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不說這是令人肅然起敬的自省和贖罪精神，我想它大約和基督教文化傳統有關。想當初，格拉斯自曝曆史事件，在我們的部分媒體和知識分子中，是作為文化新聞報道和傳播的（簡直類似娛樂八卦）。許多國人竟能恬然自若地麵對這類反省並且充當一名興趣盎然的看客，這或許便是兩個民族之間的差別所在。
由這裏，我想起了去年一度炒得十分紅火的“告密”話題。章詒和把兩個（或不止兩個）老知識分子推上了大眾輿論的審判台，引起台下觀眾嘖嘖連聲：“原來他們竟是這樣的人！”由於“趣味性和可讀性”強，發表文章的報紙想必銷量大增——可見觀眾和魯迅當年分析過的“看客”並無太大的區別，然而，審判這樣兩個老人，對於真實剖析那個荒謬的歲月實在意義不大。甚至可以說，由於脫離當時的具體背景，還可能產生某種誤導。當然，他們的做法已經構成了“加害者”的行為要件，但他們卻並非主要的“加害者”，把他們和“受害者”的關係突出為中心矛盾，不僅不能顯示正麵人物的高大，相反會導致消解批判意識（如果有這種意識）的聯想。作為一個過來人，我想對章先生文章裏介紹的兩起個案提出一點看法——僅僅是看法，絕沒有任何為誰做辯解的意思。
先說聶紺弩和黃苗子那點事。聶先生我沒見過，和他夫人周穎卻稍有接觸——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她任“民革”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曾以領導身份和我們一眾人等開過一次座談會，還吃過一頓飯。她個頭較大，大嗓門，一口中州腔，不太像文人，倒給人武工隊長出身的感覺。當時我便聽到有人說起她和聶先生鬧矛盾的趣聞，有時弄得陣仗挺大，意思是雙方都不是善茬。黃苗子還從中做過調解。黃也是“民革”中的名人、要人，好像在六全大會選上了中委。其時，“民革”中一班大老（曾授銜上將以上的如李濟深、程潛、龍雲、張治中）已凋零殆盡。配合時代背景的需要，被推到頭麵人物一線的多是前財經文教係統的人。主席是工會出身的朱學範（人大副委員長），副主席中任政協副主席的也是前財經、技術方麵的高官，如孫越崎、錢昌照都出自“資源委員會”係統。黃苗子，除早年在中央黨部當差，到重慶以後，便一直任財政部秘書主任之類職務，戰後還在南京、上海主管過金融業務方麵的工作，因此算是重要的財政官員，而且在文化圈交遊甚廣，頗有名氣，那時在“民革”中很受人矚目。
黃和聶是老友記，重慶、香港、上海、北京，處了幾十年。除了解放前一心向左、解放後一齊劃右這點共同政治表現外，兩個人的出身、性格其實差異頗大。聶紺弩出身貧寒，而且一輩子大半在顛沛流離中，即使短期順境，也不過小康的工薪一族。他自恃文采風流，何肯甘居人下？無奈時不我與，於是憤世嫉俗，文風潑辣，言辭犀利，一直被人目為狂狷。狂也未必就是缺點，解放前他的身份是左翼文人，越狂越能贏來掌聲一片，然而解放後，繼續狂，那就早晚必然要出事。1957年劃了“右”，仍不肯韜光養晦，繼續散播流言蜚語，直指中樞上層，以致被羅瑞卿怒斥為“王八蛋”。如果1971年“一打三反”時羅長子不是關在監獄裏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恐怕聶的性命難保。黃苗子家道殷實，而且幾乎可說是富貴一以貫之（當然要扣除“反右”後的二十年，但對於一個百歲老人，二十年並不算長，何況這二十年間，他的處境比一般右派要好）。環境優越，便往往宅心仁厚，他性格圓通大度，又出手闊綽，無論是對組織或是對朋友，據說都在經濟上做過不少貢獻，和聶紺弩這一幹朋友在外麵吃吃喝喝，大約也主要是靠他埋單。
寓真先生在文章裏提到的聶案中朋友的揭發材料，當然是確有其事。但我認為，黃苗子作為一個主動揭發者的可能性不大。這裏首先涉及的是主觀動機問題。所謂揭發動機，如果不是挾嫌報複，假手權力而泄憤，就必是見利忘義，中傷他人以邀寵。衡諸黃氏，都難以成立。他兩人並無任何嫌隙，而黃從中不僅無利可圖，隻怕還遭遇到不小的麻煩。事情的發展邏輯可能是這樣的：聶紺弩屢放厥詞，早已為人側目，專政機關在下手之前，自然要從他周圍關係密切者身上搜集材料，黃苗子不免被有關方麵找去，紅臉黑臉如此這般，不需幾個來回，所有情況不由你不全盤托出。與此同時，針對聶紺弩也進行了方針大體相同而程度各有深淺的工作，聶也必須交代出所有日常交談和詩詞唱和的情節，幾方麵材料對上號了，才能結案處理。現在，材料雖然都在檔案裏，但據此認為聶氏是“被幾位朋友送進去的”，很難成立。從辦案到落案的過程，他們自己是清楚不過的，所以，撥亂反正之後友誼依舊，甚至全無芥蒂，這和舒蕪交信對比起來，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聶和黃都可算那個時代知識分子中的代表人物，說不上什麼高風亮節，當然也絕不是什麼巨惡大憝，對於那個時代他們自己和其他人所經受的苦難而言，他們雖然都有責任，但卻不能承擔主要的甚至重要的責任。知識分子作為一個整體，其地位是規定了的，個人的人品、遭遇、表現和責任雖然有些差別，本質卻並無不同。那些幾十年間被描摹得人木三分的“原罪”，根本是洗不掉的，何況更有這個階層自身令人齒冷的先天的軟弱和後天的無恥，使他們隻能永遠淪為曆史的笑柄。除了那些“不在現場者”，從中去美化一個，貶低一個，根本是背離實際且毫無意義的。而且，即便是“不在現場者”，像錢賓四、毛子水、殷海光、郭衣洞這些人，又怎麼樣呢？這樣一個偉大民族的重要曆史階段，他們缺席，僥幸而已，難道還有資格充當什麼“天下士人”的代表嗎？
再說說臥底那篇文章吧！網上不少人批評章詒和不厚道，其實作者是在書寫一段曆史，隻要真實，與厚道與否無關。馮亦代的行為當然可以列入臥底一類，問題是，這樣的現象當時是一種社會常態，接受領導上布置的任務，監視某人或想方設法從被監視對象身上摸取情況，這種人何止千萬？馮亦代是那個時代“左”傾文化人的一個代表，他雖然被劃了右派，但並未因此動搖以往的信仰和追求，一心向往的是爭取早日摘帽，重獲組織的信任。“某部”要他主動接觸章伯鈞，及時彙報章的有關情況，這種信任使他深受感動，執行任務很賣力。這一切不是很正常嗎？我不明白章詒和何以要表示出那樣的驚訝，好像她來自另外一個世界、另外一個時代。這顯得矯情嘛！
而且，馮亦代也根本算不上什麼“臥底”——記得南方一家境外注冊的電視台，專門為此事做了一期《三人行》的節目，邀請了前部長作家出席。這位前部長說，好像是有作家專門從事過情報臥底工作，比如黃秋耘。這話不是糊塗，就是有點不懷好意，黃秋耘是共產黨員，當時如果是受命於黨組織的情治部門，那形象可能比戲裏的餘則成還高大，怎麼能類比於在文章和輿論裏被弄得猥瑣不堪的馮亦代呢？效命於情治部門，馮亦代政治上根本不合格。從“臥底”文中可以推斷，當時和馮聯係的（最高如某部的張部長，即張執一）都是統戰部的人。根據“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政策，黨外右派頭麵人物仍然由統戰部負責管理，雖然免職降薪，但“養起來”這條還是一如既往的（非頭麵人物則大量開除送勞改又當別論）。也就是說，並未想將他們置於死地，所謂布置眼線搜集材料雲雲，不過是為了掌握情況便於約束——用官麵上的話說，叫“有利於對他們的教育改造”。
馮亦代是個老實人，一方麵要積極爭取早日解脫，不斷追求進步；一方麵又在良心的重負下從事蠅營狗苟的勾當；個中苦惱，人所難堪。其實，他所能提供的“材料”不過就是些雞零狗碎的日常言行，何曾有什麼內容對章伯鈞的命運產生過根本性的影響！這些事實和過程，章詒和作為過來人，應該很明白。可是從文章裏看，卻有些揣著明白裝糊塗的意思。選擇“臥底”這樣一個字眼做標題，主觀用意上，是否就是取其誇張而能產生嘩眾的效果呢？馮亦代死前出版那本日記，不失為高尚之舉。我寧願相信他握著李健生的手說“李大姐，你們對我真好”時，流出的是真誠的眼淚。上世紀八十年代，我曾經經手過一段某省政協直屬學習組的檔案清理工作。直屬組人數最多時約百餘之眾，都是各界頭麵人物。檔案經“文革”破壞，已經殘亂不堪，內容有會議記錄、個人檢查及“背靠背”的檢舉揭發之類。對這些東西，我的第一觀感是滑稽、荒謬，繼而便不免悲哀：人都被改造成什麼東西了？這些人現在都已經作古，麵對他們的亡魂，該說什麼呢？還是出言慎重為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