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批評中國作家沒有思想，這本是千古善事，成為文壇一景，也是勢在必然。隻可惜批評者本人亦無思想，以無思想而批評無思想，極類夏蟲語冰，太監說性，無怪乎引得噓聲一片，風景是有了，隻落得個一景不如一景。其大標題下是“中國作家為什麼沒有思想”，然而自己在文中卻扛不動思想來論理，隻談些學曆和經曆，或者是抄一些“價值觀”、“反生命”一類的術語，已是貽笑大方。
批評則批評矣，但請莫道學曆，莫論經曆，扛不動思想無妨，因為中國的學府和學界沾染了太多的官氣、匪氣和酸氣，無論博士與否，誰也無奈。沒想到，中國文學界在“下體秀”、“少年秀”之後，又被操弄出“博士秀”。在文化的盲區，盲人習慣了黑暗，那就不必摸象，繼續修煉則已，可有人偏偏要出來獻醜。
如果以作家的學曆作為批評的論據，那不僅僅是現代人要發笑，世界上好多已經去世的文學巨匠也要被氣活的。莫泊桑二十歲時應征入伍，退伍後一直做著小職員；馬克·吐溫十二歲時就被迫自謀生路，當過學徒、報紙投遞員、排字工、礦工等；歐·亨利十五歲時就開始當學徒、牧羊人、會計員等；卡夫卡的專業是法學；契訶夫和魯迅的專業是醫學……因為作家所不同於學究的區別在於，他們靠的是靈性和穎悟，他們的許多擁有是獨享的，而不像學術研究是資源共享，更不能依靠時間和鑽研，遠非拆散幾本線裝書，或者翻騰幾下西洋果所能比的。有此同感者不乏其人。小說家塞萬提斯在談到掌握語言時說：“一句蠢話可以用拉丁語說，也可以用西班牙語說。”思想家蒙田則說：“存在著兩種不同類型的無知，粗淺的無知存在於知識之前，博學的無知存在於知識之後。”他還說：“我們應該考查誰學得更好，而不是考查誰學得更多。”教育家愛默生就大學教育說：“學院憎恨天才，正像修道院憎恨聖徒。”
不過回過頭來，中國作家的好作品也確實少得可憐，小東西有時還能殘喘幾年，大部頭極少有五年以後讀起來還津津有味的。那麼，每年的那麼多獲獎作品又作何解釋呢？那麼多美妙絕倫的評論又作何解釋呢？每年的《小說月報》、《小說選刊》等選了多少好小說呢，還給欄目起了那麼好聽的名字，什麼“精彩閱讀”啊，“第一閱讀”啊，往往還附有高妙的評語。可一年以後呢，三年五年以後呢？擱書店裏三折還沒人買！曾經受到那般漂亮而絕世超塵評價的作品，為什麼眨眼就變成一堆垃圾了呢？
掌握紙質文學媒體的既有資深編輯，又有領國家工資、有國家給予的職稱的文化官員，也可能是知名作家，而搞評獎和評論的大體上還是這樣一批人，長久以往，便形成了一種規矩：發在某些刊物上的作品，常常也就是備受推崇、極易得獎的作品。這樣做的好處自然是，既維護了刊物的權威，又維護了評獎者的權威。這在文藝界是一種普遍現象，隻是沒有歌詞界、作曲界、晚會界那麼黑罷了。當然這背後隱藏著老一輩的一種困境：所謂矮子裏麵拔高個，無論如何，總不能不出刊吧？總不能不評獎吧？
其實年輕人也有自己的無奈之處，有些前輩總是喜歡畫地為牢，肥水內流，居功不退，有的年輕人才會出此下策，出現一些可笑的舉動。比如，有個年輕博士在接受采訪時曾經談到：“賈平凹、餘秋雨各有很不錯的作品傳世，魯迅、巴金、金庸、莫言、王朔、摩羅、李建軍也都有他們值得尊敬的成就。”讀者一看就樂了，有這麼排序的嗎？居然把自己的幾位年輕朋友排在“大名家”後頭，真是悲哀之舉。不信，請看看這幾年出名的年輕人，女的靠什麼出名，擺在我們麵前的作品，因為沒穿褲子，所以一目了然，至於背後是怎麼搞的，不得而知；男的，除了幾個是學生（請注意：學生是另外一個賣點）外，如果身份是社會人，幾乎全是靠所謂“酷評”才成名，比如王彬彬（二王之爭）、餘傑（二餘之爭）、葛紅兵（悼詞）、朱文和韓東（斷裂）、蔣泥等幾位博士（作家批判書）。細想想，他們實在是沒辦法啊。
真希望有些誌得意滿的作家們回頭看看，什麼才是有思想、有影響的作品：《湯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斯托夫人被林肯稱為“引發了一場戰爭的小婦人”，《百年孤獨》完美地描述了人類“兒童狀態”對於恐怖與無助的自我意識，《戰爭與和平》對於人類共同苦難的探究至今無出其右者，西方現代派作品曾經讓中國作家群體瘋狂模仿……而在我們這裏，說句不中聽的話，真是時無英雄，豎子成名（特別聲明：不是每一個豎子都成名，也不是每一個名家都是豎子）。這是一千六百多年前的阮籍麵對劉、項爭鋒的古戰場搖頭發出的幽歎。一千六百多年過去了，時世何其相似！
如此混亂局麵恰是由思想矮化引起的。挺拔的竹林從來不互相糾纏，亂長的蔓草則總是在吵吵鬧鬧。這種現象是很值得好好玩味一番、細細梳理一通的。
一、缺乏思想的表現種種
缺乏思想的表現無外乎內容和形式兩方麵。
內容上的獵古獵奇獵豔，直接造成了文學視力的老花、散光和近視等疾病。這等眼神，自然毫無思想的穿透力。老花患者在寫曆史傳奇。寫這種東西的好處首先是兩個字：好讀。中國曆史曆來是講究智慧的，而這智慧幾乎全是什麼用兵奇謀、宮廷鬥爭、奸相忠臣、處世良方、全身之道，故事俯拾皆是，奇趣層出不窮。而且，既是傳奇，便可如《三國》、《水滸》般信手寫來，隻是沒有羅貫中和施耐庵的那份才氣和雅量，寫出的東西隻適合拍拍影視劇，閑來消遣，在其他方麵實在無法細細審視。這方麵的代表人物是二月河。二月河之外，還有人在費大功夫寫大秦、大唐、大宋、大明中華五千年，自秦以來雖然很少產生思想，但無聊且重複的故事頗多，足夠文學視力老花者抱住亂啃。我們的作家之所以擅描（是描紅的“描”，不是“寫”），還有一個附帶的原因是，他們非得從曆史中尋找厚重感，是受了幾種影響，一是俄羅斯（蘇俄）傳統，如《戰爭與和平》、《靜靜的頓河》，二是拉美傳統，如《百年孤獨》，三是反右和“文革”，使作者覺得現實題材雷區太多，而曆史題材小心把握，不要寫出《海瑞罷官》一類的作品來，沒準還會被認為是揭露封建社會的罪惡哩。
散光患者在寫人生苦難。在這方麵，除餘華、李銳等少數作家具有舉重若輕、拈花微笑、大悲如喜的特質外，其餘都犯了一個錯誤，認為中華民族千年凝固的農耕狀態，足以代表人生的苦難、人性的無奈，於是在這題材上鋪上高粱稈，圍上籬笆牆，穿上厚棉褲，深挖各種原始欲望、殘酷的生存競爭、無聊的日出日落。更令他們信心百倍的是，曾有海外漢學家認為，漢民族的這種凝固狀態，完全可以提高到人性的審美高度，或者是“存在”的哲學深度，於是大家更是趨之若鶩，生怕自己失去這種厚實的寫作之基。但是，這種對於生活原生態的描述，如果隻是起到了攝影的作用，隻是因為熟悉某種生活才寫，既沒有濃縮，也沒有提煉，結果隻能是既非藝術，也無思想。在許許多多的攝影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無數張溝壑縱橫的臉，無數個在嚴冬抽著旱煙袋、穿著厚厚棉衣的存在者。實際上，一個真有思想的寫作者，決不會抱守某種自以為是的題材而不放，更不會取巧獻媚於題材。對類似題材的把握，總是能置於一個闊大的思想背景中。讀餘華的小說，通過精巧的構思和平實的語言，盡管他沒有直接描述農耕文化，但在主人公讓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中，完全可以想象到一個多麼可怕的生活背景。
白內障患者在寫時代生活。本來這是一個繽紛的時代，寫作資料比比皆是，比如可以描寫生態及自然環境問題、女性主義、家庭解體、新型戰爭、生活本身的荒謬……但我們很少有作家這樣做，而是產生了像王朔、池莉、衛慧這樣的時代先鋒，再有就是寫公園裏的一次豔遇、會場上的一種眼神、飄遊於男人間的女性弄潮兒。這些東西，難道就是這個時代能給予我們的嗎？在市場化寫作越來越明顯的趨勢下，對於當下生活的描述，作家和讀者都定位於最淺表層次的感官快樂。當然這是可以理解的：一個穿著衣服的人，再怎麼妖嬈美妙，再怎麼婀娜多姿，固然可以吸引眾人眼光，但若更能吸引眾人眼光，還須脫光。白內障的特點之一是，連表麵的妖嬈美麗都看不清楚，惟獨可以模糊地看到脫光後的白花花一片。然而，脫光狀態能代表這個時代嗎？同樣的道理，我們的作家所描寫的時代生活，一律描述的都隻是時代的“脫光”狀態，是一種畸形的表象而非本質，遠非時代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