，沒有什麼確定的目標，也不大關心，聽之任之。
他手裏抱著一摞厚厚的精裝書，氣狠狠地往床上一扔。書很重，連床板都顫悠了幾下。他重重地坐到床上道：“連收破爛的也欺負人！這些破書，反正沒用了，我本想去賣了它。往秤上一放，秤砣打不住，一下子翹了起來。你聽他說啥？‘嗬——反動權威的書也比別的書重，怪不得要打倒哩！看看，把俺的秤也給壓壞了。’你們聽聽，這話氣人不氣人？這也罷了，這老東西竟狗仗人勢，告訴我兩斤隻能算一斤。說是裏麵有反動的東西，不值錢。我一氣之下抱了回來——不賣了！”
我和肖慧敏被楊博士的話逗笑了。他也笑了。
笑著笑著，他的眼角掉下幾滴眼淚。隨即，我們的笑聲變得澀滯起來。
突然，楊博士一拍大腿，像是發現了什麼秘密似的“哎”了一聲，朝我倆狡黠地笑了笑：“革命造反派都走了，就留下大字報讓咱們老老實實待著。大字報哪能知道咱們是不是在學校待著。”
“對呀！”肖慧敏附和了一聲。
經過商量，我們決定也出去。第一個目的地去北京，那是所有紅衛兵都向往的地方。正好，當晚就有一趟為紅衛兵開往北京的專列。
我們急急趕往火車站，順利地登上了列車，三個人正好坐在一起。
站台上的鈴聲已經響了好幾遍，列車遲遲不啟動，人們開始焦燥起來。滿車廂全是學生，嘰嘰喳喳吵成一片。肖慧敏和楊博士也有點不安起來。我正要安慰他倆幾句，車廂門口出現了一個男生。一身和軍裝一樣顏色的黃衣褲，頭戴黃帽子，胳膊上戴著一條鮮紅的袖章。這是當時最時髦的裝束。隻見他翻開語錄本，高聲念道：“毛主席教導我們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車廂裏一下子安靜了下來。他收起語錄來，口氣變得嚴厲起來：“這趟列車是開往偉大領袖所在地北京的，我們要提高警惕，防止一切敵人混進首都。”他嗓門更高了，而且是命令式的：“凡是‘地富反壞右’、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的崽子們，站起來！”車廂裏鴉雀無聲，陸陸續續有人站了起來，都低著頭。我急忙扭身去看肖慧敏，想提醒她沉住氣。可是，晚了，她的身子也慢慢立了起來，楊博士也跟著站了起來。
他們統統被攆下了車。我也隻好跟了下去。
深秋的黃土高原，夜晚很冷。秋風不斷地將路邊樹上的枯葉刮下來，在馬路上打轉轉。我們三人頂著冷風，徒步往學校去。路上沒有一個行人，偶爾駛過一輛卡車，車上滿是頭戴柳條帽、手持長矛的工人弟兄。我們誰也不說話，隻聽見沉重的腳步聲，在空曠寂寥的大街上回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