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記得郭沫若先生當時是否在場，但這種玩笑中包含的輕佻和不以為然，以及周圍人對這種玩笑心領神會的響應，卻留在我的印象裏。對我的判斷力起著潛移默化的影響。說來難以置信，我們這些小孩子也會勢利地在這種玩笑中辨別出一個人在黨內的地位是否重要。
開玩笑還是小事。郭的二兒子郭世英，因在中國人民大學組織哲學小組討論問題，經人告密後被批準拘捕，“文革”中被打死；三兒子郭民英，因在中央音樂學院用家裏的錄音機欣賞西方音樂，同樣有人告密，毛下令“類似這樣的事應該抓一抓”。民英在1967年自殺。告密者自是小人，但與郭有多年私交的周、毛，何以都沒有看在郭的麵子上有所通融？1949年以前大概不會這樣做吧？
六
羅瑞卿自殺後，旨在批判他的“三月會議”停開了。但是參加會議的人餘興未盡，餘怒未消，他們說爸爸是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他們用最難聽的話說爸爸，說：“羅長子跳了冰棍……”也有人不說難聽話，他們詩意大發……
曆史已經雄辯地證明，參加三月會議的許多人不愧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他們的行為對中國革命以後的進程，尤其是粉碎“四人幫”的行動，都起到無可替代的偉大作用。但是，當年三月會議後，被我體察到的這種愉悅，不是從迫害別人中得到，會是從何而來？不是縱欲後的滿足，又是什麼？
黨內鬥爭的殘酷性，非身臨其境者不能領略。其源蓋在“偉大領袖”，但毛之所以能為所欲為、肆無忌憚，是因為一些其他領導人也習慣於這種殘酷的鬥爭方式。在一切都取決於毛個人的意願的氛圍中，很多問題並非原則之分、主義之爭。整倒一個人就會為其他人留下位置，身邊不斷有人倒下去，反可以顯示自己的正確，可以借此向領袖表忠心。
七
成功的革命奪取了控製一切的權利，勝利者擁有了樂園，他們壓倒一切的使命就是保護革命的成果。作為一個集體，黨內任何派別、任何個人對任何“反黨行為”都嚴懲不貸，隻有黨擁有這個樂園，黨內個人才可能分等級擁有自己的小樂園。毛對此十分清楚。“九一三”事件後，點點去找時任中聯部部長的耿飆，回來的路上：
我心裏像打翻了五味瓶。我回想起剛才見到的所有事情：內部電影，出入有專車，哨兵向汽車行禮，室內潔淨溫暖，空氣清香，燈光柔和，甚至踩著腳下厚厚的地毯的感覺還留在我的十趾之間。這一切我們原來都熟悉，身處其中的時候我們沒有特殊注意過，現在，這些久違的東西怎麼使我如此不平靜？我的心裏一下子升上來非常強烈的世態炎涼之感。權力和地位在我的心裏有了非常實際的意義。
權力就是樂園。身居黨、政、軍十五個要職時，羅住著既大又美麗的房子和院子，家裏一大堆秘書、參謀、警衛員、管理員、司機、保育員、廚師等服務人員，“院子裏還有齊刷刷五個漂亮年輕女人”。羅失去權力後，人去樓空，“媽媽開始自己做飯，剩下來的工作人員日益與我們為敵”。要是羅部長在位，這些人縱有一百個膽也不敢。在羅被捕後，整個家就沒了。這就是權力的意義。
權力來自何處？理論上講來自人民，但不但人民、就是高級將領，也沒有決定羅為總參謀長的權力。劉亞樓告訴羅：林彪說“現在幾個大將，論身體，論能力，我不用羅瑞卿，用誰呢？”羅的權力來自林彪，更來自毛澤東。毛可以讓位極人臣的劉少奇、林彪死無葬身之地，也可以讓寫文章的秀才一步登天。
八
羅自殺前給妻子的遺書是：
會議的事沒告訴你，為了要守紀律。
永別了，要叫孩子永遠聽黨的話，聽毛主席的話！
我們的黨永遠是光榮的、正確的、偉大的，你要繼續改造自己！永遠革命!
1977年恢複工作後的羅瑞卿：
在百務纏身的情況下，還擔任了毛澤東紀念堂管理委員會主任。無論在這個以革命為主題的世紀裏發生了什麼事情，爸爸對毛澤東的信任和愛戴從未動搖過，他始終是這個偉大天才革命家的忠實追隨者。
但羅清醒了一些，1978年，他支持《解放軍報》參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的討論——他不認為毛澤東可以逃避曆史的檢驗。
這種情結可以見之於一大批老革命家。朱德長期受毛的冷遇，失意時種一點蘭花都不被允許，但點點看望康克清時了解到：
原來這年的八月，蘇聯發生了“八·一九”事件，隨後，這個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城頭易幟，共產黨失去政權，國家解體。康媽媽麵對突然的事變十分痛心，每天要花大量時間讀書看報，勞累過度，才發病住院。
確實，如果社會主義都要被否定，這些從死人堆中爬起、在殘酷清洗中幸存下來的革命家的一生還有什麼意義？
點點這樣說：
但是我還是感到一種虛無，因為我最怕認認真真地做一件事情，那原因卻隻是一個錯誤，或者叫做誤會。
羅瑞卿是認認真真做事的，對毛更是忠誠，但卻被一腳踢開。他本人可以不計較，但在標榜絕對的理想主義和革命原則的黨內，卻鬧出“文革”這樣的悲喜劇，這種理想與原則的可信性就大可懷疑了。由於長期以來的教育從來不允許對黨有半個不字，對革命之外的任何東西都堅決否定，那麼結局是兩種，一種惡夢醒來，認定一切都是虛偽，世上本無所謂理想與原則，從而導向犬儒主義、享樂主義，這在一些“老同誌”及其子女的身上已經表現出來；再一種是繼續執著、認真地堅持原來的價值信念。誰能說哪種更好些？
九
點點把羅瑞卿的被整與猶太人相比。猶太人為什麼受迫害，她認為這和猶太民族擁有太完美的理想和太徹底的責任感有關。猶太人的命運是否與其理想品格有關姑置不論，但羅的遭遇可能並非因完美的人格。在抓胡風、整彭德懷時，羅扮演的是協從的角色；在毛麵前，羅既無獨立人格，也談不上犯顏直諫。以至當他和彭德懷關在一起時，還感到委屈：“不應該把我和彭德懷關在一起，他還是作過幾件反對毛主席的事情的，我拿什麼來和他比？”確實，羅不能和彭相比。從彭德懷下台的1959年到1966年，黨內的生活已極不正常了，而羅恰恰是在此時飛黃騰達的。如果承認這段時期黨犯過錯誤，少不了有羅的一部分。
但點點的這一比較還是有意義的，這就是她說的：
當有人自認為有最完美的道德和獻身精神的時候，他就得罪了整個人類，就激發了深藏在人類天性中這種邪惡的迫害欲，就在理論上淪為受迫害的猶太人。
薩特的名言是搞政治一定會把手弄髒。羅也許並不高尚，但比其不少同儕還是好一點，所以黨內有人說他是“木秀於林，風必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