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自由的，我是自由的，你和我作為自由人是完全平等的，這就是啟蒙主義者所要說出的原初事實。啟蒙非但沒有啟蒙與被啟蒙者的二分法，而且要消解任何等級製，它是一種徹底的解放性力量。既然啟蒙是解放性的，那麼，將啟蒙繼續進行下去就可能是個合法的命題。啟蒙是否仍有存在的理由，取決於這個世界上還有沒有人不知道“我是自由的”這個真理。隻要世界上還有一個人不知道自己是自由的，我們就必須將啟蒙進行下去。在這個人口眾多、信仰迥異、不斷有新人誕生的世界上，所有個體都意識到自己的自立、自主、自由品格，恐怕是個永遠的理想。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紀——歐洲啟蒙運動已經過了數百年之後，我們的地球村中仍有至少半數人未接受民主、平等、自由等基本的啟蒙理念。中國的形勢則更加嚴峻：官——民、領導——群眾、上層——百姓之類的二分法依然流行，自由、民主、平等的意識在這個古老的國度裏尚是比較稀缺的精神資源。在這種生存情境中，宣告啟蒙已經過時，不是別有用心，就是癡人說夢。
寫到這裏，我仿佛聽到了更嚴厲的反詰：你現在至多證明了啟蒙在中國仍有存在的必要，但屬於宏大敘事的啟蒙主張在世界範圍內確實已經過時，中國在補完啟蒙的課後也將進入後啟蒙時代。這個反詰在漢語知識界曾經被廣泛接受，以至於許多人為避落後之嫌而不敢提啟蒙二字。它的深層邏輯是：啟蒙屬於宏大敘事，宏大敘事過時了，所以啟蒙也應終結。這個論斷成立的前提是：宏大敘事已經不合時宜。然而這個前提恰恰是可疑的：在這個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宏大敘事真的過時了嗎？
中國人對於宏大敘事的恐懼源於對災難的記憶：“文化大革命”中，幾乎每個中國人都被置於有關終極解放的宏大敘事中，被個人所不能左右的力量所主宰，被迫受難和犧牲。災難過後的反思首先指向宏大敘事：曆史真的有預定的目標嗎？人類能否朝著理想的倫理——政治終端持續邁進？我們是否應該為實現遠大的曆史目標犧牲當下的個體性？知識英雄有沒有權力以宏大敘事之名要求我們服從曆史必然性？反思的結論一度十分清晰：宏大敘事將所有個體置於他不能左右的曆史進程中，人們在選擇宏大敘事的一刹那也就選擇了奴役，因此，我們所蒙受的苦難源於對於宏大敘事的天真信任，宏大敘事與個體自由是正相對立的，人類必須在宏大敘事與個體自由之間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這種心路曆程使得西方後現代主義解構宏大敘事的籲求在中國獲得了迅速的回應，許多漢語知識分子帶著解放、複仇、自我懲罰的三重快感同西方後現代主義者一同清算宏大敘事，質疑人類是否能夠真的如啟蒙敘事所說的那樣“朝著理想的倫理——政治終端——宇宙的和諧邁進”。
在自以為找到災難的根源以後，許多人開始像砸碎枷鎖般解構宏大敘事，包括啟蒙敘事在內的宏大敘事則一度成了壓抑、落後、反動的代名詞。有學者在這種背景中呼籲國人回歸“五四”啟蒙傳統，自然不會引起太大的反響。然而，過於強烈的複仇意識往往會使複仇行為失於迷狂。當二十世紀的喧嘩與騷動已成往事，我們可以冷靜地反思我們對於宏大敘事的全麵抵抗態度，在其中發現不周密乃至悖理之處：啟蒙敘事——現代最重要的宏大敘事——在西方已經產生四百年之久，非但未造成類似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全麵壓抑，反倒推動了社會生活的持續進步，這說明不是任何宏大敘事都會最終異化為對人的奴役，因此，奴役人的不是所有宏大敘事，而是某些封閉的或自我矛盾的宏大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