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便也還應該提一提章伯鈞前輩。近年來，章詒和在著作裏不斷努力提高父親的精神形象，作為女兒，自在情理之中。但恐怕蔽於親情，難免不夠客觀，因而出現不準確、不全麵的遺憾。章伯老在中國現代史中誠然是一個人物，但遺憾的是縱然才情出眾卻未能一展抱負。抱負，換個角度，換個說法，就是野心，對於成功者，是成功的動力；對於失敗者，便是失敗的隱憂——抱負與實力不相稱而又不識韜晦，難免被其他競爭者視為大患，必欲去之而後快。伯老在脫離共產黨以後，自許為鄧演達的接班人，但卻未能接受鄧的全部政治遺產。粵軍裏鄧的舊部並不服膺於章，在“福建人民政府”裏，他也不是靈魂人物。“兩廣事變”之後，粵軍係統悉數被中央瓦解，他的第三黨從此成為遊離於國共之間的文人議政團體（有軍人，但已脫離軍隊，如黃琪翔等；也有過小型武裝，但都不成氣候，解放後被作為地下武裝收編了）。重慶時期，左有共產黨日益壯大的軍事力量，右有國民黨不得不做出的開明姿態，第三黨置身其中的民主同盟十分活躍，曾被國內外寄予極大希望。
內戰的形勢變化之快出人意料，到了1948年五一節，曾經政壇上的平等地位不得不變，所有民主黨派宣布從此接受中共的領導。新中國成立後，共產黨人很大度地安排了相當數量的民主黨派頭麵人物擔任國家副主席以下的各級官員，當然，一般並無實權（隻有一個章乃器，說自己“有職有權”，具體情況不得其詳）。那時章伯鈞在政治上表現很積極（如批鬥梁漱溟之類），應該說是想樹立一種新形象，可惜並無收效，1957年便成了全國掛頭牌的右派。當時說伯老是“馬路政客”，倒也不算怎樣離譜——在人家看來，你既無軍隊，又無地盤，可不就是隻能在馬路上混麼？何況政客上馬路，也並非離崗失職，比那些“沙龍政客”、“書房政客”所起的作用還是大得多，不過是時不我與，每況愈下罷了。
除了“文革”中那幾年，共產黨對於民主黨派頭麵人物，一直堅持了“養起來”的政策，這要算是一項德政，至少比蘇共文明得多了。不過，“被養”也要付出代價，那就是謹言慎行，循規蹈矩，絕不可以對著幹，尤其不允許自擬為什麼不同政見的旗幟之類。章伯鈞晚年就是這麼一位“養起來”的典型。超出了這個框架，就會違背曆史的真實。有些讀者對章詒和的著作不滿意，這可能是其中一個原因。《往事並不如煙》在香港出版還改名叫《最後的貴族》，伯老地下有知，對自己被劃為貴族，恐怕也會反感，甚至欲哭無淚。
三
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和表現，情況也許可以說是大體上清楚了，至於研究，當然還有待繼續展開。現在有人在總結悲劇的主觀原因時，將之歸結為“人性的卑微”，意即保全自我的動物本能帶來的懦弱和無恥。這個結論是過於簡單化了。通過思考，我也總結了三條，當然不全麵，說出來，希望能成為引玉之磚。
一，近、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群體，在中國並未發育成熟。所謂近、現代，在歐洲長達三百年以上，伴隨著工業文明的發展、封建經濟的衰落、人身依附的解體、人本主義的覺醒、人權意識的確立的全過程。而在中國，這一切的引進都在二十世紀的數十年間，特別是各種新潮思想的湧人往往前後顛倒雜亂無章。受過完備西方教育的人很少，就是他們也都留下了中國傳統思想的深刻烙印，其中還包括一些頑固的守舊派。至於一般知識分子就更無足論矣，從小所受教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深入骨髓，對權力的崇拜和服從千年一貫。新文化運動導致傳統教育體係的徹底破產，知識階層中應運而生的激進分子急功近利，有的甚至寡廉鮮恥，一茬又一茬，知識萎縮不說，道德日趨沉淪——既然藩籬盡拆，何來是非標準？不過凡此種種表麵上的無君無父卻並不能改變骨子裏的奴性意識，所以，把自己盡早地納入權力的體係，做一枚或大或小的螺釘或“馴服工具”，是絕大多數人追求的目標。所謂“人作為個體的尊嚴與價值”、“以人為本”雲雲，是二十一世紀才提出的新觀念。在“極左”路線統治下，不要說客觀上不允許表現任何抗拒和疑問，就是知識階層主觀上也根本不具有質疑的能力和水平，所以在一個特殊的曆史時代，他們中的大多數就構成了一個可悲的群體，淪人了一種可恥的命運。
蓋拉特萊曾分析過所謂分子化的社會群體和極權主義的關係。“分子化”的含義大致是沒有經濟基礎、沒有緊密聯係、沒有共同組織，甚至沒有是非標準等等，這樣的社會或者群體，最容易和極權主義結合，因為權力的掌握者是他們的唯一依靠，圍繞著權杖歡呼舞蹈是他們自覺的選擇（用蓋拉特萊的話說，這是一個不能停頓的運動過程）。除了極少數遊民，知識分子是中國“分子化”程度最高的群體，這點是無需多加證明的。
二，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初的大蕭條和此後法西斯主義的猖獗，導致了知識界全球性的向左轉。中國的知識分子這一時期是和歐美同步的。這股風一直吹到蘇共二十大，西方知識界轉向了，但中國知識界卻並未（也不可能）跟著跑。這並非完全由於他們被綁在權力的戰車上，欲罷不能，而是他們心中有一種隻有中國人才能理解的自豪感。一百年來中國的積貧積弱，在共產黨領導下才看到了轉機，而且從來沒有一種政治哲學像馬克思主義一樣描摹過那麼美好的人類目標，他們大多發自由衷地改造舊思想，建立新觀念，靠攏組織，服從領導。不以為然的當然也有，但隻能說是針對個別和局部問題，十分清醒的百不一二吧，其中還有些屬於渣滓者流，如周作人，罵別人是“四大無恥”雲雲，而自己卻不停地向當局伸手要這要那，還打著哥哥的招牌，其顏可謂厚矣！而今日之學界，又還有人打著他的招牌沽名斂財，孰為無恥，當事者豈不自知？而竟毫無顧忌——視其蒼髯皓首，直令人太息王朗之無辜！
反右以後，懷疑的情緒有所滋長，但強大的現實所形成的慣性仍是不容抗拒的主流，帶動著他們走過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史無前例的歲月，緊接著又進入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大革命”。這時，在全新教育體製下成長的新一代知識分子走上了前台，這一代人可真是史無前例，其中竟不乏將自己的老師活活毆打致死的勇者。他們的前輩不少選擇了自戕，不過死前多數不忘表白自己對領袖和組織的一片忠誠。這種忠誠大約隻能是植根於他們所受的傳統教育——匍匐在權力的腳下，至死也無二誌。
三，從章詒和的書裏，抄到了章伯鈞先生的如下一段話：
中國知識分子中的大多數就被注定了要與使用雙手的勞動者一樣忍受屈辱和饑寒，安於卑屈的地位，以誠實勤奮的精神勞動來維持一個緊窄狹小家庭的生存。在生命價值與知識價值日趨低廉的國度，自然很少有發揮才力的場合，秀木卻又極易被外力摧折。不是中國人，不是知識分子，就很難估量中國知識分子在現代史上承受過的壓力及分量。
章伯鈞真不愧是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史上的一個重要符號，他對於中國知識分子生存困境的分析，可謂深刻而又準確。確實，“不是中國人，不是知識分子”，而且對現代中國沒有親身體驗，你還真是難以想象，簡單的生存對知識分子曾經是多麼嚴峻的考驗。為了自己和妻兒的生存，麵對權力的要求，他們沒有選擇的餘地。特別是中小知識分子，與其指責他們在特殊的曆史年代所表現的“人性的卑微”，還不如多了解一點他們生存的悲慘。總要衣食足而後才能知榮辱，這話是絕對不錯的。當然，也有些存心作惡的壞蛋，但那就隻好歸咎於個人品質的惡劣，不宜用於做群體分析的依據。章伯老當然看到了中國知識分子作為一個整體令人不齒的表現，但他卻要特別指出他們生存境況的悲慘，這便是仁者的胸懷，不像有些人，處心積慮千方百計打擊知識分子，踹他們的軟肋，逼著他們喪失恥感，不斷墮落，表現出人性最卑微的一麵——自己則從中收獲一點說不清原因的快意。
（雷池月文，原載《書屋》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