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巴羅又傳信給柯林斯，告訴他牛頓同意將論文交給皇家學會的主席和有限的幾位具備這方麵專長的會員閱讀。可是這已經是最大讓步了，巴羅和柯林斯都無法說服牛頓將論文公開發表。事實上，這篇《無限級數的分析》一直到1711年才付印，是在《光學》出版後約7年，《原理》出版後約1/4世紀。
八、站立在學術的巔峰
也許我們可以將牛頓這種怯於發表的心理，歸因於他小時候所體驗到的不安全感，但是那仍然無法解釋他中年以後依舊非常不喜歡發表論文的態度，也和他的過度自重想法不盡相符。那篇《無限級數的分析》並沒有什麼假說，也不是爭議性的題材，他實在無須懼怕遭受誤解，也不必擔心被指控為那是無法證明或半成品的構想。
巴羅對於這種不止一人同時發現類似技巧的事實感受深刻，他眼見牛頓已引起劍橋以外的學者注意，於是自1668年至1669年間，提議由兩人共同研究，讓牛頓擔任助理。巴羅還請牛頓為他整編自己的光學理論講義，並且在《致讀者序言》中表達謝意，稱讚牛頓為“極有學問和睿智的人，他重新訂正我的講義，並指出哪些內容需要改正”。
這件事有些尷尬，牛頓看出巴羅的講義中有些概念根本錯誤，當然感到棘手，而他仍然依照他這位年長夥伴的意思僅作整理之後付印。有些人認為那是牛頓不夠厚道的一麵，覺得他應該改正巴羅不正確的概念。可是我們以為這樣批評是不公允的。今天我們很容易說牛頓是位偉大的知識巨人，但那是他在生命的後期才受到大家公認的；在牛頓替巴羅工作的時候，他隻是個初出道的青年，縱然他已經為科學史中最重大的革命開啟了大門，登上尚未為人所知的數學高峰，但真正說來，除了巴羅以外，隻有摩耳和巴賓頓也許略知牛頓的最新成就。那些批評者指稱牛頓可以暗示巴羅那講義中有些光的性質弄錯了，然後再花時間去教他，幫他把部分光學重寫，這種批判是毫無道理的。
況且，牛頓還有保持沉默的進一步的理由。牛頓觀察到巴羅是個很有野心的人，因為巴羅毫不隱瞞他會比一般人所想像的更早考慮放棄盧卡斯講座教授，甚至早在1668年間，巴羅就盯上了三一學院的院長寶座。他正處於智慧的盛年，在學術承傳上已經獲得迅速的升遷，沒有理由長期停留在這個位置上。他會嚐試要改變這職位的限製，使他能兼任一些行政工作，可惜沒有成功。當擔任查理二世的王室教堂主牧的機會出現時，巴羅立即辨認出那是提供他獵取最終目標的捷徑，同樣地，牛頓也立即知道自己是盧卡斯講座教授席位的最佳繼任人選，他願做任何事情來促成此事。
盧卡斯講座教授的人選是由盧卡斯基金執行委員會指定的。長期以來，委員會就習慣於讓巴羅決定一切學術事宜，而巴羅當然是推薦牛頓的。1669年10月29日，牛頓尚未滿27歲，就成為劍橋大學第二任的盧卡斯講座教授。以後他一直擁有這個尊位，直到1696年他離開大學時為止。
牛頓從一個大學新生到成為盧卡斯講座教授，總共隻費時8年，猶如他以無比驚人的速度攀登學術地位的階梯，牛頓也以無比驚人的速度同時進行科學與數學的研究工作，終於使他的名字鐫刻在不朽的曆史豐碑上。當牛頓站立在一生的學術巔峰之時，他其他方麵的智慧也陸續浮現，可是之後他所麵臨的，是混亂與騷動。他的研究帶領他達成《原理》甚至更高境界，也促使他陷於沉溺而且瀕臨自毀的地步。牛頓被接納進入科學殿堂的同時，卻又扮演一個新的、口是心非的角色，不久之後，他會成為一位劍橋大學教授、東方三博士的“最後的神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