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誌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吾觀合肥李氏，實類之矣。其始也平發夷撚，所至有功，則杯水芥舟之謂也；及其登壇囗理國交，著著失敗，貽羞至於無已者何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孟子曰：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誌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淺薄者流，亦知省哉。
詩詞溯源：
“君子之誌於道也，不成章不達”出自《孟子·盡心上》：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誌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孟子說：“孔子登上了東山，覺得魯國變小了，登上了泰山，覺得天下變小了。所以看過大海的人，別的水就很難吸引住他，在聖人門下學習的人，就難以被別的言論吸引了。觀賞水有一定的方法，一定要觀賞它的波瀾。日月都有光，小小的縫隙都必定照到。流水這東西，一定要把窪地充滿再向前流；君子有誌於道，沒有一定成就，也就不可能通達。”這段話闡釋了兩個道理：一、聖人之道至深至大，有誌之人要誌存高遠，努力向聖人學習；二、在學習中一定要腳踏實地，要有不達目標誓不罷休的恒心。
摘用賞析：
《講堂錄》是毛澤東在長沙求學期間的筆記。現存47頁，一萬多字，全部是毛澤東用“蘭亭體”小楷字書寫而成。前麵11頁為《離騷》和《九歌》的全文手抄，一絲不苟；後麵36頁冠名《講堂錄》，主要是國文和修身的聽課筆記，也包括一些做人和治學的隨感，內容十分龐雜。這一部分，原件並沒有標明具體時間，經考證，大約作於1913年10月至12月期間。
據現存資料來看，毛澤東很少評價李鴻章其人，這是唯一一篇有文字記載的評論。從筆記中來看，毛澤東當時應該剛讀完《莊子·逍遙遊》。在這一章中，莊子論述了“大與小”的哲學思想。他認為：水的積蓄不深，就無力承載大船。在房子的凹處倒上一杯水，小草就可以當船；放進一個杯子就會被粘在地上，這是因為水淺而舟大的緣故。毛澤東對莊子的觀點很是讚同，聯想到晚清名臣李鴻章，於是就有了上述評論。
在常人看來，李鴻章以書生之身發起於亂世之中，創辦淮軍，鎮壓了太平軍和撚軍起義，堪稱有“不世之功”。毛澤東卻以馬克思主義辯證的觀點認為此不過“杯水芥舟”而已。等到李鴻章執掌朝廷重權，代表清政府開展外交工作時，喪權辱國，著著失敗，讓國家蒙羞受辱，同時也讓自己被後世唾罵。何也？“水淺而舟大也”。毛澤東這句話包含兩層含義：其一，腐敗的清政府與李鴻章相比來說，已處在“水淺”的尷尬局麵，李鴻章作為清朝仰仗的中興重臣，在淺水之中無法施展自己的才能；二，在理解李鴻章萬難處境的同時，毛澤東認為李鴻章盡管在軍事上頗有建樹，但其才能尚不能登壇立政，比如他在外交方麵的才能就十分薄弱，以致屢有喪權辱國的“和談”。所以，李鴻章最多隻能算是一名“合格”的封建衛道士，絕不能成為挽狂瀾於既倒、撐大廈於獨木的中流砥柱。這正應驗了“其負大舟也無力，豈非積之也不厚乎？”這句話。結合李鴻章的命運，毛澤東發出了“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予誦斯言，未嚐不歎其義之當也。夫古今謀國之臣夥矣，其雍容暇豫遊刃而成功者有之，其蹐失度因而顛躓者實繁有徒，其負大舟也無力，豈非積之也不厚乎？”的感慨，認為天下學子當不斷求業學道，充實自我。最後，他以孟子的名言“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誌於道也，不成章不達”自勉，並勸省沒有宏遠目標和踏實學風的淺薄者們。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名句溯源：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出自《孟子·離婁下》：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難點注解：
孟子繼承並發揚了孔子的思想，二人均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但是，孟子的這句話從字麵上理解，卻和孔子所倡導的“言必信，行必果”截然相反。實際上，這是後人對孔子原話進行斷章取義的理解所致。《論語·子路》中記載了孔子與弟子子貢這樣一番對話：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上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鬥筲之人，何足算也？”
這裏，孔子與子貢討論的是三種不同“士”的標準。其中，孔子認為第三種“士”的標準是：“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這句話從字麵意義上理解，意思是：如果說話必須講究守信，行動一定產生結果，那這個人就一定是個不折不扣的小人。但是，結合孔子的思想體係來看，這樣理解顯然是不對的。“信”是儒學的核心觀念之一，孔子對此頗多論述，他一方麵強調“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另一方麵，又反對拘泥固執於“信”而不知變通的做法。所以，他才會說“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這裏，孔子是從反麵來否定一些書呆子固執“言必信，行必果”而不知變通的行為。但他並沒有給我們指明如何變通以及變通的“度”。他之後的孟子，才從正麵提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的觀點，解決了這一問題。在孟子看來，一個人出言不必講求信用，行為也不一定要有結果，隻要符合“義”的標準就可以了。由此可見，孟子學說與孔子學說的一脈相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