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有關點點《點點記憶》的點滴革命成功之後(3 / 3)

點點沒有就事論事,她有許多反省和總結,比如:

無產階級的職業家們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不惜付出自己與他人的雙重代價。他們對待整個世界的堅硬決心,在一切人身上留下累累傷痕,包括在兒女們的身上。這種為信仰犧牲一切的悲壯故事會被現代人理解和原諒嗎?當然問題並不在於任何人的理解和原諒,而在於理想化的人生給世界和他人帶來的到底是什麼?古往今來多少大奸大惡假至誠至愛之名,猖獗蓋世大行其道。這是所有真誠善良者,包括真誠善良革命者的不幸和悲哀吧!

在基本肯定革命理想與政黨原則的前提下,這是對現代悲劇所作的最好的自我批評。但有幾點不宜混為一談。首先,付出的代價是不是都是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其次,既已認準大奸大惡假至誠至愛之名在禍害人類,這裏的問題就不是至誠至愛的理想本身,而在於這些奸惡。黨內之所以無休無止的整肅,就在於缺乏基本的“誠愛”。如果說點點不愛她的姥爺和姥姥是因為有階級之分的話,那麼在這些“無產階級革命家們”中間,除了“愛”偉大領袖,他們之間又有過什麼樣的誠和愛呢?

十一

“文革”把多年來左的路線發展到極端,空前的災難使得人們由此上溯向毛和他的一些思想質疑。但各人的契機不同。點點記得1970年冬天,他到劉少奇兒女家去,在一特別的氣氛中,劉園園點了幾支蠟燭,舉起酒杯說:“今天是爸爸的生日,讓我們祝爸爸平安。”

自從三年前,“文革”開始的那個早春,我在落日前作出那個寒冷的決定:與爸爸及一切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劃界限以來,我從沒有想過走出這條思路。盡管身邊發生的“文革”事件已經越來越血腥,越來越滑稽,完全像一個恐怖笑話。但是我除了讓自己盡量去理解它們之外,沒有作過任何別的嚐試。園園的話使我如夢方醒,或者簡直是汗毛倒豎!我第一次想從完全不同的角度去理解所有的事情。

點點是在樂園中長大的,她沒有經曆過諸如延安整風之類的洗禮,遭逢一個革命至上的時代,她的樂園是革命製度帶給她的,她理所當然地聽從毛的號召,與爸爸劃清界限。隻是樂園已失之後,劉園園的話才使她想起樂園其實是她爸爸的權力。

但羅瑞卿的覺悟是以另一種方式完成的。

一直到坐了班房,在他還在想這一切是毛主席和林彪對他產生這麼深的誤會的時候,九大的消息傳到了這個臨時監獄。所有的犯人因此而被允許看報紙。爸爸說:“我看到葉群的名字寫在中央政治局的名單裏,我就想,這些人恐怕要完蛋。”說來奇怪,爸爸的恍然大悟沒有因為他的裂骨折筋而發生,沒有因為他被裝籮筐,受到慘無人道的批鬥而發生,沒有因為妻離子散而發生。而當他看到莊嚴的黨章上,黨的政治局名單上出現林彪、葉群的名字的時候,他卻想到這些人要完蛋了。

羅確實是久經考驗的老革命,他可接受加諸在任何一個人身上、包括他自己身上的暴力,隻要是以黨和革命的名義。既然革命永遠神聖,毛永遠正確,那麼再大的暴力,甚至讓一個高級官員瞬間受盡淩辱直至死亡,他都認為是合理的。對他來說,極左路線、個人崇拜等等都可以不是問題,黨內民主、黨員權利、生命價值等等都可以被獻上革命的祭壇。無論發生多大的悲劇,包括他個人的毀滅,都無損革命的合理與偉大。喚醒他覺悟的,隻能是另外一種東西,這就是悲劇演變成喜劇,他願意以生命獻祭的革命成為滑稽戲。所以當他發現他曾極度鄙視的葉群也進了他一直認為神聖的黨的最高機構時,他才獲得從不同角度審視“文革”的可能性。

十二

點點很動情地引用了伏契克的一句話:“人們啊,我愛你們,但你們要警惕啊!”要警惕什麼呢?點點認為:

今天我懂得了,幾個戰爭狂人或者某種專製製度都不是世界上的最大危險。最大的危險是隱藏在人性深處的一種狀態。這種狀態就是:失去尊嚴,回歸獸性!

問題在於,人為什麼會失去尊嚴、回歸獸性?點點轉述她媽媽的回憶,批羅時的一條罪狀是“擅自大比武”:

瑞卿當然知道不是“擅自”,是寫了報告的。但是寫了那麼多報告,這個報告是在哪一天寫的?記不清了,讓秘書給查,秘書拒絕。想找一個文件都不可能了,所以完全處於一種說你是什麼,你就是什麼的狀況。而且非要你自己承認。

在這種情況下不要說人的尊嚴,連人的權利、黨員的權利都被剝奪了。確實,幾個戰爭狂人、某種專製製度都不是最大的危險,但像羅所遭遇的這種“說你是什麼,你就是什麼”的製度肯定是最危險的。它的特點是,除了毛一個人以外,任何人都可能被它碾得粉碎。當劉少奇、羅瑞卿支持毛整彭德懷時,他們已經為自己安排了結局。

十三

點點記憶的每一節,都以彌爾頓《失樂園》中的一句話做引子。點點的樂園,不僅指她剛生下來時的暖廂,也是指羅部長在南池子的大院子,更是指革命政權賦予她的種種特權和優越。羅倒台後,樂園失去了。曹雪芹以《紅樓夢》來表現失樂園後的滄桑感懷。從“失落的家族”到“蒼茫時分”,點點也體會到深沉的人生況味,沉鬱清愴。

“文革”中失去的樂園有許多在“文革”後又得到重建,通過子女“接班”,樂園可望風景常在。點點的不幸在於羅瑞卿的複出“僅僅一年”,作為羅的親屬,她當然還會有許多照顧和好處,但隻能算是羅的餘蔭,顯赫的羅家畢竟不會家道複初了。

點點在北京協和醫院學會了對生命價值的認同,這使她習慣於“樂園”後的普通生活。但她還操心著一個更大的問題:“我們既往習慣的正確立場的根基發生了根本的動搖,二十世紀發生的所有事情讓許多話題已無法討論。”但點點的態度是明確的,她以康克清對蘇聯巨變的焦心作結,這裏並無諷刺的意義:

在她麵前,我們這一輩人顯得多麼懦弱渺小!對這樣一位為中國革命貢獻了一切的革命老媽媽,我有權利說:我不再是一個堅定的革命後代。或者我平生隻作過一名庸俗的醫生嗎?我們這些不肖子孫,讓我們奮鬥了一生的前輩,在垂暮之年如此驚悸不安,黯然神傷。我們難道不該羞愧嗎?

這一代人也許是渺小,然而,堪稱高大的上一代人給人民帶來了什麼?點點親曆其過程的五、六十年代培養的革命“接班人”在“文革”中做了些什麼?這些問題當然不是這裏可以從容討論的,但點點以如此豐富的經驗得出這樣的套話,至少從寫文章的角度看,確實是虎頭蛇尾。

“窗外夜色正蒼茫”。失去樂園的點點引用了《失樂園》的一句話來表達她的無奈和隱忍:

手攜手,慢移流浪的腳步,告別伊甸,踏上他們孤寂的道路。

(單世聯文,原載《書屋》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