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天，團長關玉衡在外校閱，聞訊後趕回。次日再次審訊。關玉衡目光如火，上下打量著中村：中村中等身材，麵方而多髭須，身著深灰色棉褲、棉襖，外罩俄式皮製夾克，頭戴三耳火車頭式革製皮帽，上套風鏡一副，腳登短筒皮靴。在審訊中，中村的態度傲慢自大，自稱是“大日本帝國陸軍大佐”，蠻橫暴躁，以不會中國話為由企圖推卸間諜罪責。關玉衡就改用日語審訊，中村從衣袋裏掏出名片一張，上寫“日本帝國東京黎明學會會員中村震太郎”。關玉衡指著他站立的軍人姿勢說：
“你是軍人！”
中村腦袋一歪：“是的，但我是退役的陸軍大佐。”
另一個日人叫井杉延太郎，也插進來說：“我們都是軍人，中村是陸軍大佐，我是曹長（上士班長），現已退役，在紮免采木公司工作。中村指派我做助手。”
關玉衡點著桌上的地圖問他：“這些曬藍紙俄文地圖是從哪裏來的？”
“我不知道。這些地圖都是由中村自己掌握，我不管。”井杉說，“中村不認識俄國字，用時就叫俄國人看。俄國人不會說中國話，隻會日本話。”
再對中村訊問，中村脖子一梗，望著窗外，什麼也不說。
關玉衡肯定中村是間諜無疑，但如何處理卻又犯難。於是華燈初上時，他將各官佐召集到團部大軍帳內，問大夥：“對這個案情有何見解？”
首先發言的是第一營營長陸鴻勳和副團長董平輿，二人都認為秘密處死為好，理由是本區已向駐沈陽各國領事照會不保護外國人來墾區遊曆。他倆挑頭一說，屋裏炸開了鍋：有的說弱國無外交，一經暴露，定會被日本政府要回去，更會派間諜來破壞；也有主張放他走，在路上幹掉他；更有的說在剿匪職權上也應該行使緊急處置權。關玉衡綜合大家的意見，提出：“我主張明正其罪行，公開處置。”有幾個人就舉起煙袋鍋子直擺手：“團長你這是自找麻煩！”
“那就這樣吧，”關玉衡又想出一招，“咱再審他一次，掏出他的口供咋整都好說。”
於是，中村又被帶了上來。誰知剛一審訊，這家夥不僅蠻橫如故，更加野蠻凶狠，竟扭動身子與官兵格鬥起來，關玉衡被他一攪，也急了，大喊一聲：“捆倒了打！”被激怒的官兵則要上前去，不料中村又使出了武士道拳腳，掄著胳膊大喊大叫。關玉衡刷地抽出戰刀：“你再不老實，殺了你的頭！”中村這才收回胳膊，停在那裏咻咻喘氣。訊問過後，關玉衡就令其在筆錄上畫押。這家夥又借機和官兵廝打起來，憤怒的士兵一擁而上，對他拳打腳踢一頓，誰的槍把子在他頭上點了一下，中村便暈倒在地。陸營長抹了一把頭上的汗，說：“像這個樣，隻有采取秘密處死了。”
關玉衡也同意：“三連長，四連長，把中村等四名間諜犯，一並拉出去槍決！”
兩個連長得令，拖著間諜就往外走。為嚴守秘密，關團長派團部中尉副官趙衡為監斬官，押赴後山僻靜處所執行，連同行李、馬匹，除重要文件呈報外，一律焚毀滅跡。執行時已是午夜１２時３０分。天亮後，關團長攜帶所繳獲的間諜證件和證物等馳赴興安屯墾區公署向代理督辦高仁紱報告處理中村經過，同時他在興安區防地擬就快郵代電連同間諜文件、證物，托新授團長職的苑崇穀，去北京晉謁張學良時一並轉呈。
“九一八”消息傳到北平
張學良正在北京協和醫院養病。幾經斟酌，他回電關玉衡：“妥善滅跡，做好保密。”
日方在８月初才覺察出中村的“失蹤”。於是日方在華報紙紛紛登出“中村震太郎入蒙遊曆失蹤”的報道，在交涉上也一天緊似一天，最後公開揭示說：“聞中村震太郎入蒙地攜帶鴉片和海洛因，為興安區土匪殺害。”並向東北長官公署榮臻參謀長提出抗議。榮臻不明底裏，在日駐沈陽領事林九治郎詢問時，便含糊其辭。
林九治郎便強硬地丟下一句話：“誰殺害的，由誰償命！”日本在東北的報紙於是大噪，每天報道中村為興安區胡匪隊伍殺害；旋又公然指名為第三團團長關玉衡的士兵所為，甚至在報上編造說：“第三團官兵為搶劫鴉片、海洛因而害人越貨，必須把關玉衡槍決抵償，並著該區賠償一切損失。”興安區當局對日本的誣蔑也不得不予以駁斥：“查本區自成立伊始，東北長官公署即已向駐沈陽各國領事照會在案，謝絕到興安區參觀遊曆，因保護難周，不發護照，凡私自入於該區而有意外發生時，該區概不負責。”
日人哪裏肯依？不僅日本浪人在沈陽滋事尋釁，日本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更是到處煽風點火，要求親自到興安區勘察。長官公署勸了多次無效，隻好允其前往，並派了一名姓鐵的參謀同行。興安區得到情報，三個團在農隙訓練之際，調齊隊伍，嚴陣以待。土肥原一到白城子車站，就有士兵上去檢查驗證後才放行。土肥原越走越覺得不對頭，心頭發虛，到了屯墾公署時竟要求派兵隨行保護。高仁紱總辦斜視著土肥原，當啷一句：“本區尚無此例！”把土肥原噎了回去，他隻得與鐵參謀向葛根廟出發。每走一站，都有關卡盤查，他看到部署森嚴，料想到佘公府不會順利，就對鐵參謀說：“關玉衡魯莽得很，回去吧！”土肥原之所以要到佘公府，是想收買蒙古人為他尋找中村的屍骨。然而，蒙古人無敢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