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在革命話語中，男女之情並不是完全沒有，但是，男女之情的表達也是受勞動美學左右的。
孫犁的小說《正月》裏多兒對德發的革命愛情不是通過花前月下、卿卿我我來表達的，而是通過勞動來表現的：
“娘幫他漿落線。她每天坐在機子上，連吃飯也不下來。……挺拍挺拍，挺拍挺拍，機子的響動就是她那心的聲音。
‘這真是幸福的勞動。’”
這真是幸福的勞動。請讀者注意這句話，孫犁是一個多麼敏感的作家，他的這句話可以概括一個時代的美學觀念和價值標準。勞動不僅是美的源泉，還是價值的源泉——它讓一個人美麗也讓一個人幸福。
資本主義時代，無產階級勞動越多，其被剝削也就越多；而社會主義時代，消滅了剝削之後，消滅了為資本家、地主創造剩餘價值、地租的異化勞動之後，新的勞動關係使得勞動成了人的第一需要，它不再是被迫的，它不再是階級壓迫和剝削的工具，相反它成了無產階級實現自己的價值的最重要手段。在新的生產關係中，是無產階級通過勞動實現自己的價值，而不是資產階級、地主階級通過勞動實現剝削。
從這個角度，我們理解無產階級革命敘事中，著裝必須以勞動為中心，著裝必須凸現勞動美的要求，就一點也沒有困難了。因為在無產階級看來，剔除了勞動這個因素，一切美變成了無本之木，或者說出了勞動美，世界上無產階級沒有更高的美學要求。
這兩個小說可以讓我們理解，在革命話語中，個人生活，進而個人的感情生活是沒有地盤的，也因此，著裝也不是個人性行為，而是革命大眾的“革命行為”了。
不過這種情況在20世紀80年代末有個改觀。1982奶奶鐵凝發表了小說《沒有紐扣的紅襯衫》。這部小說實際上是以功利主義著裝美學為靶子，批判了著裝上的“勞動美學”，強調了著裝上美學趣味的個體性和純粹審美性，小說發表以後受到社會的廣泛好評，次年被拍成了電影。小說中的中學生安然僅僅因為穿了一件沒有紐扣的紅襯衫便失去了被評為“三號”生的資格。但是，安然並沒有屈服，而是堅持了自己的個性：她自己給自己定“三好”生的標準，自己評自己為“三好”生。這個小說的敘事方式是對革命敘事的一個反動。這種敘事策略實際上是上世紀80年代新啟蒙敘事的總體策略。它非常類似上世紀20年代“五四”文化革命之後，中國現代文學所采取的策略——那個時候“五四”文化幹將通過“愛情”題材來表現個體解放、人性解放的20世紀初啟蒙文學總主題。現在，在20世紀末新啟蒙大潮中，作家們則通過比較委婉的方式，衣著的美學變化（個性主義追求）來委婉地展現對個體文化的追求。
和鐵凝走在一條路上的作家很多，較早的有劉心武，此後蔣子龍等也參與進來。蔣子龍的《赤橙黃綠青藍紫》》鍋碗瓢盆交響曲》等表現的也是這樣的主題。他們都強調生活在勞動之外的豐富性，人性在勞動之外的複雜性，強調人性的個體性要求以及由此而來的生活的多樣性要求，等等。
二 知識分子的身體
趙樹理小說《李有才板話》中，貧農李有才這樣描述一個反麵人物的肖像：鬼頬眼，閻家祥，眼睫毛，二寸長……在李有才這樣的人眼裏，眼睛細，睫毛長的人是壞相。閻家祥是什麼人呢？它是閻家山的“知識分子”，上過師範學校，畢業回來做了山區小學的教員，也因為他是知識分子，所以，據說有一肚子“詭計”，小說中以李有才的口吻，說他有一肚子“肮髒計”。這是1943年。
不過這種邏輯到1986年張弦的小孩所《焐雪天》中，就反了過來，《焐雪天》中，知識分子杜葆坤同樣在小學裏做教員，但是他的長相卻非常周正，在女人素月的眼裏是“這麼個好男人，有學問，正派，一表人才的男人”。從中可以看到，中國現代作家對知識分子的想象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知識分子的地位和勞動者的地位正好轉換了過來。《焐雪天》中，另一個勞動能手曹炳康，他會做電工，會修拖拉機，會做木工等活，但是，作為莊稼漢的他卻是獐頭鼠目，“他人長得難看，大扁臉揚著，厚嘴皮咧著，七歪八翹的黃牙呲著，金魚眼色迷迷地斜著。”⑧在1986年，張弦已經意識到知識分子代表了知識，而知識才是解放的前提、發展的動力，這個時候，張弦開始試圖確立知識分子的優勢地位——他首先給知識分子安上了一個比較好的外表。
張弦是一個創作期跨時很長的作家，他的創作橫跨20世紀50年代至20世紀90年代，前後40餘年，變化很大。從50年代的《上海姑娘》到80年代的《焐雪天》《被愛情遺忘的角落》等等，個中變化可謂天翻地覆。50年代的張弦，隻願意讓他筆下的主人公穿工作服，《上海姑娘》裏對服飾的描寫我們已經在上文提到了，他的另一篇小說《苦惱的青春》也是如此。李蘭對郭進春的好感竟然是從郭進春的工作服開始的，郭進春因為一身工作服（象征勞動）而讓李蘭一見鍾情——這種描述今天的人看來會非常可笑，但是，在上世紀50年代確是革命敘事的正途，那個時候革命的敘事者都相信，隻有在勞動中和通過勞動建立起來的愛情才是有意義的，也隻有這樣的愛情才是革命的愛情。
事實上，服飾的問題我們應該是在上一節中討論的，現在還是讓我們回到這一節的正題：長相。1986年的張弦已經不像當初1943年趙樹理那麼小瞧知識分子，把知識分子看成是革命的絆腳石甚至革命對象了，張弦已經能給知識分子正麵的麵相了。但是，張弦對知識分子這個還是不放心的，他對知識分子的能力依然持懷疑態度。
《焐雪天》中知識分子杜葆坤和莊稼漢曹炳康之間命運的對比很能說明問題：杜葆坤除了教書以外一無是處，當初大鍋飯的時候，他有一份國家工資可以支撐家裏的門麵，盡管不能讓他富有，卻也能讓他高人一等，他可以維持一份體麵的生活，而不用下地，他甚至娶了漂亮得讓曹炳康眼紅的衣服素月。但是，他除了死教書什麼都不會，一旦分田到戶，各自發家，他就顯得落伍了；與之相反的則是曹炳康，他是個能人，先是栽杉樹苗發家，而後是開修理鋪致富，最後成了鄉裏企業的經曆。他們之間最大的諷刺詩，當初杜葆坤的老婆素月是絕對瞧不起曹炳康的，但是最終，當曹炳康富有起來之後，素月卻神使鬼差地投入了曹炳康的懷抱，她盡管為自己和曹炳康上床而後悔和苦惱，但是卻樂此不疲，甚至要了曹炳康的金戒指。杜葆坤知道真相之後，氣急敗壞，寫了告狀信，要狀告曹炳康，這個時候鄉裏來勸他，最終，杜葆坤靠著放棄上告（曹炳康）而獲得了鄉裏的職務，成為“鄉幹部”。
《焐雪天》實際上是一個“知識分子”和“莊稼漢”的命運對比，表麵上看，是重複了《十日談》式的嘲笑知識分子、歌頌莊稼漢的故事。但是，如果放在中國20世紀革命（文學）敘事的曆史中，我們就會發現，同1943年之前的趙樹理相比，張弦對知識分子的態度已經有了巨大的變化，他已經不再嘲笑和憎惡知識分子，而是同情其命運、衰憐其不爭了。趙樹理對知識分子是絲毫沒有好感的，他甚至沒有認識到知識對人類進步事業、革命事業的重要作用。
當然，張弦還沒有找到20世紀初“五四”啟蒙知識分子那種自信，那個時候中國知識分子是以大眾導師的身份進入文學創作的。“五四”之前梁啟超提出要用小說來興一國一民，“五四”來臨，中國啟蒙知識分子更是自覺重任在身，他們以啟蒙者自居，以開啟民智，啟發新民為己任，那個時候中國知識分子是自信的（這種自信和中國古代儒者酸腐的清高是不同的）。但是，從上世紀40年代開始，無產階級占領了文學舞台，無產階級革命敘事成為文壇主導，知識分子不再被看成是中國社會進步的動力，他們甚至被看成是中國社會革命的障礙，進而在上世紀50年代之後，他們還被看成是社會革命的對象——他們普遍地被要求接受精神改造，自覺地接受工農再教育。這種狀況直到上世紀80年代才有改觀，知識分子重新找回了自信，但是這種自信就像張弦小說所表現的那樣，是非常不充分的。他們僅僅是直覺上感覺到自己是“好人”，是正麵人物，但那時，還沒有自信到認為自己將是未來社會發展的主導力量的程度。張弦對杜葆坤命運的理解可以清晰地顯示張弦對知識分子身份的這種社會性認識的有限程度。
三 勞動者的體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