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向往正義，但是不將正義理解為善惡有報，而是理解為人我雙贏。
公民向往博愛，但是不將博愛理解為市惠於人，而是理解為自願奉獻。
公民向往和諧，但是不將和諧理解為一團和氣，而是理解為各得其所。
公民向往幸福，但是不將幸福理解為衣食無憂，而是理解為自得其樂。
公民向往人權，但是不將人權理解為自我之權，而是理解為人人之權。
公民向往民主，但是不將民主理解為為民做主，而是理解為由民做主。
公民向往憲政，但是不將憲政理解為憲法之政，而是理解為限權之政。
公民向往法治，但是不將法治理解為依法治國，而是理解為法度之治。
公民向往和平，但是不將和平理解為沒有敵人，而是理解為沒有敵意……
古希臘智者學派的大哲普羅泰哥拉有一句名言：“人是萬物的尺度，是存在物存在的尺度，也是非存在物不存在的尺度。”在存在論的意義上，這句話是大有問題的；但是在價值論的意義上，這句話有其合理性。同時我們要問，什麼是社會的尺度？關於這個問題的回答可以很多，但在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的角度上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可以說：公民是社會的尺度，是一切合理的社會現象之所以合理的尺度，也是一切不合理的社會現象之所以不合理的尺度。換言之，凡是那些使人成為真正公民的現象都是合理的現象，凡是那些使人背離真正公民的現象都是不合理的現象。
一個人要成為雅典城邦的公民就必須做如下的宣誓：“我們將永遠為這個城市神聖的理想而奮鬥，無論個人還是集體；我們將不斷地增強公共責任感，尊敬並遵守該城市的法律；我們將把祖上留給我們的城市更多、更好、更美麗地傳給我們的後代。”如果我們將其中的“城市”改為“國家”，這段話亦可以作為我們今天的公民儀式的宣誓，盡管這段宣誓並不全麵。
英國社會學家斯賓塞說：“在所有人實現自由之前，沒有人能夠真正地獲得自由；在所有人實現安全之前，沒有人能夠真正地獲得安全；在所有人實現幸福之前，沒有人能夠真正地獲得幸福。”對於一個真正的公民來說，為別人的自由和權利而奮鬥，其實也就是為自己的自由和權利而奮鬥。
在馬丁·尼莫拉牧師的墓碑上寫著這樣的碑文：“當初他們（指的是德國納粹法西斯）屠殺共產黨，我沒有作聲，因為我不是共產黨。後來他們殺猶太人，我沒有作聲，因為我不是猶太人。再接下來，他們殺天主教徒，我仍然保持沉默，因為我也不是天主教徒。最後他們開始對付我的時候，已經沒有人為我說話了。”對於一個真正的公民來說，不能漠視暴政對於他人的侵害，因為在暴政之下，包括自己在內的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成為無辜的罪人。
海明威在他那部著名的長篇小說《喪鍾為誰而鳴》的扉頁上，引用英國十七世紀玄學派詩人約翰·堂恩的詩歌：“誰都不是一座島嶼，自成一體；每個人都是廣袤大陸的一部分。如果海浪衝刷掉一個土塊，歐洲就少了一點；如果一個海角，如果你朋友或你自己的莊園被衝掉，也是如此。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損失，因為我包孕在人類之中。所以不要問喪鍾為誰而鳴，它為你而敲響。”對於一個真正的公民來說，他會把他人和社會看作是自己的同胞，把他人和社會的命運看成是和自己命運密切相關的整體。
偉大的法國曆史學家托克維爾在其偉大的著作《舊製度與大革命》中說：“隻有自由才能在這類社會中與社會固有的種種弊病進行鬥爭，使社會不至於沿著斜坡滑下去。事實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擺脫孤立，促使他們彼此接近，因為公民地位的獨立性使他們生活在孤立狀態中。隻有自由才能使他們感到溫暖，並一天天聯合起來，因為在公共事務中，必須相互理解，說服對方，與人為善。隻有自由才能使他們擺脫金錢崇拜，擺脫日常私人瑣事的煩惱，使他們每時每刻都意識到、感覺到祖國高於一切，祖國近在咫尺；隻有自由能夠隨時以更強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對幸福的沉溺，使人們具有比發財致富更偉大的事業心，並且創造知識，使人們能夠識別和判斷人類的善惡。”誠哉斯言，自由是公民的生命，追求自由是公民生命的意義所在。
可愛的哈姆雷特有一個疑惑：活著還是死去？在當代政治哲學的語境中，這個問題可以置換為公民還是臣民？政治的主體還是政治的客體？政治的參與者還是政治的旁觀者？我們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前者而非後者。
古老的希臘德爾菲神廟上有一句名言：認識你自己。在現代性的語境之中，所謂“認識你自己”最主要的就是要認識到你自己是一個公民。即使你現在並不是一個真正的公民，但是你要有成為一個真正公民的勇氣和意識。
永遠的蘇格拉底有一個永遠的“蘇格拉底問題”：一個人應該怎麼活著？而現在我們可以肯定地回答道：一個人應該作為公民而活著——作為一個真正的公民而活著。
（馮務中文，原載《書屋》200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