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貞革新運動不僅沒有帶來好的變化，反而使得唐朝政治更加黑暗，從此唐朝又創了一個新的惡例，每個皇帝都把自己任用的人當作私人，繼位的皇帝對前帝的私人，不論是非功過，一概予以驅除。另外一個變化就是宦官擁立皇帝，朝官分成朋黨，本來就有相沿成習的趨勢，在唐憲宗以後，都開始表麵化了。
唐王朝建立於618年，到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經濟繁榮、軍事力量強大。然而在唐王朝繁榮的盛世背後，也埋伏著巨大的危機，政治腐敗，藩鎮力量強大，中央兵力空虛等。後來安史之亂爆發，戰亂持續多年，百姓顛沛流離，社會生產遭到極大破壞，幾乎使唐王朝滅亡。唐王朝多年來實施的中央集權被藩鎮割據所取代，地方勢力急劇膨脹，宦官把持了中央朝政，政治更加腐敗。唐中期以後，皇帝多無所作為，即使有濟世安民之心，也沒有濟世安民之才，有個別皇帝曾在一些朝臣的幫助下，下了決心清除這兩個毒瘤，但仍然失敗了。唐順宗時期的“永貞革新”就是一次失敗的嚐試。
在地方，安史之亂被平定後，唐代宗為了取得暫時的安定，幹脆把實力較大的安史部將任命為節度使，同時對內地掌兵的刺史也給以節度使的稱號，這樣隻求一時小安的措施無異於飲鴆止渴，到安史之亂平定以後，節度使數量已相當多。這些節度使都有一定的軍事實力，大的占有十餘州，小的也有三四州，節度使自己任命官員，掌握本地賦稅收入，父死子繼，或者由部將擁立，完全獨立於唐朝的政治體係之外。唐朝廷在實際上已難以節製節度使的權力，這些節度使稱霸一方，平時隻知道互相攻戰，搶奪地盤，強大時連唐王室也不放在眼裏，對唐王朝的安全構成了極大的威脅。
宦官
在中央，宦官不同於唐朝前期數量不多，地位低下，無權過問國事的情況，而是發生了變化。唐玄宗時期，開元、天寶年間，宦官人數激增到3000，僅五品以上的宦官就有1000人。宦官高力士位高權重，備受重用，玄宗還經常委派宦官擔任監軍之職，到藩國出使。安史之亂後，唐肅宗當上皇帝得到了宦官的很大助力，所以他對宦官更加寵信，任用宦官李輔國掌握禁軍，甚至朝廷所有製敕，都要經李輔國押署，才能執行。到唐德宗執政時期，皇帝李適自高自大、猜忌多疑，信不過大臣、宿將，隻相信和依靠宦官。德宗設護軍中尉2人，中護軍2人，這樣重要的職位，都由宦官充任，統率左右神策軍、天威軍等禁軍。自此以後，宦官掌管禁軍成為唐王朝的慣例。從唐代宗李豫開始，宦官更受皇帝寵信。宦官2人充內樞密使，掌管機密，傳宣詔旨，權力很大。
宦官有了皇帝作為後台，再加上掌握著一定的軍隊，地位幾乎難以動搖，他們欺上瞞下，以皇帝的名義任免將相，地方上的節度使也多從禁軍中選任，這樣宦官權勢越來越大。由於宦官大多出身貧苦，入宮後也沒有機會接受良好教育，同時由於身體受到摧殘，所以缺乏遠大的理想與追求，貪鄙者不在少數。一些正直的朝臣對宦官掌握朝政非常不滿。
永貞元年（805年）正月，唐德宗李適駕崩，太子李誦繼承皇位，即唐順宗。他做太子時就比較關心朝政，對唐朝政治的黑暗有自己的認識，對宦官專政、藩鎮割據不滿。但唐順宗即位後很快得了中風不語症，對改革形勢十分不利，盡管重用了王叔文、王伾等人進行改新運動，改革的推行力度卻大打折扣。
唐順宗
王叔文，越州山陰人（今浙江紹興）。王伾，杭州人。他倆一個是棋待詔，一個是侍書待詔，原先都是李誦做太子時的老師，常與太子談論唐朝的弊政，順宗對他們很敬重。在順宗即位後，王叔文、王伾得到了重用，他們和彭城人劉禹錫、河東人柳宗元等人一起，形成了以“二王劉柳”為核心的革新派勢力集團。他們主張維護唐王朝的統一，加強中央集權，反對藩鎮割據，反對宦官專權。順宗把王叔文、王伾升為翰林學士，王叔文兼鹽鐵副使，推韋執誼為宰相，柳宗元為禮部員外郎，劉禹錫為屯田員外郎，共同籌劃改新事宜。這次革新運動也叫“二王八司馬”革新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