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心靈方麵的看法，最有力的貢獻或許是你得選擇自己的上帝概念。在人類曆史上從沒過像今天這樣，世界各地的人們享有如此廣泛的自由，創造他們關於精神性、宗教實踐和神聖的定義。如果我們的上帝不是我們父母認定的同一上帝，或我們的心靈之路與伴侶的不同；或如果我們沒有成功地找到一套讓我們感覺舒適和想要接受的宗教原則和理念——如此情況下，自由可能顯得有點兒緊張。但這提供了很多極好的機會去發展真正對我們有用的信仰係統，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道路。
對某些人來說，這或許聽起來有點兒奇怪，但我在衝浪運動找到了深層次的精神滿足。三十八歲時，我從紐約搬到加利福尼亞的威尼斯海灘，我那時正尋找一些能給生活帶來平靜的事情。開始衝浪時，我很受挫。很難不讓自我妨礙運動。我一直是個相當不錯的運動員，但在水裏的頭幾次我站在衝浪板上的時間甚至無法超過兩秒。我覺得很尷尬，沒耐心去提高。
我衝浪的精神之旅第一步，是把對自己的嚴厲判斷拋諸腦後。教練告訴我，誰都不會一夜之間成為衝浪專家。如果我有意識地接納自己是一個初學者，帶著好奇心、激動和嚐試新事物的期望，就會放鬆多了。擔心自己看起來像傻子會妨礙我們冒險，尤其在三十五歲之後。但當我們因為害羞而遠離新鮮事物，遠離具有挑戰性的體驗時，隻會限製自己。
一旦我進入到水流裏，馬上喜歡上了衝浪。當我漂浮在水麵上時，其他事情變得都不重要。波浪每刻都在改變，因此我沒有選擇，隻能一直專注於眼前正在做的事情。我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關注眼前。我慣常的賽跑想法停下來了，進入了冥想的狀態。而且，我發現衝浪為生命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象征：有好的日子和糟糕的日子，但無論是失控還是盡在掌握，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另一個波浪總是在途中。
我發現，即使認真地進行精神追求，也不一定能立刻得到問題的答案。不可能在兩次衝浪或十次瑜伽課程後，或是拜訪寺廟或教堂一個月後獲得啟發。提醒自己，為什麼這些努力被稱為“實踐”而不是“速效措施”——這意味著它們需要花時間去掌握，這對我們的思維習慣和全麵幸福感會產生長期而關鍵的影響。
瑪麗卡·喬普拉，三十八歲，是國際著名暢銷書作家、自救專家迪帕克·喬普拉的女兒，從九歲起就堅持每天冥想。她是一個熱心、善良、切合實際的女性，有著明亮的棕色大眼睛，身材很苗條。作為擁有完全著作權的成功作家（《對孩子的100個承諾》、《孩子的100個問題》、赫芬頓郵報博客），瑪麗卡是古怪和魅力的完美結合體。
不熟悉她的人可能認為在這麼多年專注的精神性實踐後，她已經獲得了啟迪，或是某種超凡脫俗的方式。但她是一個真實的人——一個妻子和兩個孩子的母親，同時也有自己的工作，生活豐富而複雜，常常也和我們一樣有些掙紮。像其他很多女性一樣，她喜歡巧克力和可口可樂。
瑪麗卡覺得很幸運，能在小女孩時就能從練習超脫禪定法中受益。冥想幫助她創造大腦的平靜和減少壓力。但她強調，和生活中其他一切好的東西一樣，它要求紀律。在三十出頭時，她經曆了類似身份危機的過程。她喜歡成為一名妻子和母親，但發現自己想要更多職業化的身份，渴望與著名的父親有所區別。通過禪定超脫法，她做了一些個人探索，建立了一個很好的網站intent.com，現在仍在運營。
瑪麗卡繼承了父親從三十六歲開始的精神性傳統，也要求她的女兒們冥想。她根據她們的年齡設定了打坐的時間——五歲時冥想五分鍾，九歲時十分鍾，等等。現在她們長大了，可以自己選擇，她們很喜歡冥想，能夠自由地選擇練習。瑪麗卡覺得這一精神性工作讓整個家庭團結得更為緊密。
我發現這個故事很吸引人，因為很多女性在中年時——包括我自己——容易這麼想：“哦，要是我從更年輕的時候開始冥想（或去教堂/寺廟，練瑜伽，或是我們喜歡的什麼別的），到現在我就弄明白生活了。”然而，就像瑪麗卡的經驗清楚表明的那樣，有積極的精神性生活能幫助人們緩解壓力，度過生活中的艱難時刻，但它並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或賦予我們魔力去超越生活的痛苦。同時，它能讓我們產生寧靜的感覺，產生相信一切事情都會好起來的信念，給予別人更多的同情——即使隻有兩分鍾——我們或許開始注意到靈性能給日常生活帶來更大的影響。
一束亮光
當我回憶自己對國家、環境，或生活的狀況感到沮喪的時候，認識到尋求其他女性的鼓勵是非常寶貴的。直到三十六歲，我遇到紮納比·塞比，一位短頭發、大眼睛的外國美女，我才真正完成走近靈性追求的過程。紮納比在二十出頭時建立了女性互助國際組織，這個公益組織向世界各個戰爭受害地區的女性——比如剛果民主共和國、阿富汗、蘇丹提供資金和郵件支持——以便這些暴力受害者能重建生活和自食其力。
我對紮納比的成就和她為世界女性的貢獻印象深刻，但真正讓我大吃一驚的是從她的回憶錄《兩個世界之間》裏了解到她生活經曆細節的那一刻。在這本書裏，紮納比講述了她怎樣在一個極端黑暗和困惑的時代裏，在一個曾經偉大的國家——伊拉克——成長起來的故事。作為薩達姆·侯賽因私人飛行員的女兒，她在巴格達受獨裁者監視的環境裏長大，盡管她的父母並不讚同獨裁者的暴力領導手段，但他們覺得有義務像侯賽因的朋友那樣行事，以便能確保家庭成員的生命安全。
紮納比按穆斯林傳統被撫養長大，總是覺得與神聖有一種聯係。實際上，她從十幾歲時開始每天祈禱，想象自己是一隻螞蟻，在真主麵前徹底的卑微和渺小。她對母親給予了她一堂超越宗教規則的、寶貴的精神性課程充滿感激。紮納比說：“母親過去一直告訴我禱告所需要的一切就是每天微笑。她告訴我發現真主無處不在：一朵花的芬芳裏，在灑到我脖子上陽光的溫柔撫摸裏，在毛毛蟲的美麗裏。”
當紮納比十九歲時，搬到了美國，準備和一個伊拉克人結婚。但她到了美國後不久，發現新婚丈夫有虐待傾向，因此離他而去，當時她沒有工作，也沒有錢。紮納比經曆了一場精神危機。她發現自己在華盛頓掙紮著勉強度日，與父母失去聯係，因祖國的戰爭飽受折磨。“我失去了自己的信仰，”她說，“我想，為什麼真主這樣對我？”
幸運的是，約一年後，紮納比遇到了阿姆賈德，一個慷慨、溫柔並有著深刻思想的巴勒斯坦裔美國人。他幫助她從第一次婚姻的創傷和伊拉克日益糟糕的問題中恢複過來，他說：“你隻對真主憤怒，因為你熱愛他。”紮納比知道他說到問題的關鍵了。
紮納比二十三歲時，和阿姆賈德結婚。他們建立了女性互助國際組織來代替蜜月旅行，因為他們覺得必須得對波斯尼亞女性在營地被強暴的境地有所回應。紮納比、阿姆賈德和一群誌願者在資金極少的情況下不懈努力，女性互助國際組織逐步穩定發展到今天，成為一個幾乎幫助了二十五萬女性、以援助和小額貸款的形式籌集了超過八千萬美元資金的公益組織。即使紮納比和阿姆賈德作為夫妻已經分開了，但他們仍然是很好的朋友。
紮納比解釋了兩次關鍵性經曆，為她帶來了作為成年人與自己心靈的接觸，加深了她的信仰，增強了她使世界變得更美好的決心。第一次是目睹母親優雅平靜麵對死亡的方式。當時紮納比二十多歲，母親死於肌肉萎縮性側麵硬化病，大家更熟悉的名字是葛雷克氏症。當身體狀況惡化時，她打結做成了一條毯子，每次請求寬恕時便打一個結。她也給認識的所有人寫信，告訴他們她多麼愛他們。“這意義深遠，”紮納比說，“她很好地應付了死亡。讓我更感激生活。”