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後現代主義者對於宏大敘事的質疑歸根結底屬於啟蒙主義的批判傳統，與其說它解構了包括啟蒙敘事在內的宏大敘事，毋寧說它要求所有敘事——細小敘事和宏大敘事——保持和加強其解放功能，所表達的實際上是將解放進行到底的籲求。在西方後現代主義者呼籲將解放進行到底時，以底線倫理、全球民主、生態保護為關鍵詞的新宏大敘事開始興起，決非巧合——在這個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問題的關鍵絕不是要不要宏大敘事，而是如何在諸種宏大敘事之間做出恰當的選擇。偉岸的英雄主角注定要退到曆史深處（啟蒙的曆史效果之一就是消滅了啟蒙英雄），但巨大的險情仍然存在（如核戰爭和全球生態危機），並且更加嚴峻（地球村時代的人類已經強大得足以毀滅自身），所以，人類比以往任何時刻都需要不斷從這個星球的近景、中景、遠景打量自身，需要通過協商製定共同的遊戲規則，自然也更需要解放性的宏大敘事。真正的解放和自由不可能表現為文化的碎片化，也無法以迷亂的語言星雲為基地，因為它需要人們在尊重自由上達成共識。現在世界上仍有二分之一的人既不“敢於自由”，也不“尊重他人的自由和自主權”，因此，啟蒙在世界範圍內並沒有過時，啟蒙敘事播撒自由、平等、民主理念的任務遠未完成，它必須進行到底，直到所有個體都成為“敢於自由，尊重他人的自由和自主權”的人。
啟蒙在世界範圍內並沒有過時。中國的啟蒙實踐尚在途中，但將啟蒙進行到底並不意味著完全回到“五四”，啟蒙話語本身也需要不斷更新。五四時期的啟蒙主義者大多以知識精英自居，在發布啟蒙話語時仿佛是在進行自上而下的宣諭，往往不自覺地流露出某種優越感。這種做法與啟蒙敘事的個體平等原則相悖，至多隻能是過渡性的。二十一世紀的新啟蒙必須堅持個體平等原則，徹底超越啟蒙者與被啟蒙者的二分法，讓啟蒙真正成為個體普遍的自我解放。同時，啟蒙的目標是人的解放而非文化清算，所以，“五四”啟蒙運動激烈的反傳統態度在今天看來既無必要，又會壓抑本民族文化生長的內在可能性。秦漢以來的傳統文化以專製主義為主旋律不等於我們要與傳統文化徹底決裂，因為我們完全可以將傳統文化整合到啟蒙敘事中，使之具有新的意義和功能。古希臘時期的西方大哲普遍讚同奴隸製，亞裏士多德甚至認定“那種在本性上不屬於自己而屬於他人的人，就是天生的奴隸”，但這並未使他們在文藝複興時期成為反動、愚昧、奴役的代名詞，西方的啟蒙主義者仍以複興古希臘文化為榮，為什麼中國的現代文化革命一定要與傳統文化徹底決裂呢？
西方的文藝複興運動既吸納了古希臘文化的精華，又堅決地摒棄了其等級主義觀念，中國的新啟蒙實踐也完全可以在解構專製主義的同時回到漢語文化的源頭，讓最遙遠的東西推動當下文化的生長。回到傳統文化絕不是任曆史上流傳下來的東西統治我們，不是複辟，而是對傳統文化進行重新整合，賦予其新的意義，使之成為當下文化的內在構成。沒有傳統文化的支援，任何文化革命都必將短促無力，缺乏後勁和底蘊。“五四”以來的中國啟蒙運動未能進行到底，固然有複雜的因緣，但對於傳統文化的純然否定態度卻不能不說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二十一世紀的新啟蒙運動要獲得成功，不但要繼續“五四”反對專製主義的大業，更要推動漢語文化的文藝複興，用漢語書寫中國人的宏大敘事。
（王曉華文，原載《書屋》200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