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湊巧的是，賴雅有一筆欠款，正接受聯邦調查局特派專員的調查。特派員來到他們家，板著臉孔，按部就班地履行法律規定的程序。他們走後，賴雅歉意地對愛玲說，希望他們不要破壞了你的好心情。雖然丈夫欠了一屁股債，愛玲還是單純地為這次難忘的生日暗自欣喜。她沒有像一般的女人那樣跟賴雅賭氣，吵鬧，而是與丈夫一道，將探員們哄走了。他們一起下廚房，做了一些肉，青豆和米飯，吃過之後，又一起去看了一場喜劇電影，兩人都笑出了眼淚。可以說，跟賴雅共同生活的這段日子，愛玲學會了他的豁達、開闊的心胸和孩子氣般的童真，和獨屬於文人的、單純的、及時行樂的生活態度。恰巧她也是一個並不排斥追求享樂的女文人，他們便一道開心，一道戲耍那些貌似認真的，斤斤計較的政府官員，不放棄生活中一切可以捕捉快樂，尋找笑料的機會。看完電影，他們迎著蕭瑟的秋風，步行回家，把剩飯又吃了一些。
睡覺前，他們靜靜地坐在床頭，愛玲對賴雅說：這是我平生最快樂的一次生日。她臉上帶著笑，話音中卻傳遞著一種無奈的深切的淒涼之感。真的在她的生命曆程中，連這樣的一次生日都沒有過過嗎？她的目光仿佛在回答他：是的，在遇到你之前是這樣的，所以我要感謝你給我帶來的這一切。
他覺得她真是太可憐了，簡直跟自己一樣可憐。
愛玲自幼在大都市長大，不適應鄉下小鎮的生活。她總是懷念著過去大都市裏的繁華景象和熙攘的人流，而且，她覺得在大城市，會得到更多一展才華的機會。於是，她屢次同丈夫商量，遷居到大城市裏去。但賴雅卻一度不願放棄小鎮安閑舒適的生活，但他畢竟已經到了可以為妻子考慮和著想的年紀，於是順從了她的意思，同意遷居到亨亭屯的哈特福利基金會，雖然這裏也是一個文藝營。他們在1958年7月的時候收到了錄取通知書，並與11月搬到了那裏，住了半年的光景。
創作是需要生活源泉的，長期遠離生活的文藝營對創作也有不利的地方。為了不影響對文學素材的挖掘，他們又計劃遷居舊金山。
頻繁的遷徙，並沒有阻遏愛玲的文學之夢。
第二年年中，他們乘坐朋友們為他們送行的小車，來到舊金山。在這裏，他們選定了一個住處，是布什街的一間小公寓，每月租金70元。賴雅甚至還在附近找了一間小辦公室，作為自己的創作工作室。
但愛玲再沒有寫她滿意作品的時間和精力了，雖然她依然高產，但都是為了賺錢而作。商業性劇本耗費了她大部分光陰，多半來自香港宋淇夫婦下達的寫作任務，另外還有麥加錫的翻譯任務。另外，賴雅每月還有50美元的社會保險，加上少得可憐的版稅，他們的生活還可以安定地維持下去。
然而文學夢距離愛玲仍有萬裏之遙，這是最令她難以釋懷的。
片刻的小小歡愉對愛玲而言，也隻存在於她跟賴雅兩個人之間。她還是和小時候一樣，隻對最熟悉，最親近的人才會敞開一點心扉，而對於外界的其他人，她寧願與他們隔絕，才能體會到自己和世界之間物我兩忘的真正幸福輕鬆的時刻。
賴雅感覺她很孤僻，其實是在美國這段歲月的不如意給她帶來的深深的自卑感使然。他永遠忘不了，有一次，他的一個朋友送給他一隻山羊作為禮物。狡黠和孩子氣的賴雅，經常同妻子開玩笑。這次，他又使出了他幽默的小把戲。他對愛玲說，有客人來了，你需要出來見一見。愛玲背對著他，坐在書桌前的椅子上，並不回頭，隻是低著腦袋，默默地發呆，然後對他說，我誰也不想見。於是他走過去用雙手扶住她兩隻胳膊，將她從椅子上弄起來，她卻跟他擰著，掙脫他，仍舊坐到床上，不肯出去見客。他隻好也坐在她身邊，勸了她好久，問她：哦，你為什麼不想出去見見外麵的陽光和我的朋友呢？你該開心一點。
最後，他看到愛玲仍舊是一副自我封閉的樣子，便隻得實言相告：我說的客人隻是一隻羊。
她這才抬起頭，用疑惑的眼神問他，真的嗎？於是他又拉起她，推推搡搡地將她弄出屋子。賴雅不明白，妻子為什麼如此沉溺於自己的世界呢？也許他明白愛玲在文學上的不如意，但他還是感到，這個東方女人的戒備心理，真是一種怪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