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首先到了台灣——舊中國遺留下來的文化根基深埋其中的一片樂園。這裏可否接受她，容納她呢？還會否有她的一席之地呢？
有肯定是有的，因為她是新文學當之無愧的祖師奶奶。可是，嫉妒與惡語中傷的文藝界人士容不下她。一個年齡比她還大的女作家，因為害怕她的重返文壇會動搖自己的地位，寫文章嘲諷她是過了氣的老人，古董，不該再度出山。她在這裏，首先得到的不是熱心讀者的歡迎，而是台灣狹小文學空間中文人相輕的輕慢刻薄的詛咒。看來，在台灣，上了位的文人騷客裏，也有人並不是什麼良善之輩，否則輕易上不來。即使美國人出於她作品的文化局限性和商業價值方麵的考慮，而不接受她的英文作品，但最起碼打開天窗說亮話。可是華人的世界呢？又是另外一番爾虞我詐，翻雲覆雨的景象。她見到的還少麼？她筆下的曼茵父親那樣的人，終究是絕跡不了的。
她在香港與台灣之間兩地奔走，狼狽地寄人籬下。文人自來清高，但她現在連清高的資本都沒有。正如凡·高死後才出名一樣，她也隻有在死後，才給出版商們留下近億元的經濟收入。文學作品得到社會最終認可，經受住重重考驗的時間遲滯性，使古今中外任何真正的文學藝術大家，沒有在生前過得十分富足的例子。如果你富有，你反而成不了最偉大、最優秀的作者。
但她考慮的不是這些，而是丈夫賴雅的病。想給丈夫治病，她就需要賺錢。小時候她並不缺錢，缺少的是愛。如今，為了這唯一水乳交融的親情和愛情，她可以承受經濟的重壓，而且一向承受得住。無論當初對胡蘭成，還是現在對賴雅，隻要男人給她一個與子偕老的希望和信心，她就不惜用終日勞作的辛苦換取的廉價收入，來支撐起兩個人生活的屋脊。可是，她並不是宋靄齡，不是女商業巨頭，她是張愛玲，一個女文人。文人一向收入不固定，在純文學與生計的雙重壓迫下，過著不知被什麼所奴役和囚禁的悲苦生活。但她可以承受，不留一滴脆弱和不值錢的眼淚。
然而當得知丈夫再度中風，卻沒有足夠的錢買回程的票的時候，她卻流下了悲慟的淚水。這裏麵有屈辱，有不甘妥協和敗陣的倔強，更有對生活深深的失望和對丈夫無盡的思念、牽掛的重壓。無奈之下，她隻得打算先到香港，賺一筆錢之後再回美國，好為丈夫治病。
她接手的第一個任務，是為宋淇所在的電影公司編寫電影《紅樓夢》的劇本，一旦被采用，可以得到近兩千美元的稿酬。她想，這些錢也夠我跟賴雅在美國開銷一陣子的了。於是傾力寫作，從早上十點一直寫到淩晨一點，經常為了寫作而累腫了手腳。這時她的身體健康也是每況愈下，卻還要承受一個作家巨大的、耗費心力的工作量。然而她全然不顧自己的病痛，每當一想到丈夫熟悉的身影，周身就仿佛被上海公寓裏的小電火爐烤得通紅溽熱。
有時，她寫著寫著，在昏黃的燈光下，會突然感到眼睛一陣灼痛。起初她並沒有在意，揉一揉眼睛便又開始爬格子。實在受不了，就閉目養神幾分鍾，還是繼續工作。正因為她對自己身體的疏忽和不經意，她患上嚴重的眼疾，眼部因潰瘍而充血。她自己心裏清楚，這跟她的重重心事和工作壓力有關。她實在是太操心了，實在需要在一個溫暖緊實的臂膀的簇擁下，美美地睡上一覺了。然而不行，她年老的丈夫需要她帶回錢去。
麵對人生的義務，確切地說，是對愛情和婚姻的承諾，她隻能夜以繼日，不顧腫脹疼痛的眼睛，不顧眼疾的惡化，繼續著艱難的創作之路。可是這樣辛苦打造出來的作品，居然由於宋淇沒有審批權，而被束之高閣，供奉起來了。
這使她在經濟上陷入極端的境地，連買副眼鏡的錢都沒有，更何況是她平時最喜歡的衣服。由於長期坐著，她的腿經常是在水腫狀態，但她想買一雙大一點的鞋子穿的願望，竟最終不可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