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原是一個以遊牧經濟為主的民族。當蒙古鐵騎一踏入中原，漢化也就提上蒙古統治者的議事日程。因為軍事上的勝利並不能解決農業文明與草原遊牧文明的激烈衝突。麵對先進的農業文明，蒙古統治者要統治中原，勢必需要改變落後的遊牧經濟，采用漢族先進的生產方式、國家製度和政治製度。
改漢製、興漢法
改漢製、興漢法肇端於成吉思汗時期。1219年，正在中亞征戰的成吉思汗邀請全真教領袖邱處機北上論道，表麵看來，是要向邱處機學習長生不老之術，但他真正感興趣的是全真教治國安民之術。邱處機也坦率地說，他沒有長生不老之術，隻有養生之法。在和成吉思汗的密談中，他針對蒙古軍隊的屠殺掠奪，一再闡釋治國應“以敬天愛民為本”，長生應“以清心寡欲為要”的政治觀點。他勸誡成吉思汗釋放“驅口”，尊重漢地習俗，重視農業等等。成吉思汗指令耶律楚材將談話記錄下來，說是要傳給他的子孫。這說明成吉思汗對漢法開始有所重視。邱處機離去後，耶律楚材也多次向成吉思汗進言采用漢法。由於忙於征戰，成吉思汗無暇考慮怎樣有效地治理統治區，因此，耶律楚材最初並沒有得到重用，但成吉思汗晚年曾對窩闊台說：“此人天賜我家，爾後軍國庶政，當悉委之。”這為窩闊台後來采納耶律楚材的漢化政策創造了有利條件。窩闊台時期，耶律楚材參照漢法，建議軍民分治，建立賦稅製度，廢除屠城舊製，漢化取得初步成果。
忽必烈受過很深的漢文化教育，在爭奪汗位和統一全國的殊死爭鬥中，又得到漢族知識分子的大力支持。這使他深深認識到漢法維護對其統治的重要性。忽必烈即位後，在全國推行漢法。具體而言，忽必烈在初期推行的漢法主要包括3個方麵。
1.定國號及禮儀製度
忽必烈之前的成吉思汗、窩闊台汗等都沒有紀元年號。忽必烈即汗位後，便采用中國傳統的年號紀年法，定年號為“中統”。阿裏不哥歸降後，改年號為“至元”。至元八年（1271）十一月，忽必烈采納劉秉忠等漢人文臣的建議，定國號為大元，設太廟，祭祀祖先，仿照宋、金朝禮儀製度製定節日、慶典的朝儀，將皇權提高到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
2.建立中央集權的官僚政治體製
在漢族知識分子的幫助下，世祖忽必烈參照宋朝製度，建立了一套中央集權的統治機構。中央設中書省，管理全國政務，其長官為中書令，下轄吏、戶、禮、兵、刑、工六部，處理具體事務；設樞密院管理軍事，長官為院使、副使；設禦史台，負責監察百官，長官為禦史大夫。除大都及附近地區由中書省直接管轄外，其他地方設行中書省，簡稱“行省”或“省”。各行省下轄路、府、州、縣，分設總管、知府、知州、知縣。從加強中央集權來說，元與宋的統治機構是一脈相承的。但宋朝的製度在加強皇權的同時，重點在對地方的防範；元朝的製度在加強皇權的同時，還讓地方機構發揮積極作用。元朝行省製的確立，是中國曆史上地方行政機構的重要改革，對以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明代雖改行省為布政使司，但習慣上仍稱它為“行省”。今日之省，也是由元代行省製度演變而來。
3.重用儒士，尊崇儒學
蒙哥汗時期，忽必烈奉命管理漠北漢地。他開始廣泛延攬天下儒士，谘詢治國方略。這樣，許多懷才不遇的漢族知識分子如竇默、姚樞、許衡、劉秉忠、郝經等，紛紛歸附忽必烈，為他出謀劃策。他們積極地用“以儒治國”的思想來影響忽必烈。劉秉忠向忽必列灌輸“以馬上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天下”的儒家思想，同時又進言“孔子為百萬師，立萬世法”，應尊崇孔子。姚樞向忽必烈提出建立學校、重視儒學、培育人才的建議。郝經提出“行中國之道，即為中國之主”等等。忽必烈都一一采納了這些建議，並重用了這些儒臣，如劉秉忠官拜光祿大夫；竇默官拜大學士，累贈太師和魏國公；郝經、姚樞等都被封高官厚祿。
漢化與反漢化
忽必烈早期對儒學有很大興趣，但體會粗淺。後期在理財問題上與儒臣發生分歧，他便認為儒臣不識時務，漸漸疏遠了他們。蒙古舊貴族趁機掀起了反對漢化的高潮。從忽必烈後期到元朝滅亡，漢化與反漢化的鬥爭十分激烈，其中在兩個事件中表現得最為突出。
1.太子真金之死
太子真金是忽必烈的兒子，深受漢文化的熏陶。真金為燕王時，由王恂講解儒學的三綱五常和治國之道，許衡講經史。至元十六年（1279）十月，真金開始參與政務。他選用了許多儒士為幕僚，以“仁”字治國，凡是擾民的苛治，一旦聽說，即刻廢除。他對阿合馬、桑哥等舊貴族視若仇人。因此，真金的仁政招來了許多仇視漢法、堅持蒙古舊製的守舊勢力的反對。在忽必烈晚年，他們離間忽必烈和真金的父子之情，使忽必烈懷疑太子真金陰謀奪位，便嚴厲追查。太子真金在憂懼中死去，漢化受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